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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其精英的落后,而精英落后最显著标志就是他们经常指责人民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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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执行主编

大不靠谱及经常掉线联合王国首代,乌鸦自行车队队长,帝国时代学术顾问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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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上帝并不够,我们还要国王  

2004-12-29 06:08:19|  分类: 狗嘴的借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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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有上帝并不够,我们还要国王



  誰也料想不到中國會有如此頻繁的話語體系轉換:1989年之前,李澤厚為代表的美學批判理論在官方意識/形態之外的公共領域建立了話語霸權;1992年鄧公南巡,一切向錢看,開始了經濟學家的話語霸權時代;經濟活躍了,人們開始注重自己的財產權益,於是,2000年前後開始,法學家們就在逐步排擠侵佔經濟學家的優勢地位。風水輪流轉,儘管2003年還被部分人稱為民權元年,有關法制、權利的話題還會繼續,但今天一種全新的話語霸權已悄悄滲透到了各個領域,——這是種流行而時髦的思潮,它試圖在中國今天出現的諸多問題中,抽象出這樣一種結論,中國引進西方現代一切思想成果都是不夠的,還得引進其文化,這文化不是別的,是基督教信仰。這種觀點認為,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母體,沒有基督教無法孕育出今天的西方文明,而不引進母體,便無法引進產兒。

  它來的比以往的任何話語體系都更有侵略性和滲透性,——法學家們在討論憲政時反復強調基督教對憲政的重要性,自由主義者們極力論證沒有基督教的基礎,就不會有真正的自由主義,就不會有真正的民主,而經濟學家也開始強調,沒有基督教,甚至市場經濟都不會有健全的發育土壤——青年經濟學者趙曉從美國短期考察回來後,認為中國市場經濟之不如美國,不在技術落後、不在資本薄弱、不在工廠沒有美國多,而在於沒有美國遍地林立的教堂。簡言之,中國若沒有基督教,便不會有自由,不會有民主,不會有憲政,不會有市場經濟,甚至,沒有基督教我們連真正的科學都不會有。

  我們已悄悄進入了基督教話語霸權時代。

  前些時候,華人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病逝,大陸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悼念文章裏,很少有將其作為傑出經濟學家來追憶的,多半是在讚美他是個偉大的信徒。不覺中,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很大程度上竟是“文化基督徒”的代名詞。今天論證沒有基督教就沒有某某的理論文章是如此之多,對前沿科學領域莫名其妙的撻伐攻擊越來越多,連雜文家、時評家們的文章標題上也大量冠以“敬畏”一詞,不消說,跟上這股時髦的潮流,可令人享受到一種智力上升錯覺的快感。

  毫無疑問,知識份子中“文化基督徒”群體的興起,一方面是中國社會發展,確實到了需要為現代化尋求精神資源和解決道德倫理困境階段,是對近百年對傳統文化嚴重破壞中斷的一種補課,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百年來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知識份子一直有追尋畢其功於一役的“速成大/法”的浮躁心理。

  馬克斯·韋伯在中國大陸的信徒從來沒有今天這樣多。有趣的是,一方面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們在恍然大悟後努力擁抱英美保守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思想體系,另一方面卻撲到馬克斯·韋伯懷裏,而後者顯然是被他們大加批判的歐陸心靈的典型代表之一。——當然,如果韋伯一夜之間醒過來,恐怕會拒絕承認這些人是他誠實的信徒,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僅是論述了歷史現象上新教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產生的聯繫,還不敢將歷史現象上的因果關係歸納為新教或基督教是現代西方社會制度誕生的必要條件,即使韋伯認為,惟有基督教文化才能產生資本主義,他也不會認為非基督教文化不能“學習”資本主義。而這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韓國和臺灣以及伊斯蘭文化圈中的土耳其已經給出了現成答案,如果嫌例證的說服力不夠,我們可以舉亞洲基督教程度最深的菲律賓來做個反證。

  顯然,韋伯的那一點點道理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放大誇張到了荒謬的地步。如果拿黃仁宇的《21世紀與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對比來看,黃將資本主義概括解釋為具備一系列完備技術體系(專利、複式記帳、保險、銀行等)的工商社會,顯然來得要遠比韋伯要高明。韋伯典型的歐陸心靈原本是今天中國知識份子批判清算的對象,而他的倫理決定論或宗教決定論(如果這種概括準確的話),顯然與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剛剛努力告別的經濟基礎決定論、生產力決定論是親兄弟。

  無疑,今天的西方文明如果抽掉基督教文明的歷史影響,將完全是另外一種面目。但基督教之于西方文明,是一種共生資源,是鮮明的胎跡,而非簡單的催生關係,一如中國儒家文化成為東亞模式資本主義的共生資源一樣。

  從西方文明中抽象出的諸如市場經濟、誠信、自由主義、憲政乃至科學等概念,是否基督教是其產生的必要條件?認為沒有基督教就不會在中國實現上述目的的文化基督徒,沒有一個人能證明這一點。尤其是,作為後來者,學習現代西方文明的一切成果,使之真正生根,總要面臨如何本土化結合的問題,是必須要與本土傳統文化的精神資源相結合的。

  看上去,基督教是今天中國可以包治百病的“速成大/法”,但包治百病的“速成大/法”在具體的領域上往往是很低效的藥方。譬如趙曉沒有基督教中國不但孕育不出而且還無法學得健全的市場經濟論。如果從中國古代從來沒有民法,更無財產保護概念這個角度來論說市場經濟,來得要比基督教倫理角度效率高得多也直接得多。甚至,從中國上古時代延續下來的玉文化和中國本土天然缺乏貴金屬資源充任貨幣來說,也比這個角度要成果得多——中國到了明代才將白銀作為貨幣,而且是銀銅同為貨幣,這比西方晚了兩千年。就做一道證明題來說,趙曉的解題思路是完全失敗的。他根本無法推理出基督教或其中的某一分支是實現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按照趙曉的思路,拿日本做總結物件,總結同樣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沒有東亞的人情倫理,就不會有資本主義,也不會有市場經濟。這種思維方式,是透過一根麥管打量資本主義。

  也許,可以包治百病的“速成大/法”是種無法抗拒的誘惑,然而,作為社會最主要智力貢獻者的知識份子,必須抵抗這種智力偷懶的誘惑。迷信上帝可以包治療百病,不但是對自己的智力失去了信心,也是對自己內心向善的意志和操節失去了信心,更不消說,基督教不再是宗教,而是被當成了一種便宜的工具,這種乞靈在過去的近百年間我們曾如此熟悉——我們曾乞靈於某意識/形態、乞靈於某政黨。我不知道中國今天的文化基督徒心中是否有個未稱說出口的聲音,就是呼喚全社會體制化的基督教,在我看,這個被呼喚的對象也許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的摧殘來得比任何暴/政都更劇烈。

  從今天談論最多的憲政在英國的起源來說,不但起過巨大作用、打下深刻印記的基督教是極端重要的,國王也同樣是重要的,甚至共和、民主在英國的誕生統統離不開貴族的存在。英國憲政制度的發軔當前推到十三世紀的《大憲章》,看不出其與基督教有什麼關係,倒是可以推論,如果英國沒有國王和貴族,那《大憲章》便不會誕生。如果歷史催化因素是中國這樣的學習者必須一併引進的,那麼,中國要有真正的憲政,不但得需要上帝,我們還需要一位國王,不但需要國王,還需要貴族。

  還不僅止於此,僅從現行的憲政制度架構來說,似乎英國制度也是最完美的。拿今天常被作為憲政典範的美國相比,它有個兼聖公會領袖的國王,世襲的國王是最高象徵,最高大/法官由國王任命並向國王宣誓,而美國中立超越的大/法官則由政黨政治下的總統任命,他卻常碰到要裁斷事關總統的訴訟,如何保證法官的獨立性和不受政黨政治的影響?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來說,這種構架的危險和漏洞時時存在——從制度構架上來說,有一個政黨政治之上同時又是宗教領袖的君王,之于憲政似乎比上帝還重要。

  事實上,國王的重要性還不止于憲政,——公共知識份子在哀歎中國轉型期道德淪喪、價值失序已非一日,總結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比之歐洲,壓根就缺少精英文化和道德楷模的貴族傳統和精神。現在好了,2004年2月,新貴張朝陽、潘石屹們參加了一個被媒體報導為尋找中斷的貴族記憶的宴會——他們身著盛裝端著紅酒仰望夜空摩拳擦掌準備擔當這一偉大重任。但是啊但是,把這些有錢、有文化、有志向的人定期集合起來,一身名牌在花枝招展的模特中間站上四個小時,顯然不足以要他們日後始終保持上了層次的率先垂范的貴族狀態。要使之名正言順、理直氣壯,最簡單的辦法當然是有個國王給他們授予爵位,再不濟,給個太平紳士的頭銜也不壞。

  是了,如果中國的現代化,上帝是個不可缺少的要件,憑什麼說,我們就不缺一個國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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