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在实行兵团制的地方是新疆。它的行政司法经济户籍完全独立地方，它的子民兵不兵，民不民，工不工，农不农。１９７５年时，因为经济困境，兵团被划归地方，１９８１年重建，现是中国旧体制残存的最后一个怪胎。
　　兹举几例，现在未对土地实行承包制的惟有这里，这里１９９５年开始的承包是土地一年一包，种什么不种什么是兵团规定的，所有生产资料是指定从兵团那里购买的，土地的平整等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是兵团提供的，以个人名义到当地银行的贷款是必须直接转到兵团那里的，作物的收获，是按照兵团指定价格只能卖给兵团的，名义上，兵团是免费把土地租给农户的，但统购统销，使农户守着最广阔最肥沃土地干一年，大多数人无所得。
　　这里现在还保留着职工开集体大会的习惯，传达落实党和政府的各种文件精神，每年至少４次。
　　这里是对内地新移民敞开大门有优惠政策的，而且是鼓励生育二胎的，当年我父母是从内地往这里逃难，现在是兵团的人不断向外逃难。
　　如果当年我的父母没有举家迁往内地，我要么去辛苦包地，要么去外地打工，当年的同学，没有从这里读书出去的。

　　也许是感情的因素，我总以为，这里原本就该是中国最美最富饶的地方。

　　南方人大都没见过地平线吧。

　　所谓故乡，就是找不到刻骨记忆的物理证据的地方。


　　　　农七师１２４团最繁华的地段，建筑全变了，人全变了，似乎也远不如以前繁荣了

　　这个团的位置非常优越，紧贴着新疆最重要的交通干道，当时我们叫它乌伊公路，现在叫什么３１２国道

　　　团场与乌伊公路交汇处向东望，我以前喜欢在这里看路过的车辆，当时，这里路过的车比内地好多了，８０年代初，这里就可以看到奔驰重型货车，至于日本大货车，更是数不过来。


　　02团场于乌伊公路交汇处向西望


　　　团场大楼。以前这里有个广播站，当时的播音员是我同学的姐姐，现在，不到２万人的团场还有了电视台


　　露天电影院与30年前完全一样，当时它看上去和罗马圆形大剧场一样壮丽辉煌，不知道为什么缩水了近１０倍。


团场中心附近的民居，这里相当于北京的二环内


我当年的学校教室已经全部拆光，班主任早搬到奎屯去了。当时，每个连都有小学，每个营都有初中部，现在，只有团里才有学校，几十公里外的连里的孩子现在读书必须寄宿了。


　　这是新学校，地址在原学校的操场，难怪操场不见了。传达室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扶贫项目的字样。


电厂，这幢楼当时团场最高也是惟一的楼房，我为了爬这幢楼把头撞开了，现在是空楼


我小学同班同学的家和他开的洗车店


天山脚下是故乡


被废弃的二营营部卫生院。当年我差点出生在这里，因为我来此世界太急，我还是生在地窝子里，无福降生在这个医院。

兵团营级单位废除，此地原为二营营部。我记得这里有个大商场，玻璃柜台里有辆玩具车，我很没出息地跪在那里不肯走。



通往二营一个生产连队的大路


这是我7岁前呆的生产连队，当时这里有所小学的，隔壁是幼儿园，我妈在那当老师，所以我成天挨打。我家的房子已经不见了。当年的人，不是搬走了，就是死掉了。


还有人住在三十年多前的土坯房里。这儿在时间里停滞下来，被时间打磨成化石，供人凭吊。


这个团场有１５万亩地，绝大部分种了棉花，每到收获季节，无论老小全部到地里去拾棉花。这里的棉花至少在全国范围内质量无与伦比，每年都有人来抢购，但棉花必须低价卖给兵团，所以农工忙碌一年，大都只管了温饱。


我的同学侯老三在他的地里，他是少数能包地获利的人。



这片戈壁滩的土地也如此肥沃


团场去往生产连队的路边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现在已经看不到放牧的哈萨克人了。



天山北麓到处是棉田，但是兵团种棉者大都一年劳碌所得无多。


我当年的小学同学侯老三，当年是孩子王，现在颇具枭雄气概。为了能要孩子永远脱离在兵团被盘剥的命运，他的孩子四年级就被转到奎屯去了，现在，有条件的家庭，几乎都做如此选择。


这是与国道平行的输气管道，哈萨克斯坦的油气从这里输往内地。其实，新疆的油、气、煤、矿、棉等等资源，无不以廉价输往内地。在某些人看来，为了保住这块命脉之地，兵团成员世代为此作出牺牲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可能什么都不能改变

　　“丽江古城是座没有围墙的精神病院，里面都是全国各地的精神病人。”“张小三”（网名）和我沿着丽江古城外围的马路散步时说。
　　其实，在更多人眼中，张小三是才是精神病人。张小三是在丽江巨甸镇路西村完小支教的老师，与官方共青团组织的支教老师不同，除了学校管吃管住外，他在这个离丽江一百二十多公里的山沟当老师，没有一分钱收入，日常用度全靠以前的积蓄。今年三月之前，他是成都的一个小生意人，因为网上的一篇帖子，他和深圳长大、刚从剑桥回国的“纪晓岚”（网名）一起成了贴主的下线，被发展成支教老师。上线是两年来此的北京女白领郭丽。
　　和张小三、纪晓岚一起落户路西小学的，还有我在《凤凰周刊》的前同事张婷。张婷的上线并非郭丽，她两年前就有了支教的心思，偶然的原因，这三个人成了同志。
　　要让上一辈人理解他们并非易事，我老妈就在知道张婷支教后意外得近乎愤怒：她结婚了吗？结了。买房子了么？买了。那她开什么玩笑？难道就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一点责任感么？这些人啊，一点都不现实。的确，上一代人见惯了空洞虚假的道德榜样宣传，长期贫困和短缺的生活挤压，把他们塑造成最不相信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仿佛开了这个社会一个玩笑，受香港影响，颇有共产主义理想色彩模式义工组织，首先在最临近它的珠三角发展起来，很快蔓延到最开放的发达大中城市。在贫困山区，在汶川地震前线，到处是这些精神病人的身影。

　　丽江市巨甸镇，在当地有“小香港”之称

　　如果不是因为碰到休假碰到丽江采购生活日用品张小三和纪晓岚，我要看望老同事张婷要颇费一番周折。六点不到我们会合，搭乘预订好的小面行进两个多小时抵达巨甸镇，然后再转车走上十多公里抵达路西完小，到张婷的教学点，还要走十公里崎岖不平的土路。如果没有那辆摩托车，我真不知道走过那段崎岖不平的山路要等到什么时候。当我跳下摩托车，沿着灌木丛中一溜脚印爬到半山腰的教学点时，我喘得像烈日下的狗，连和等在大树下的同事握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路西完小，左边是新校舍，右边坡上是老校舍


　　　路西完小的老教学楼“是毛主席时代建设的”


　　　“毛主席时代”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辨

　　路西完小旁除了村委会和几个店铺，并无人家。张小三说，在这个被大山包围的学校，没时间感受寂寞孤独。因为这里的学生都是傈僳族山民的孩子，他们住得特别分散，完小内只能实行寄宿制，从六点多带着孩子们跑操，再到晚九点多自习完毕，加上要批改作业收拾内务，基本没有空余时间。
　　这里是隔壁的丽江。
　　山民们靠种玉米、土豆、南瓜和小麦维持温饱，有头脑的人能靠种植药材换点仅供日常用度零用钱。他们基本不识汉字，几乎没有可能外出打工挣钱。母亲们大都只能听懂一点汉语，孩子们进校后才开始接触汉语，使用标准教材，他么相对格外吃力，有的孩子十四岁还在吃力地读五年级。这里的孩子能读到初中已很了不起，能读到高中，一定是这个孩子不但特别能读书，而且家里还得非常有钱。
　　“我们这里有读到过大学的吗？”张小三问他的本地同事，大家一起摇头。
　　路西完小本部有两百多个学生，有一部分孩子已坐进几年前刚落成的钢筋水泥教室，还有一部分孩子的教室是“毛主席那时建的”，那两幢土木结构的老瓦房，还住着校长、老师、学生。老房子旁边是猪圈，由于“现在学校条件好多了”，所以猪圈已经废弃。

　　路西完小的学生宿舍

　　　路西完小的老校舍还在用，现在是课间时间

　　与猪圈相临的厨房里码放着新鲜白菜、当地产的干菜和粮食，房梁上似乎吊了一小长条肉。蔬菜和粮食很大部分是孩子们从家里带来，它可抵折部分学费。完小的厨师最近辞职了，因为他在改善伙食和自己挣钱上实在难以两全，搞得老师们吃饭都成问题。

　　左边的是宿舍和教学楼，右边是厨房

　　我东张西望时，一个状如民工、身材矮小的人走了过来，校长。华校长四十来岁，他在这里读书，在这里教书，在这里老去。他家距此十多里地，隔周回一次家。他说，已经在和村委会、镇政府筹钱盖新校舍的事情了，可能需要一百多万，谈拢了五十多万，其中有市税务局捐的二十万。张小三对我耳语，这笔巨款似乎不那么靠谱。

　　路西完小的华校长，为了照相，正了下衣冠

　　虽然学校非常残破，但有电视、卫星天线，甚至还有电脑，后者是山外的捐赠，不过，在这些远方来的支教者抵达之前，基本没有人用过电脑。
　　张婷的教学点只教学前班到三年级的学生，四年级，学生就必须到完小去寄宿。这里加她共四个老师，其中一对是年轻夫妇，丈夫是外地的纳西族，妻子是本地的傈僳族，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戴着眼镜一脸春天般温和的丈夫是学园林的，校园空地被精心栽种了各种蔬菜，还有几株亭亭的向日葵。张婷就是因为整素的环境选择留在这里。
　　张婷除了教三年级的两门课程外，还带了学前班。她和张小三一样，每周有二十多堂课，这个班上完马上要赶到隔壁的班。坐在任何一间教室里，都能清晰地听到隔壁班的声音，因为教室顶是通的。


　　课间时分的路西完小分教学点

　　张婷正在给学前班上课

　　教学点的孩子们家离得不算太远，能徒步走到学校，所以九点多开课，下午五点放学。张婷有大把的时间去家访，她的新婚丈夫上月来看她时，她才知道自己每次家访其实最远只走了两三公里：“我总以为自己每次爬半天山路走了差不多有十公里，用GPS一算，哪里有啊？”
　　因为家访，张婷被跳蚤、虱子叮得浑身肿块，“这里的蚊子很厉害，但叮了只会肿个小红包，哪里有虱子厉害啊。”张小三要家访就得走更远的路，一次他被好心的家长留宿，与那一家老小三代人挤在一张黑糊糊的大床上，虽然他像当地山民一样合衣而睡，但夜里被叮得一次次惊醒过来。

　　　这是张婷教的三年级，这位傈僳族孩子正在唱《纳西人》

　　我的同事捐给这个教学点的字典并没有直接发放给孩子，而是上课时发下去，用完再收上来，因为习惯的原因，孩子们还没学会珍惜书本，书本他们带回家，没几天就会被撕碎。张婷介绍，她带的孩子们和我们熟悉的孩子们很不一样，把各地捐来的书发下去，他们随意翻几下就互相丢来丢去，看了要人心疼。另外一位曾在泸沽湖为当地孩子办图书馆的朋友也介绍，她发下去的书，只有一个孩子真正爱惜并认真阅读，那个孩子却是汉族的。
　　“我后来理解他们了。”张婷说，他们的母语并非汉语，他们还没有建立通过阅读汉字了解世界和知识的观念，更不要说，他们的父母从来没有教给他们这样的观念。她说，通过完整学前班，更早掌握汉语的孩子会表现得不一样。这需要耐心。
　　张婷不布置家庭作业，全部留在课堂完成，“我去家访过，没有一家有桌子的，更不要说给孩子独立写作业的空间，他们只能趴在地上写。”
　　与纪晓岚一派大都市时尚青年的风范不同，张小三明显有成都人的松散随意，爱开玩笑，但张婷笑话过张小三，因为他上课的态度太过认真，无论什么天气，上课的钟声敲响，张小三永远是身着笔挺的西装走进教室，一下课又立即把西装细心地整理好，哪怕下一堂课还要穿上。在这里，为了把那身西装侍弄好，张小三颇要费些心思。
　　我能理解张小三的意思。张婷也说，他们带给孩子的，除了书本知识，更有习惯的养成，因为经济方式的落后，孩子们的父母会把一些落后观念和习惯传给孩子，要改变这里的贫穷，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
　　“我们可能什么都不能改变，”张婷说，“对大多数孩子来说，我们到这里，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可能需要好多批支教老师的坚持，才能慢慢看到效果。这里的父母少有要孩子读书的想法，只对很个别的孩子，他爱读书，那我到了这里，也许是一种缘分，可以改变他。”
　　“也许要等到他们的下一代吧，那时候，他们肯定会知道知识的重要性。”在尘土飞扬的山路上，张婷呆的那个教学点已消失不见，摩托车在高坡上熄火，张小三跳下来满头大汗猛踩发动机：“如果他们能走出大山，看到外面的另一个世界，看到自己的落后，那就够了。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教他们走出大山，成为供资本家驱使的合格的劳工，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因为我来了，午餐比较丰盛：两盘凉拌包菜，一碗南瓜煮土豆，一碗西红柿炒鸡蛋

　　　
周一早上，孩子们在晨风中唱着国歌升起国旗。摄于路西完小新楼

汶川地震垮了那么多学校，死了那么多孩子，不可能不令人愤怒。问责之切是人之常情，问题是，现在的问责全部指向具体的个人，如果没有能担负直接责任罪人呢？

说实话，下跪四次的那位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我很同情，做到这个份上，他的水平基本上达到了东亚社会官场的最高水平了，在我国，至少媒体上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表现，如果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把“我下跪不是因为内心有愧”反过来说——“我下跪是因为内心有愧”，他能达到西方历史上表现最好的政客的水平了。我的恩师、大右派莫之许也这么认为，虽然孩子们大量死亡是不可接受的，但蒋国华本人与此并无直接责任，能下跪四次，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官员了。

而蒋国华之无人公开同情，乃是因为孩子死的太多，人们不可能还有同情给这位倒霉的市委书记。刻下民意显然是不杀几个官员、几个校长、几个包工头，是没法交代的。

假如真查出几个官员、校长有贪污贿赂问题，但因此被重判，实在是同罪不同罚，因为一个教学楼无论如何能榨出的油水，都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在被查出的贪腐大案，上千万者未必就死。我相信肯定能查出来，但许多日子后，我想会有人认为，相比之下这些人死的有点冤。

如果是这样一种极端情形，可能被判重罪就更冤：某个对学校建筑质量负有巨大责任的建筑承包商，很可能他当时长期被拖欠建设款。以我个人的经验，在中国内地基层地方，公用建筑被拖欠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越是穷的地方越是如此。

在汶川地震死于学校垮塌的孩子们，本质上是死于教育贫穷。我想，汶川地震受灾地区，一定有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门是始终未发不出工资而困扰的吧。在中国基层，正常财政收入是始终无法正常应付公共事业单位人头负担的。

我不是在为中国基层官场上的畜生们辩护，但在中国内地，县一级行政，普遍存在财政不够应付人头支出，到了乡镇一级，则情形更加恶劣，即使没有贪官，仅仅为了养活人头，政府机关就会直接派人整天上街抢钱，穷疯了所以才会极恶，你要这样的政府去办学，他们首先就没有钱。

中国的地方与中央财政税收分成系统的现实是，中央把财权不断上收，却把事权或者说公共责任不断下移。更糟的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政府应当承担的公共责任：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保障，责任和事务越到基层越重，以极为有限的财力去承担巨大的责任，教育不可能不是穷的，孩子不可能不是苦的，医院不可能不想方设法多开药，社会福利保障不可能不是寅吃卯粮的……所以，学校楼房不可能不是偷工减料的。

由是之故，在平常时候，在中国社会民愤最大的是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因为老百姓普遍并不清楚，政府应当权责对应，财权与事权应当对应，所以，医生和老师们就一直在背黑锅当替罪羊。现在，地震这个极端情形，又使这种指责指向了地方官和建筑承包商。

中国老百姓无法监督财政预算，也没有权责对应的观念，当然，如果他们知道中直机构或省直机关的幼儿园或小学，一年所得拨款可以是超过一个偏远地区一个县的教育预算，他们肯定就能明白这个道理，那些悲伤欲绝的父母，以及被愤怒烧红了眼的我们，就不会一心只希望抓住几个从学校建设中搞了钱的官员，非要了他们的命不可。

而那些为中国每一项耗资巨大的荣耀骄傲的年轻人，可能也不会随意为了抽象的国家荣耀而无条件欢呼。本质上，一个没有真正考虑国民生计的国家，是压根就不值得去爱的。中国是个世界上税收负担最重的国家，但中国的中央财政预算中，教育、医疗、社会保证等项支出所占比例，几乎就是全世界最低的。考虑到这个基本事实，有些经济学业余爱好者提出《免费义务教育可以终结了》，实在是比较扯淡的观点，中国并没有免费的义务教育，而且对一个高税收低福利的国家，你要么强调减税，要么强调福利，没有强调减福利的理由。

关于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最基本公共事务的权责问题，有心者可以点击我的老贴《莫老师的经济史讲堂录》。

再说一次，我绝无为汶川地震学校垮塌中应负其应负责任的官员辩护，但我相信，以地方财力，即使一个县的官员各个是焦裕禄，也一样会出现学校大面积倒塌的情形。当地垮塌的学校大都是九十年代初“普九”教育突击建设的产物，以地方当时的财力，很多是先盖后集资的，就是说，很多建筑商是垫资长期被拖欠的，它们多数不可能不是被偷工减料的。

中国国情是政府财政应承担的最基本社会责任，大都在基层，而基层又普遍贫困，以中国税收在中央的集中程度如此之高，毫无疑问，在很长时间，基层都应该大量接受中央财政的返还，即使在发达国家，边远地区的财力也是不足以支撑本地居民拥有基本平等的社会服务的，但事实却相反。所以，在我看，导致那么多孩子死去，也许根本就没有就没有直接的罪人。

所以，如果为了那些死去的孩子，问责只问到基层的那些倒霉蛋，这个问责，除了制造几个冤死鬼之外，于那些还活着的孩子，活着的老人，以及迟早也会老的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南方网6月4日讯

说实话，下笔时我犹豫了很长时间。作为一个湖南人，我受不了湖南人的自我吹嘘，今天，网上随便哪个湖南人都知道几句杨度的《湖南少年歌》，湖南人对自己赞美的说辞之多，搞得湖南人像是中国境内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种族，而长沙人自我认知的自负，更是世上绝无仅有，因为长沙人的精神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这可是1995年长沙十万市民自己投票选出来的。惟一可与这种自大相媲美的，是在岳麓书院一副不太著名的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长沙人确实有理由自负，数一数岳麓山上那些大墓，数一数它周边几十里内埋着的英名，你就读完了半部中国近现代史，与其他拥有光荣历史的城市不同，长沙人从历史中得来的自负是如此真切，——它不富也不大，只在中西部地区勉强算经济最发达城市，却拥有与其规模不相称的超强文化辐射力，而且，它活力如此旺盛，其普通市民日常生活和文化的丰富性，甚至超出沿海发达城市。

但它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在今天无论如何是个巨大反讽。

中国四大书院之一：长沙岳麓书院文庙

每个周末下午，北京飞往长沙的航班，经常会有一小批只为赶来长沙看夜总会的北京人，虽有语言的障碍，但不妨碍他们认为这里歌舞晚会水平中国最高。十多年来夜总会长盛不衰，长沙当然是中国娱乐之都，当然，长沙也是中国的“脚都”，每个晚上，一半长沙人给另一半长沙人洗脚。

虽然，长沙人可能会说，长沙有多少著名工业企业，工业增长速度甚至一度超过第三产业，他们还会说，长沙现在是中国新兴的动漫之都，但本质上，长沙是一座快乐大本营，没有哪里有这样高密度的歌舞厅和酒吧，没有哪座城市的人民这么舍得而且懂得吃喝玩乐。而这个城市标志性的品牌，是“电视湘军”，它的定位和方向是中国所有媒体中最旗帜鲜明的：娱乐！娱乐！娱乐！

自我认知与事实悖离最大的人群，莫过于长沙人，他们自认是具有慷慨果敢英雄气概的群体，而实际上他们却是中国最有娱乐精神和娱乐天赋的群体，后者恰是对前者最绝妙的反讽。这座城市市民的惟一公共生活，可能就是娱乐吧。

不是没有人注意到口头的英雄主义与事实上的巨大落差。2006年长沙公交车上一起窃案，上前制止歹徒施暴的是个湖北人，而无数长沙人全都是看客，这在红网引发湖南人的血性是否被狗吃了的议论，争论扩张到了报纸、电视，结论你猜得到，大部分人认为这压根就不能证明他们的懦弱，怒火更多冲着那位试图反思的可怜虫，特别可笑的是，最后人们再次从历史书上找到了自己有血性的证据。这就是长沙人的娱乐精神。

我在长沙生活多年的同乡多对长沙人印象不佳，说他们普遍轻薄浮夸世故，这个城市全部的创造力和热情集中在享乐主义的浮华追求上。而一百年前，长沙士绅们发现本地出现叶子牌时，曾惊呼这种使江南和粤人奢靡的游戏长沙人怎么也会接受。我总在怀疑，长沙人说自己“心忧天下”时，多半把自己当成了一百年前的长沙人。

在我看，“策”或者“娱乐”才能代表今天长沙人的精神。我不认为娱乐精神有什么不好，其实，在正常情况下，充满娱乐精神的市民一定远比“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市民更幸福，社会也更安定正常。

但是，长沙这样的城市，称自己“心忧天下”特别可笑。厦门人可以说自己心忧天下，起码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家园走到一起集体散步，广州深圳新市民可以说他们心忧天下，他们不像政治观念保守的长沙人，一点不爱谈政治，但是，他们有中国最发达的民间基层社团组织，扶贫帮困从来不绝如缕，汶川地震，没有任何命令，无数民间志愿者立即动身，长沙则在好些天后才对疯狂的娱乐紧急踩一脚，也有各式人等捐赠物资，他们镜头感特别好。

长沙传递，身穿毛泽东主席当年款式校服的学子齐声朗诵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

当然，长沙人确实很特殊，他们拥有某种跨阶层的英雄想象，一个街头小愤青可以把自己想象成随时能芒鞋千里锄不平的义士，一个端着咖啡的小资读着本乡英雄传会觉得自己血管里也有英雄因子。甚至，娱乐本身也成为他们特殊性的证据：湖南人做电视做这样牛，是因为他们敢为天下先！

如果尼尔·波兹曼有幸能在长沙有一个月的生活体验，我想他会把《娱乐至死》这本书重新写过，里面的例子和场景统统改成长沙。没有什么比波兹曼的原话更能体现一种文化批判视角下的长沙：“这是一个娱乐的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地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使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致死地物种。”

有哪座城市的人群被自身的娱乐文化如此程度地改变？——外地人或许很难分清长沙与株洲的口音，但如果你知道什么叫“策”，那么一定能从人群分出谁是长沙人。而置身娱乐业本身也成为很多人的梦想，我家一位小妹妹说，在长沙，“H”形的湖南广电大楼，是无数少男少女心中通往迈向荣耀与希望之门，为此她考进了北京一家新闻学院。

不过，她没有选择进那幢“H”型大楼，虽然她同时接到卫视和经视的邀请，除了高强度的劳动与回报不成比例，最重要的是，对在北京里受过理想主义熏陶的人来说，那里与“理想”二字无缘，在广电大楼里，新闻部门是最不挣钱也不被重视的部门。

我读到过好几篇论文讨论电视湘军的娱乐至死现象，这与老羞成怒的一群CCTV人扎堆声讨湖南卫视的恶俗不同，它们大都留意到湖南卫视娱乐产品的生命周期在同质化竞争中迅速变短，基本都把这种过度娱乐化视为商业化和产业化的必然结果，这仿佛是在呼应“娱乐至死”的理论。

不过，作为一个看了20多年湖南电视的观众，我要说，不，不是这样的，他们努力的方向并非如此，1986年湖南台就有了《焦点86》，一个喜欢晃着大圆脑袋说话的家伙每天准时能把我们全家唤到屏幕前，我清晰记得，这个叫施华耕的人用“警方”这个词代替“公安机关”时，给我这个初中生的震撼和愤怒：这不是学西方的腔调刻意拉开与人民公安的距离么？我批评湖南电视的娱乐化，但永远不会忘记它20年前就曾推出过施华耕。

我还记得，湖南台曾有过一系列很受欢迎但却悄悄下马的非娱乐类节目，譬如《新青年》、《新闻观察》、《有话好说》、《今日谈》等等，部分节目水平在我看，要远高于CCTV。在今天的中国，地方台没有机会经营社会时政类栏目，在CCTV的《焦点访谈》都日渐变成《新闻联播Ⅱ》时，电视湘军轻装上阵全面娱乐化，实在是对生存环境的主动适应。说实话，我想即使是波兹曼本人，经过调研后也该对湖南电视的全面娱乐报以深刻同情的理解。

而且，长沙的娱乐化应该没有波兹曼概括的那样严重吧。因为与西方不同，中国在民间不曾产生过真正有关政治、宗教、新闻的公众话语，从来不曾有过，自然谈不上被娱乐化，在长沙这样一座已经快乐大本营化的城市，也看不出人们对此有何渴求。

她们从长沙走向中国

长沙不像京沪穗深那么有钱，可以有更多元的休闲选择，所以它更易被大众媒体调动，所以，彻底娱乐化的湖南电视与歌厅文化合伙重塑了长沙人。中国是个市民完全没有真正公共政治生活，也缺少公共文化生活和公共娱乐的国家，长沙人好歹还有本土丰富的娱乐产品自选，长沙人应该是幸福的。

其实，我写到这里，已不知如何收尾。我不能忘记，在写这个题目咨询几位湖南老乡时，电话那头传来胸膛深处的叹息：

你应该把它写出来！这种全部心思和智力都用在娱乐上，然后又被自己的产品彻底征服，这种幸福，其实和大白鼠被乙醚麻醉前的兴奋是一样的。你看这次大地震，人们被画面和音乐感染，一起领略过悲壮和庄严之后，突然就觉得自己经过一次洗礼，一次人格的升华，其实这都只是一种自我想象，其实，是大家有意无意与媒体一起合谋，集体完成了一次对自己的欺骗。这就是我们的一切都诉诸于娱乐表达的悲剧。

原谅我没有能力展开陈述这样残酷的观念，因为我觉得，娱乐行为本身，在中国实在已承担了太多的道德指责，就如麻将之于中国人民，实在是上苍赐下的最好礼物。我曾见到有个城市，在火炬到来之前一天，仅市内交通管制引发的好奇，就招惹得全城老百姓空巷出来看热闹，看到那一张张空洞幸福的脸，我真想为这个城市大哭一场。

相比之下，长沙人是多幸福，娱乐至死就娱乐至死吧。

南方网特供网易专稿 06-04 │评论(1726)

                     孩子快

                     抓紧妈妈的手
　　　　　　去天堂的路
　　　　　　太黑了
　　　　　　妈妈怕你
　　　　　　碰了头
　　　　　　快
　　　　　　抓紧妈妈的手
　　　　　　让妈妈陪你走
　　　　　　
　　　　　　妈妈
　　　　　　怕
　　　　　　天堂的路
　　　　　　太黑
　　　　　　我看不见你的手
　　　　　　自从
　　　　　　倒塌的墙
　　　　　　把阳光夺走
　　　　　　我再也看不见
　　　　　　你柔情的眸
　　　　　　
　　　　　　孩子
　　　　　　你走吧
　　　　　　前面的路
　　　　　　再也没有忧愁
　　　　　　没有读不完的课本
　　　　　　和爸爸的拳头
　　　　　　你要记住
　　　　　　我和爸爸的摸样
　　　　　　来生还要一起走
　　　　　　
　　　　　　妈妈
　　　　　　别担忧
　　　　　　天堂的路有些挤
　　　　　　有很多同学朋友
　　　　　　我们说
　　　　　　不哭
　　　　　　哪一个人的妈妈都是我们的妈妈
　　　　　　哪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孩子
　　　　　　没有我的日子
　　　　　　你把爱给活的孩子吧
　　　　　　
　　　　　　妈妈
　　　　　　你别哭
　　　　　　泪光照亮不了
　　　　　　我们的路
　　　　　　让我们自己
　　　　　　慢慢的走
　　　　　　妈妈
　　　　　　我会记住你和爸爸的模样
　　　　　　记住我们的约定
　　　　　　来生一起走

看了张朝阳支持抵制法国货的博客，觉得他说来说去是在论证法国其实是个难得的好国家。

一、“中国刚刚给了法国200亿美元的生意, 法国媒体与政客却翻脸不认人地摆出一种西方人惯有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对中国内部的事情评头品足, 横加干涉。”

此句是在说法国不是那种只认钱的可以被随意收买的国家。

二、“你法国人从中国拿了那么多生意, 为什么还要抵制, 为什么纵容媒体歪曲地宣传, 为什么不对干扰火炬传递的活动强力制止。”

此句是在说法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而且是个不滥用国家暴力的国家。

三、“本质上，法国人还是没把中国人当回事， 两百年的优越感不是那么容易就消失的。所以，法国应该为其傲慢，偏见，甚至因懒惰而没有认清当今世界的实力格局而买单, 任何国家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承担其后果。”

此句是在说法国不是那种在拳头或“实力”面前软蛋的“乖巧的国家”。不过，上次法国的这种表现是对美国人打伊拉克，这次是在中国。

　　近日有感：

　　一、“西方那些国家嘴上说的好听，如果真关心别人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他们为什么不敞开国门要人口自由流动？”这说的是事实，对境外贫穷移民敞开大门，意味着本国国民福利的损失，民主国家须对本国国民负责，所以民主国家天然对外是最自私的，只有非民主国家才可以慷国民之慨，所以，非民主国家才是最不自私的。

　　二、“西方媒体一贯标榜客观公正，但在……问题上却明显表现出强烈倾向性，应该强烈声讨。”就是，对ＣＮＮ应该这样批判：ＣＮＮ不能太ＣＣＴＶ。谁都知道，如果人民日报和ＣＣＴＶ有客观公正的报道才令人惊讶，西方媒体被中国人寄予了太多信赖，所以，西方媒体有不实报道是多么令人失望和愤怒。

　　三、“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中国再落后也是我们的家，政府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也是父母为了子女好。”这话非常正确，但也有疑问，譬如，如果政府是父母，那么任何一个家庭里，父母的产生只有两种方式：一为民主制，即通过定期选举产生父母，二为非民主制：即无论是外来的闯入者还是自己家庭成员，一旦以强力占据家长权，此人即成为父母，而且一定是正确的父母。

　　四、祖国不强大，个人再努力也难证明自己。的确，从中国人出国办签证那刻起就能感觉到。“中国”和“中国人”在世界的所有负面印象，都会程度不一地投射到每个中国人身上，个体的努力会在集体形象面前被轻易抵消掉，而海外的中国人感触尤深，所以，在中国成为西方世界负面议论焦点的今天，海外留学生比国内爱国者表现得更激烈，哪怕他（她）过去一直是个自由主义者。

　　五、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村庄，对自己的部落——对一切具有自然归属性组织的情感，是人类在部落社会就有的自发情感。但是，如果爱国＝且只＝反对外国，或者，爱家＝且只＝反对邻居，那这个“爱”肯定是不诚实而且是不完全的。

　　六、波普尔曾这样召唤：“我们一但依靠我们的理性并使用我们的批判能力，我们一但感到人的责任的召唤和促进知识增长的责任的召唤，我们就不会回到顺从于部落迷信的状态中去。对于吃过知识之树的人来说：天堂不复存在。”
　　波普尔肯定是错了，因为从最近明显可以看出，一个人是选择“帮亲不帮理”还是选择“帮理不帮亲”，显然与知识和教育无关。

　　七、你离祖国越远，祖国越喜欢你。不证自明的中国公理，原创权属于“我是椰子”。

　　八、三七在《曲眉仙郭陷阱》有这样一段话：人们常常对弱小一方许多年后还努力维持仇恨的做法不解或非议，然而考虑到他们除了诉诸道德别无平衡之术，也许该给他们更多的同情，一个处境逼仄的群体，其心理不可能不是狭隘的，这需要理解。
　　这段话对那天上街的藏民对今天上街的爱国青年，都通用。

　　刚才看到博客上一个叫Aesthetism的留言，内容如下：
　　你们只看到了朝鲜不好的一面,其实朝鲜和南北极一样，已经成了地球上最后一块净土，朝鲜的空气质量和综合环境甚至超过日本和北欧诸国了！
　　正所谓物极必反，事务要辩正的看，有好的一面，也必然有不好的一面，现在中国的环境污染，你们自己现在就可以试验，自己闻闻吧！比毒气能差多少？
　　感谢朝鲜这块为全人类保留下的最后一块净土！

　　要人受不了的是，这位Aesthetism的ＩＰ地址居然是大连的，大连离朝鲜那么近，难道对朝鲜一点都不了解么？在中朝边境，凡是有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出界河两侧自然环境的巨大不同，中国这边往往有茂密的植被，而朝鲜那边多半都是树木被砍光的山岭。
　　中国是个环境污染大国，但与中国与朝鲜相邻的地区，无论植被、水、空气的状况都好于朝鲜。朝鲜砍伐树木，除用于木材外，还有个用途就是取暖，朝鲜森林被破坏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开荒造田。由于技术落后和完全没有环境保护意识，朝鲜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问题，相较其工业产能，可能是全世界污染问题最厉害的地方。朝鲜淡江，每日有三万立方米的污水无任何处理就被直排江中。而且，因为朝鲜工业技术的落后，中朝界河的鸭绿江下游亦遭严重污染。
　　是不是这个傻蛋去了一次金刚山旅游所以才有这样的感受，如果这有代表性，那去一次西藏，是不是又该说中国才是世界上环境最纯净的圣土？
 　　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傻逼要把朝鲜想象成一个“室外桃源”，非要为其大唱赞歌呢？还喜欢说，凡事要辩证地看，辩你妈逼的证！

　　最近乱七八糟读些民族学的书，仔细一想，其实斯大林同志划分民族的那个标准也很牛的，如果真是他本人原创，那他的概括能力比毛腊肉不知道要高明到哪里去了。
　　其实，中国的民族划分和识别用的并不是完全纯粹的斯大林标准，而是用中国国情做了一个小小修改：以信仰将汉语穆斯林划为回族。
　　有意思的是，如果信仰可以作为民族划分标准，则中国就应当有５７个民族，而且，中国不但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将不是壮族，中国还是个被少数民族统治的国家。

最新消息

朝鲜经济改革倒退 取缔摊贩万名妇女抗议

朝鲜，其实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改革，所谓的朝鲜改革，只是中国1960年代初应对大饥荒时部分经济调整的翻版，再追溯久远的同类可比情形，还有苏联第一次大饥荒后列宁实施的新经济。这些都与我们熟悉的改革完全是两回事。中国与苏联当年的临时自救的“改革”，后来不都是很快就改回去了么？

目力所及，关于朝鲜改革的实质，中外专家没有一个人的判断比本人更准确。

晒一晒2005年４月为《领导者》杂志撰写的文章：

　　朝鲜为何无法启动真正的改革             
 
　　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朝鲜政府如果在解决改革的先决条件上如果没有大胆试探出新的可能，它的改革将永远无法启动。

黄章晋

朝鲜正在改革已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无论是与中国越南做为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渐进改革的标准范式来对比，还是就具体改革措施针对的问题而论，朝鲜自始至终没有启动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近年来外界热烈讨论的朝鲜改革，尤其是部分西方评论家眼中寄予很大希望的朝鲜改革，实在是个莫大的误会。因为从朝鲜一系列政策变动的根本目的来说，与其说是主动的改革，不如说是被动应对危机的临时性自救手段。

朝鲜“改革”的实质

从1997年开始传出的一系列朝鲜改革措施，归纳起来可有如下几条：默认黑市的调节作用、废除粮食配给、扩大奖励、裁减公务人员、建立经济特区（这条一直处于纸上作图的阶段），此外还有开发旅游观光业，设置赌场等辅助性措施。
　　如果，将改革的作用结果分为改变全社会的供应能力和改变分配这两大类别，我们不难发现，朝鲜改革中最重要而且能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改革，几乎全部是集中在分配上：废除粮食配给、裁减公务人员，而能真正改善全社会供给能力的改革几乎一项都没有。通观朝鲜的改革，我们甚至不难发现，朝鲜的改革，是将部分原来政府牢牢掌控在手中的权力转移给了没有名分的地下经济，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朝鲜在缺少指导性的意识形态改变时，它会愿意自身权利的软化和减少自己在资源配置上的权利。
　　如果拿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做对比，会特别能反应出两者改革的本质不同，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全部集中在改善社会有效供应上的，首先是农村和自由市场作为突破口，辅以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松绑，以市场方式设法改善社会的物资增量，尤其是从最紧缺的食品、纺织品供给入手。而分配制度的改革，是出现在供应大幅增加居民满足需求不再依赖政府分配之后。迄今为止，中国改革的一大特色就是，增加供应的改革先于分配制度的改革。这与朝鲜是完全相反的路径。
　　而朝鲜在资源供给没有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它之所以选择首先改变分配制度，是因为整个朝鲜现有的资源的匮乏使其已无法继续实行政府统一控制的分配。废除除了军队外的粮食陪给、裁减公务员，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朝鲜政府已经无法承担起巨大的负担。必须要将部分人从政府的陪给制度中剥离出来，要其自谋生路。
　　显然，朝鲜的改革是将减少政府的负担放在第一步，而以市场手段增加和解决物资供应的改革尚未真正启动。因为朝鲜自九十年代开始，就陷入了持续的饥荒，所以，朝鲜的改革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解决经济困难和饥荒色彩。
　　如果一定要从中国历史中找到朝鲜改革的相似处，那么，可比的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三年困难时期”，当时，中国同样采取了动员城市居民下乡、默认黑市调节作用等改革减少政府负担的“改革”。不过，中国未像朝鲜这样颁布《价格法》、《人民经济计划法》，政府的应对措施更具弹性。而朝鲜今日的困难更甚于当年的中国，中国当年还可保证城市居民的配给，朝鲜今日则只能保证军队的粮食和物资配给。
　　然而，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当时中国还出台了部分可以增进改善社会供应减少浪费的改革，譬如农村局部“调整”和一定程度实行“三自一包”，允许农民有部分退出公社的权利，降低核算单位，正是因此，中国终于在三年时间度过了粮食危机。但从今天的朝鲜改革中，似乎很少看到类似的改革举动或幅度甚小，因此饥荒持续时间亦远较中国当时为长。
　　在今天的大环境下，朝鲜应对危机的调整，比之当时中国无方向意识的改革，或许会多了点方向上的意识自觉，但今天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朝鲜在意识形态上为真正的改革有准备铺垫。当年中国在应对危机时的调整改革在最苦难的时期度过后，又有了回缩调整，仅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欧美那些对朝鲜改革乐观预期的声音——典型如“波兰改革之父”之称的波兰前第一副总理科勒德克，其实是完全不着调的。

改革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

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和今天的朝鲜，在启动真正的改革时，并非不需要先决条件，这点在今天我们分析朝鲜局势看待朝鲜的一系列动作时，往往忽略了这一问题。
　　启动全面的社会改革，无论是中国、越南式的渐进改革还是苏东式的激进改革，都需要为改革做好内外环境上的铺垫准备。
　　第一、新意识形态下全民一致支持的政治资源。改革伴随的是政府对社会强制控制力的降低，伴随着旧意识形态对社会凝聚力的解体，而且往往这是不可逆转的，政府社会号召力和凝聚力在意识形态强力基础上的部分流失，必须要在其他部分得到补偿。在中国，首先是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昭雪，清算极左政治势力和政治思潮，在基本人身权利上为各阶层身份的公民谋取平等一致的地位。这一系列措施换取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政府的社会号召力和凝聚力在改革初期全民受益的阶段，是没有减少反而加强的。苏联、越南的情形与之类似。
　　第二、外界的安全保障。将国家的资源专注于经济时，这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尤其是许西方世界取得政治和解。中国在改革时，历史给了非常好的机遇，先是毛时代晚期已初步形成了联美抗苏的国际政治格局，改善了六十年代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为敌人的局面，而邓小平复出时，先是与美国建交，后则在邓小平访美后出兵惩罚越南，大大加强了与西方世界的关系，随后与八十年代又开始了与苏联的军事缓和与政治和解，使中国第一次没有了现实的军事威胁。
　　越南稍晚的改革在这方面与中国相同，先是从柬埔寨撤军接着迅速改变了与中国直接军事对抗局面，使影响其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消失，后又向美国伸出橄榄枝，两国关系开始走向缓和。
　　而朝鲜的改革则看不到这些，它既无法收拾人心以获得国内一致的政治资源，更在安全问题上因核武计划与美国面临着紧张的对抗气氛，这种情况下，朝鲜根本无法真正启动改革，不但它无法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相反，外部安全环境的持续恶化迫使其不断强化“先军政治”，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全部搭在国防上，使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兵营。

　　朝鲜为何难以进行改革

与中国必须边摸索边展开的改革不同，后发的朝鲜要进行改革，中、越等国的改革经验已为其趟出一条现成的渐进改革路径。应当说，朝鲜若真正启动改革，会较中国有更明确的地方。
　　但朝鲜无法启动改革，不在其不愿为，而在其不能为，根本症结出现在改革必须的两个先决条件上，朝鲜独特的国情使之天然地存在难以解决好改革的内外政治环境问题。
　　首先是内部政治环境，朝鲜最高权力是金氏父子相承，金正日的合法性和权威的来源是其父金日成，虽然这使得权力交接有了缺少悬念的稳定性，但也使得金正日几乎没有意识形态改变的弹性空间去实施重新争取民心的“新政”：为历次政治运动的不幸者平反，清算过去的极左错误，在基本人身权利上为各阶层身份的公民谋取平等一致的地位。儿子纠正父亲的政治错误，根本上就动摇了金正日地位合法性的来源，尤其是，在儒家传统意识深厚的朝鲜，金正日继位是以“守孝三年”的方式来获得金日成权威的转移的。
　　这种先天不足，造成金正日主导的改革不但不能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反而须强化对全社会的强力控制，所以，一开始就只能是绕开最容易取得成效突破的领域，只能是局部的小打小闹，要么就是彻底封闭式的实验区，——朝鲜设想中的经济特区不同与中国之处在于，一开始它就是彻底与国内其他部分完全切断联系的封闭独立体系，而在中国则是嫁接过来的有机体。
　　朝鲜改革不同于中国改革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是上下一致的自发行动，朝鲜则带有外界无形压力下的被动。它已经失去了改革可以获得外部实质鼓励与配合支持的先机。
　　这种情况下，朝鲜对安全问题的担心要远远超过中国改革，甚至可以说，朝鲜改革的最大担心和最大难点就是如何安全问题。如果不放在这个背景下考量，是很难理解为什么朝鲜在已经成为美国眼中钉的时候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搞自己的核武计划的。
　　因为改革的动因带有巨大的外部压力性质，所以在金正日看来，朝鲜的安全问题将会成为改革过程中自始至终伴随着的巨大危险，而核武器则是个一劳永逸地解决安全担心的惟一药方，这就是朝鲜不顾一切要发展核武器的最大动力。经济援助等因素只是附带的收获而已。
　　这样，朝鲜的安全问题反而进入了一个怪圈，要启动改革，先要获得安全保障，要获得安全保障必须加强军事威慑力，加强军事威慑力的结果却是使安全问题更加紧迫，而且使军事占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最终改革已经缺乏启动的现实可能。
　　综上分析，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朝鲜政府如果在解决改革的先决条件上如果没有大胆试探出新的可能，它的改革将永远无法启动。
【作者: 黄章晋】【访问统计: 58】【2005年04月18日 星期一 07:31】

文　黄章晋
载于《全球通》杂志

　　今年的雪灾令我们看到了社会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不过，现代社会物质和技术力量的强大，对极端天气的承受能力远远大过传统农业社会。与今天的全球变暖不同，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上，曾出现过全球天气变冷，平均气温降低一度，不但造成千百万人的死亡，而且严重地改变了人类世界的版图，从宏阔角度看，某种程度上，气候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最重要但又最不引人注目的驱动力。

　　【冰雪灾害与王朝更迭】

　　本年这次罕见雪灾受波及最南端，是粤北山区，但历史上，热带的广州亦曾发生过雪灾，时在1245年，史载“大雪三日，积盈尺余，炎方所未有也。”那正是被称为全球“小冰期”一个极端天气的例子。
　　今天气象学家认为，始于中世纪止于19世纪末的“小冰期”，与“正常”气温相比，通常情形下，气温只降低了1摄氏度，但对农业社会却影响巨大，广州大雪时，福州荔枝全部冻死，此前，因气候变冷，江南的双季稻已经消失，唐朝时，陕西本地曾大面积培育柑桔，但到了13世纪，不但陕西柑桔消失，而且出产皇室专门享用柑桔的出产地江西，已经不产柑桔了。同时，中国传统纺织原料桑树的生长北线，向南方退缩了2个纬度，棉花在中国的大面积推广和最终替代了桑麻，最重要的原因是气候变冷。
　　与全球变暖相似，全球变冷同样伴随着频繁而剧烈的极端气候，在靠天吃饭的时代，极端气候譬如旱灾涝灾，导致的社会震荡要远远大于今天。唐朝的灭亡，通常的说法是统治者的腐败造成大饥荒，最后黄巢起义摧毁了这个曾强盛一时的王朝。但据当代研究表明，发生农民大起9世纪，近百年的降雨量都低于正常年份，应当说，是持续的干旱直接导致了普遍的大饥荒和空前规模的流民，天气造就了黄巢。
　　推翻元朝的朱元璋更是饥民的典型，虽蒙元统治之残暴与腐朽异乎往代，但元末水旱交替黄河改道，短短的元朝所经历的时间基本没有友好天气，从忽必烈登基始，元朝官方历史记载的赈灾频率就不断加大，不难想象当时气候的恶劣。谁能想象得到，江南鱼米之乡的太湖竟在十四世纪几度冰冻数尺，在奇寒的极端气候下，许多南方的树种都被冻死，我们亲见了今年冰灾在南方造成的巨大损失，不难想象当时小冰期最盛时期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打击有多么巨大。
　　接下来，明末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其实天气的原因来得远比明王朝的腐朽更直接。导致明王朝灭亡的两大因素，一是女真在辽东的兴起，一是农民起义，两者的直接原因都是“小冰期”进入了一个最寒冷的阶段。
　　十七世纪也许是历史上东北亚地区极端气候最严重的时代，华北的空前旱灾从1627年持续到1652年，即便是再开明的王朝恐怕也架不住如此长期的大饥荒，何况腐朽的晚明。而此前辽东战事不但耗空了明廷而且几乎征用了全社会的壮丁。
　　而女真的兴起亦肇始于天气寒冷导致部落之间的剧烈征伐。满清兴兵犯明的一个理由就是要求女真部落退出柴河、三岔、抚安的农耕区，盖当时气候原因，女真社会经济生活已极度脆弱。一个侧证亦可资当时气候变迁的影响。——当时刚刚统一各部落并入侵过朝鲜半岛的满清，屡屡以严厉手段惩罚越境采集人参的朝鲜山民，甚至遣使斥责朝鲜国王。虽被杀山民的头颅在国境线上示众，但朝鲜山民越境采参却屡禁不止，因为当时临近辽东的朝鲜北方几个道，因为严寒，几乎已无法以农事为生，只能犯险越境采参。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两大动力来源，一为农民起义，一为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两者都与气候变迁高度相关。

　　【是兼并土地造成大量游民吗？】

　　土地是否该私有化，在中国，依然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也许是中国历史太长，可供吸取的教训太多，否则，何以仿效中国改革的后期之秀越南，没有什么争论早早就实行了土地的私有化。
　　反对土地私有化的一派认为，土地私有化，会迅速造成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失地游民，使社会急剧贫富分化。不过，他们横向比较喜欢举例的南美和印度，其实土地集中和大量城市贫民的原因，完全与土地自由交易完全无关，是殖民统治时大规模圈地的历史遗产。
　　不过，毕竟中国去过印度和拉美去的人少，中国人普遍将土地私有化与土地兼并直接联系起来的观念，其实来自中国历史，更确切地说，是历史教科书将这一观念灌输给了每一个中国人。
　　中国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在自由交易的小土地私有制下，最终会出现土地被不断兼并的趋势，到了一定阶段，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最终就会爆发导致王朝覆灭的农民起义。而每个新王朝建立后，又会重新分配土地，然后循环往复。中国历史王朝更迭治乱循环就是这么一回事。
　　不过，历史研究的实证却与上述说法有异。美籍史学家赵冈的《中国土地制度史》通过文献收集整理发现，自宋至民国，小土地私有制下的中国，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长期稳定，并不存在周期性的不断增大然后又重新开始的循环。如果一定要说存在什么规律，那么只能说这个基尼系数是在非常缓慢的下降而非不断上升的。
　　原因很简单，即便存在土地不断兼并的趋势，由于中国并不存在长子继承制，一代人好不容易兼并的土地到了下一代又会被分散，而且，如果土地宝贵，又有多少人会轻易出售？
　　可见土地自由交易导致兼并之说，无论逻辑还是实证都难以自足。不过，历史上周期性出现大规模的流民却是事实，既非兼并所致，原因何在？
　　细究历史，其实与流民大量出现相伴的，是大量土地被抛荒，这些土地事实上并未被周围的邻居乘机兼并，因为这往往是一地的集体行为。农民抛荒的直接原因是无法承受沉重的税赋，种田已如此不合算，还不若去抛弃田产离开家园去当流民。
　　一般而言，史家将农民不堪税赋沉重的原因归结官府的横征暴敛，但在强调官府不恤民情时，会言及此时自然灾害已导致农民颗粒无收。当然，强调自然灾害有为官方卸责嫌疑，是政治不正确。不过，历史上出现大规模抛荒，时间上却恰与气候史上持续灾荒年岁重合。
　　典型如明末李自成起义。按照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统计，十三世纪至二十世纪期间，最冷的一个世纪是十七世纪。而小冰期寒冷的冬季分别出现在如下时段：1470—1520年、1620—1720年和1840—1890年间，而相对温暖的冬季则分别出现在1550－1600年和1720－1830年。
　　如若有心，读者自可对照此组数据看看中国历史，是否与治乱循环有某种契合性。那么，是谁造成了大规模的游民，是土地兼并么？

　　【阿提拉与五胡乱华】

　　不少中国年轻人看到欧洲人描述匈奴惊恐万状的文字，会感觉特别爽，无他，罗马人打不过日耳曼蛮族，日耳曼蛮族打不过匈奴人，而匈奴人出现在欧洲，是被我大汉朝从东方赶跑的。当年与北匈奴最后一仗将其逐出中国历史的汉校尉陈汤，奏折中“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一句，历史上并不著名，到了当代，因北匈奴余部在欧洲肆虐一节而令多少人热血沸腾，咱们中国人曾多么牛逼呵。
　　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狂潮，通常被简化为，比哥特人更野蛮凶残的匈奴人突然出现，迫使哥特人疯狂地向罗马帝国境内迁移。到了那些有“我汉帝国比罗马帝国更强大”心结的人那里，就更简化为匈奴人入侵欧洲的根本动力源是汉朝的赫赫武功，是我大汉帝国的军事成就导致了欧洲的民族大迁徙。
　　但醉心于此的人往往忘了，以赫赫武功间接推动欧洲民族大迁移的中华帝国，此时又身处何境？中国王朝史上，此时正是两晋时期，历史教材通常简略到令一般人只有个模糊不清的民族大融合的印象。而事实是，赫赫武功的中华帝国的心脏地区，早在阿提拉之前的一个多世纪就被游牧民族入侵的浪潮淹没了。
　　入侵欧洲，导致日耳曼蛮族大逃亡最终冲垮了罗马帝国的匈人，是否是中国人赶跑的北匈奴，学界并无定论。最重要的问题是，当阿提拉匈奴驱动着日耳曼蛮族横扫欧洲时，中国整个北方早已成北方游牧民族的天下。这就是历史上汉族人遭遇空前浩劫的“五胡乱华”。当南迁依附中原的匈奴人在刘渊率领下突然造反，揭开胡人第一次在中原称帝的序幕时，入侵欧洲的匈奴人此时还没有冲出亚欧草原的最西端。
　　正统中国史书将“五胡乱华”的直接原因归结为西晋的“八王之乱”，似乎是内乱如真空般源源不断地将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吸入中原。如果留意，西晋内附的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叛乱，在司马炎统一中国之前就出现了。“八王之乱”不过是提前给了不断南下的游牧民族一个江山易主的机会。
　　——就是说，曾屡次重创北方蛮族的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几乎同一时期被蛮族入侵的浪潮淹没。这一民族大迁移狂潮在有文明史以来可谓史无前例。在中国北方，今天有专家统计，“五胡乱华”时期，华北地区北方各游牧民族迁入后发展繁育的总数高达700－800万人，长期战争导致北方汉族大量减员，黄河流域的汉族人口甚至少于南下的游牧民族。
　　“五胡乱华”与中国两千多来任何一次游牧民族入侵不同，它不是一个统一的草原民族的军事入侵，而是各游牧民族集体大规模南迁，“五胡乱华”这个名称就清楚地表明了其独特的性质。不过，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人们不曾也很难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形，如果结合东西方历史会发现，蛮族大规模向南迁徙几乎同时在东西方世界出现。
　　
　　　【谁手中握着“上帝之鞭”】

　　游牧民族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在东西方进行大规模的入侵和迁徙？
　　气象学能很好地解释这一切：公元四世纪到五世纪全球气候变冷，而整个亚欧大陆的腹心地区——亚欧大草原不但严寒而且干旱，森林南移，原来居住在亚欧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只能集体向更温暖的农耕地区迁移。
　　在欧洲，文明人的罗马帝国境内，蛮族人口迅速居于多数，今天世界最富裕发达的西欧国家，除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居民外，几乎全部是蛮族的后代。狭小而地形复杂的西欧容不下如此规模的蛮族移民，蛮族中的一支汪达尔人干脆横渡地中海，在北非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匈奴人对哥特等诸蛮族并斩尽杀绝，所以，气候导致原深居内陆和北方的蛮族无法在变得寒冷的故乡生存，才是他们大规模迁移的最根本动力。阿提拉匈奴人对其他民族的恐怖力量，只是一种被放大的历史传说，若以凶残论，“五胡乱华”时期羯族石氏建立的赵国政权（史称后赵）的残暴，在东西方民族史上都属空前绝后。
　　当时的罗马人记载，从没见过那么多以前不知其名的寒冷地区的蛮族，也没见过这么方便野蛮民族的天气，——草原深处的蛮族骑兵直接越过黑海冰面，——没有任何天堑可以阻挡蛮族人的骑兵——史上不曾有过的整个多瑙河河面都结冰的情形出现了，甚至温暖的台伯河也结冰了。
　　从竺可桢的历史气象资料研究上不难发现，极端气候与中原内乱和游牧民族入侵在时间上几乎完全吻合。现代气象学家的研究表明，人类进入文明后出现的几次寒冷时期，其气候的变迁过程大多数是从东亚开始次第波及到西欧的。竺可桢通过对比同纬度的日本与中国的气象文献资料发现，日本严寒的开始和结束比中国要早四分之一个世纪。
　　欧亚大陆的严寒由东向西蔓延，而欧亚大草原的暴力之源亦恰在其最东端的大兴安岭森林。举凡在中原立足建立王朝者，莫不源自东北草原：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而源头自西北的匈奴、突厥等部则不但不曾入主中原，且无一例外均受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挤压而西向发展。
　　三世纪出现的寒冷气候，在中国的顶点是公元280－289年，公元289年，晋武帝司马炎授刘渊匈奴北部都尉，10年后，刘渊反叛。匈奴北部都尉这个官职说明，北方当时涌入的北方游牧人已多到难于“正常吸收”了。
　　可能这样用气象学的数据来分析历史，会令充满英雄史诗和偶然性因素的历史变得如此乏味，历史在匈奴人身上的偶然性仅仅在于，征服者的名字叫露加还是阿提拉。
　　阿提拉被称为是惩罚欧洲诸民族的“上帝之鞭”，如果他是那根鞭子，握着鞭子的那只手，就是我们在漫长历史上从来不曾留意过的气候。读到这里，也许你会说，最早称草原民族为“自然之子”的人，恐怕绝对想不到自己的话是多么的英明。

　　　【为天气驱动的“一代天骄”】

　　综合看，气候对中世纪欧亚大陆最友好的时代，是七世纪到十二世纪初，此时，正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唐宋时期。初唐时，欧亚草原出现了版图空前庞大的突厥帝国，但突厥帝国在与隋、唐争雄中连续败北，巨大的突厥帝国何以对中原的威胁竟不若后来小小的契丹、女真和蒙古？其实不难回答，突厥帝国从来就不曾有南下之心，就如历史上的匈奴，只是犯边抄掠，即使中原战乱亦从不曾图谋入主中原。
　　防范游牧民族的入侵，恐怕没有一个文明会比中原王朝更有经验更殚精竭虑，因为中国是古代文明中受游牧民族入侵威胁最大的文明，游牧民族生活的欧亚大草原的风暴核心，正是中国正北方的蒙古高原。相比农耕民族，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态则更为脆弱。一旦出现寒冷和干旱天气，蒙古草原上就一定会诞生一位伟大的可汗。这时，万里长城也无法阻挡游牧民族的南下了。
　　不错，天之骄子成吉思汗的兴起，只是气候变冷的缘故。
　　蒙元的兴起，是始于十二世纪的寒冷气候导致游牧民族入侵浪潮的第二波，上一波，宋人眼中的野蛮人契丹，突然被更野蛮的女真人攻灭，极短的时间里，这种戏剧性场面再次出现。
　　今人解读辽亡于金，金亡于元，是因为被灭亡者入主中原后迅速汉化，战斗力急剧衰落的原因。相对更野蛮的入侵者，此说也许不错，但就横向比较而言，辽、金被迅速毁灭之时，岂可以丧失战斗力言之。
　　譬如契丹，余部流亡中亚建立西辽政权后，迅速击败周围突厥语国家，即便曾在西方大败拜占庭帝国的塞尔柱突厥，亦于1141年被西辽击败，其势力被逐出中亚的阿姆河地区，后遂全力西侵。至于金，联蒙古灭金的宋竟然被腹背受敌的金连续击败。
　　或少有人知，金曾在秦汉长城以北数百公里远的地方修造了一条中国最北的长城，此时距金灭契丹不久，国力正盛，为防止蒙古兴起，时不时侵入草原蒙古诸部进行武力减丁，奈何骚扰入侵的蒙古人依然汹涌而来。背后的动力与女真人在契丹身后兴起完全一致。
　　十世纪是气候转暖时期，大利北方游牧民族人口增长，但到了十二世纪，气候变冷，东北亚寒冷地区一个比一个更野蛮的民族相继从草原和森林深处被寒冷的皮鞭抽打驱赶。自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始，其一连窜的对外征伐的赫赫武功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对象，少有人留意，在蒙古国疯狂对外征伐的同时，蒙古高原正遭受一连窜罕见的自然灾害。
　　——在拔都西征欧洲的1240年，蒙古草原因干旱而野草自燃，史称“牛马十死八九，民不聊生”。在蒙古人入侵中东和中原时，正是草原上受灾的游牧人大规模南下之时，元史载，自成吉思汗建国至灭宋，北方草原地区被迫南下的贫民数量高达近九十万户。
　　不少人遗憾，西征欧洲一路所向无敌的蒙古兵，1242年因窝阔台病死撤回而未尽全功。再度西征会如何？这为古代军事史爱好者提供了极多的想象和计算空间。不过，人算不如天算。自后，蒙古人转而直接南下征服南宋，原因其实很简单，此时气候之寒冷，北方草原生活已如此艰难，使得循旧路再度西征已变得不太可能。
　　毛词曾云“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如上分析，其实“天骄”亦可解读为，一切征伐仅仅为天气驱动而已。
　　有必要补充强调：并非所有蛮族入侵都是在寒冷时期。对从无游牧民族入侵之忧的西欧人来说，东亚人最辉煌的黄金时代，他们最恐怖的记忆来临——维京海盗的入侵，这些比草原民族更野蛮的人，抢遍了西欧靠近水边的民族，因为气候的转暖，他们甚至可以乘船横贯整个东欧南下到希腊抢劫。借着小暖期，这些海盗的扩张也达到极限，他们南临红海，东抵巴格达，甚至先于哥伦布五百年登陆北美。
　　等到严寒气候蒙古人登上历史舞台时，远离维京本土的那些北方定居点，维京居民全部都没有生存下来。

　　【这次是人类在挥动上帝之鞭】

　　亚欧大陆风暴之源的蒙古板块，是推动各民族不断向四周扩散的动力，至十三世纪，造成中国南方人口第一次超过北方。其实，民族板块移动的并不仅止于直接与游牧民族相邻的定居民族，先秦时期，居住在长江以南和珠江流域的百越和苗人，就以蒙古板块为中心不断外移，今天，中南半岛各国的民族，其祖先几乎都来自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
　　西方社会到十七世纪，因为军事体制变革和热兵器的装备，游牧民族已不再是威胁，当中国人再度遭遇全境被游牧民族征服之苦时，只要一小队俄罗斯军队就可以不断向东一个接一个地征服游牧民族。
　　风水轮流转，曾遭蒙古人数百年统治之耻的俄罗斯人，极端寒冷气候成了保护神，因为威胁它的敌人开始来自西方，十七世纪瑞典人的入侵、十九世纪拿破仑的入侵，1941年纳粹德国的入侵，在最紧要关头，突如其来的空前寒冷都凶狠地诅咒了俄罗斯的敌人，否则，世界地图又会与今天大不一样。
　　近五百年来，十九世纪是寒冷程度仅次于十七世纪的时期，气候最恶劣的1840—1890年间，中国从南到北遍及内战烽火，从天平天国起事到左宗棠最后平定回疆，中国损失人口在5000万至1亿人，比二战的死亡人数还多。如果没有引入西方世界的新式武器，或许战乱将一直蔓延到王朝的更迭。
　　对科技发达的西方国家来说，同期的气候变迁对其社会的震荡几乎已可忽略不计，因为工业文明和现代国家组织，已使人类掌握了拥有抵抗气候变化的有力武器。
　　十九世纪末开始，全球气候转暖，但这次人类迎来的也许不是一个气候的黄金时代，因为短短一个世纪，人类掌握的力量对天气的影响，已经明显超越了自然的力量。
　　现在，人类社会面临的威胁不再是老天赐予的寒冷，而是人类自身活动带来的全球变暖，相比以往在气候自然变迁面前遭遇的巨大苦难，今年中国南方的冰雪之灾可谓毛毛雨，但是，目前全球转暖的趋势却呈明显的加剧趋势。
　　固然，人类社会进入今天，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早已是互利共生关系而非生死竞争关系，但全球变暖对人类社会最大的威胁并非极端气候，而是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它或将再次改变一些国家的版图，不是战争，而是海水淹没各国最富庶的沿海都市，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考验。
　　这一次，上帝之鞭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人类能很好地掌控自己的命运么？我是个乐观主义者。

牛博网醉钢琴、土摩托、羽良、莫之许等关于最近西藏问题的文章，我基本都同意，这不是骑墙态度，因为他们各自强调的方面有所不同，我把他们视为互相补充。

关于民族分离运动与极端主义以及自由民主的关系，我以前给《领导者》杂志写过一个转型社会的“二民主义”症状的文章，没找到存底。大意是，一个由专制社会转型而来的民主社会——无论是独立出来还是就地转型，都会出现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大爆发，其产生原因，部分是莫之许强调过的，再者，也是早期民主社会全社会政治不成熟，且未形成社会稳定共识阶段的表现。

从长远和更本质的角度看，自由民主体制才是能稳定和维系一个社会纽带的体制，我们很难想象，像印度这样一个人造的国家，可以在中国这样的制度下长期存在而不发生巨大的悲剧性冲突和分离，所以，民族分离问题固然民主自由绝不是解决良方，但很难想象还有更好的体制能舒缓一个旧帝国存在的各种矛盾。

没有人喜欢极端主义，但我总担心，中国民族问题爆发的极端主义也许不可避免。一个被统治民族对统治民族的态度，其实是与统治民族自身的政治能力和水准高度相关的，英国的殖民统治遭遇的反抗来得远不如法国人的殖民统治强烈、极端，而西方殖民者的殖民统治来的又比日本人更文明，虽然日本曾想努力证明他们做的比西方人更好。

大家都强调过的，我不废话了，就谈谈民族极端情绪的土壤，以为补充。西藏的情形我不熟悉，说说新疆的。

我们从新闻中能感受得到，新疆的民族分离运动的极端性来得远比西藏更激烈，很多人将此归结为宗教因素，也许有这里的原因，但我个人认为，它可忽略不计，而且，片面强调宗教文化原因，那是对不公不平以及罪恶有意无意的背书。更多是在新疆完全不同于西藏的一些因素，这里也许很多人不曾留意，我说说一般汉族人不太知道的一面。

西藏每年都要接受中央政府的巨额财政援助，这点，甚至ｄａｌａｉ喇嘛集团也不曾否认，新疆不然，在本地人看，内地人掠夺了其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本地人完全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利益。更严重的是，在旧体制下，本地民族或许可获得与汉族有均等机会，但市场经济下，由于现代企业多数都控制在汉族人手中，故无论垄断国企还是私营企业，全社会普遍充斥着对本地民族的排斥。比如，新疆各学校的招聘启事，经常公开宣称只招汉族。即使不曾明言，亦持此种态度。

比这还严重的是，一方面赤裸裸的民族歧视可以公开展示，但另一方面，非议或哪怕只是陈述事实都是被严厉禁止的，我就知道一位维族女生因为在网上写了几百字的个人招聘失败经历而被逮捕的故事。或许有人会说，政府有多少多少优惠政策，但宏观面上的优惠政策，从来比不上个体直观的生活体验更深刻，何况那些优惠政策本身有多少含金量和最终作用，本身就是值得讨论的事情。

现实造就了一种奇观，新疆那些中国不入流的大学，学习外语的出国热情竟然比北京的全国第一流大学热情还高，如果不是新疆本地民族比汉族更爱学习，那只有一种解释，本地学生在自己的家乡就业发展的机会还没有国外多。

与藏族不同的是，维族与汉族一样，是个农耕定居民族，且极善经商，其社会转型与汉族有极高的相似性，历史上，新疆本地人引入西方现代教育与现代企业的进程都与内地基本同步，但今天，维族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大大落后于当地汉族。这种民族落后的急迫感和强烈的机会不均等感，很难相信有哪个民族能心平气和地接受。

一位我非常敬重的维族朋友介绍说，现在因为新疆汉族收入的普遍提高，终于有了维族人的就业机会，那些最脏最累待遇又低的活终于只能招聘维族人了，此趋势无论如何值得欣喜。如果把我们这些讨论者突然变成一个维族人，我们还能这样心平气和地看待此一变化趋势么？

今天，因所谓的汉族文化传统受西方文化打压而中绝，中国出现了一批狂热的读经和汉服鼓吹者，至于对西方各种“文化鸦片”声讨的左派声音就更不用论。而有过《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等成就的维族，曾是突厥语诸民族中，灿烂文化的创造者，拥有不一般的文化骄傲感。但今天，官方语言和族际交流语言为汉语，而官方几易维吾尔文字，加之维吾尔文越发少有表达空间，今天已少有人能用母语书写优美流畅的文字了。有更现实的环境文化危亡的环境因由摆放眼前，难道不会产生一种集体强烈的追溯和回归传统的狂热么？换个位置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汉族学生从小的历史课本里介绍的都是乌古斯汗的英明，阙特勤的忠勇与苦心孤诣，喀什噶里的博大深宏，从来没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什么事，每年两会代表都会一再提案要求官方祭奠中华民族共同始祖冒顿单于，且网民热议，可能我们讨论民族极端主义时观点多少又会有所不同。

前苏联的民族分离并非中国的有效参照，因为前苏联宪法明确各加盟共和国拥有可自由选择加入或退出的权利。在中国，民族分离运动导致国家分裂，缺乏法理依据更无现实可能，但民族矛盾问题可能则较苏联更为严重：

苏联斯大林时代及帝俄时代遗留的民族矛盾可能远较中国更多，但斯大林时代之后的苏联，相对而言，对各民族的政策并无更多可指责之处，官方的民族关系学说在现实中有较好贯彻，这类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但中国经三十年改革开放，一者摧毁了旧的以阶级斗争替代民族之别的维系纽带，二者，市场经济时代下，缺乏真正保障民族权益的法律和制度体系的后果，被赤裸裸地显现出来，无情嘲弄了官方任何关于民族关系的说辞。而官方拒绝承认这一事实且无意对此作任何改变，无异于火烧浇油。这种民族仇恨，在过去的多民族国家中，也许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所以，我好几位汉族朋友在深入新疆维族社区时说，自己感觉像在巴勒斯坦，我想，如果这不是现实，恐怕也许是我们的将来。——如果中国的民族权益永远只是印在纸张上的话。

顺带在这些文字结尾介绍一下我那位维族朋友的观点：

１、强烈反对疆独，——当然政府的个别基层人员并不因此喜欢他，信任他，因为他太喜欢说出实情，——反对的理由很多，首先绝无现实可能，那会是本民族的灾难，再者，今天的维族社会缺少管理现代社会的各种人才，隔壁的中亚突厥语民族纷纷独立，很多人羡慕，但制度现实上那些国家绝非好样板；

２、强烈要求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关于民族自治的法律；

３、各种民族政策不但很难给普通维族人带来真正的优惠，多数情况只是加剧了民族道德的败坏和民族自尊心的堕落和沦丧；

４、现行体制下，汉族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维族社会都加倍的严重，凡举官场风气、社会道德、普通人的心灵扭曲等等莫不如此，维族精英多热爱自己的民族就多痛心自己的民族；

５、对未来的希望是维族可以搭乘整个汉族社会蓬勃的经济创造力的班车，学得汉族人发财致富的能力，对未来的悲观是今天新疆民族内在冲突和仇恨的日益加剧；

６、中国各民族的前途均在于中国是否有自由民主，在此问题上，没有维族与汉族之分。

作者: 海来特·尼亚孜

　　在维吾尔在线论坛里，重温了1962年中印战争中涌现出来战斗英雄司马义·买买提的感人事迹，脑海中不禁联想到了唯一参加过中越战争的维吾尔战士。最近几年来，内地人，特别是中国的网络上对新疆的维吾尔人误读太多，似乎一夜之间维吾尔人都成了小偷、毒贩子和恐怖分子，使人感到十分郁闷。其实，绝大多数普通的维吾尔人都是一些朴实善良的农民和小商贩。作为一名记者，觉得非常有必要将这个已经过时但又新鲜的“老闻”奉献给读者。
　　今年春节后的一天，记者如约来到乌鲁木齐市新华南路晨光花园小区的一栋住宅楼里，老远就看见老朋友阿布力克木在三楼的一扇窗户里探出头来，微笑着向记者摇手。记者之所以跟他成为老朋友，是因为几年前他娶了记者妻子的一位女友。按照我们维吾尔人的习惯，我只能全程参与他们的婚事，帮一点小忙而已。就这么一来二去，再加上这种“野挑旦”关系，我们俩就成了见面就喝酒，几乎无话不谈的“老朋友”了。入屋落座，看到挂在墙上的大屏幕平面彩电里，正在播放着《士兵突击》，餐桌上已经摆放了几碟小菜和熏马肠，女主人热情地看茶之后，端上来几碗米饭。我们看着伊犁小伙儿段栾宏扮演的袁郎，带领一群ＰＬＡ的老Ａ在热带丛林中伏击毒贩，一边吃饭一边对该剧评头论足。记者暗想：阿布力克木可能是想迎合我，故意选择了这个频道，以便自然地引出话题。真不愧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啥时候都讲究个战略战术啊，因为记者在约会电话里提出想采访一下他的“战事”。
　　既然主人这么热情而且如此通情达理，记者也只能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了。“请你详细说一下如何走上了中越自卫反击战战场的好吗？”老朋友不慌不忙，在两只水晶杯里勘满了伊犁特曲，跟记者碰了一杯，娓娓道来。为了不影响他的思路，记者也没有掏出采访本。
　　他祖籍伊宁县巴彦岱乡，于１９８４年底应征入伍，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后，被分配在新疆军区第七师（现为武警总部机动部队第七师）２０团炮兵６连当大头兵，驻扎在新源县境。１９８５年４月份的某一天，上级首长传达了战斗命令，新疆军区所属部队每个团必须派出两个连队，阿布力克木所在的六连正好被选中，即将开赴中越自卫反击战场轮战，同时也传达了凡部队中的穆斯林籍官兵，由于饮食习俗问题，可以不参加这次军事行动。一时间，该团应该出征的十几名穆斯林籍官兵，均退出了出征序列，包括一名新疆军区某维吾尔首长的孩子（还是一名连级军官），只有阿布力克木和一位来自伊宁县的回族战士提出了随连队出征的请战书。
　　当时他想，自己当初既然是自愿应征入伍的中国公民，依法履行兵役义务，就是为了保卫国家，现在正好碰到保家卫国的战争，正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报效国家的好机会，就应该毫无条件地、义无返顾地参加战斗，暂时吃不到清真饮食是绝对不能成为当逃兵的理由的。
　　他向部队首长请了几天假，回到家乡说服了亲人。可是阿布力克木将要奔赴中越战场的消息，还是不径而走，在巴彦岱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效应。父老乡亲走马灯似的前来告别，村里的长老们竟然提出按照维吾尔人的老规矩，为阿布力克木举行宗教烈士祭奠仪式替他壮行。原来，以前的穆斯林都有战前为出征将士举行祭奠的宗教习俗，以便为那些可能阵亡的烈士安魂，因为战场的环境瞬息万变，一般是不可能为阵亡将士举办任何祭奠仪式的，有时甚至连尸体都可能找不回来。其实，这种宗教仪式同时也是一种战前的动员誓师仪式，以前的三区民族军就这样搞过，每个团里还有阿訇副团长主持这样的仪式。阿布力克木实在怄不过长老和亲人的意愿，希里糊涂地被父老乡亲拥进了清真寺。
　　阿布力克木随出征部队在乌鲁木齐市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战前集训后，坐着火车硬座向祖国西南边陲出发了，于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日抵达昆明。节假日，阿布力克木与战友们浏览昆明滇池，看到一群群无忧无虑的游客嬉戏在滇池湖畔，忍不住对身边的那位回族战友说：“瞧瞧这些自得其乐的人们，他们不会知道我们就要走上那血与火的战场，将要为他们平静的生活去流血，去牺牲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为谁而战。”
　　１０月１５日，他们这个炮连开上了哲阴山前线，投入了说紧张也算紧张，说不紧张也不怎么紧张的战斗。因为此时中越之战已经进入尾声，哲阴山前线的战斗也就是整天蹲猫耳洞，隔三岔五地偶尔也打打炮战。双方的炮战一响，阿布力克木就扛着他那门八二式无后坐力炮，冒着时紧时希的炮火，在颠簸崎岖的热带雨林山地上下左右来回奔波，寻找选择最佳炮位和射击角度，在装填手的配合下，进行没完没了的肩抗式射击，“击毁或消灭”了一个又一个对方的炮位，因为他们无法越境查看是否真的消灭了敌人。就这么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了整整一年，他们终于结束了整天蹲在湿漉漉的猫耳洞，战斗强度并不大的战斗任务，从前线换防下来，除了一些湿疹牛皮癣之类的“伤病”，全连竟然无一战斗伤亡。比起其他汉族战友，他和那位回族战友，只是遭受了一年都吃不上热气腾腾的抓饭包子羊肉串，只吃那些没完没了的嚼之无味的水牛肉罐头的日子。
　　庆功大会之后，阿布力克木和战友在云南的一片树林里休息。他怀揣��枚三等��勋章，抱着吉他，坐在一个老树墩上自弹自哼时，连首长带着一名不知哪个军报的记者来采访他。说着说着，这位冒失的记者居然问道：“你作为一名新疆的维吾尔人，怎么想起到这里来参加这场好象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战斗呢？”听到这话，阿布力克木差点儿跳起来，用吉他砸这位军报记者。因为阿布力克木感觉受到了很大的羞辱与蔑视，难道我们维吾尔人就不是中国人？难道我们维吾尔人就不能加入解放军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吗？我们的军队里，居然还有如此没有素质，不知道尊重和理解少数民族战士的军报记者呀？
　　回到新疆后，阿布力克木被部队选拔到了军区步校学习深造，结业后军校决定留他担任教官，可他深知自己不是哪块料，就要求回到了基层连队，一直干到了正营职军官，又立了两次三等功，几年前退役回家。

　　前天参加了一个讨论：火车票该不该涨价。我觉得自己很傻很天真：第一，没有一个铁路系统的人参加；第二，著名主持人——中国第一自由说话人司马南为制造效果，挑动群众斗群众，故意把一群熟人往对立冲突上引，至少我觉得自己是丫手里的猴子。
　　最重要的是，今天还在扯火车票该不该涨价，其实是个傻逼问题。
　　最早挑起这个话题的是薛兆丰，薛文首发时具有非凡意义，因为薛首度把经济学分析工具引入一个最受人关注的问题。然而，再牛逼的帖子也架不住年年成为月经贴——我印象里，薛文至少首发在２００１年，７年了，发起者和响应者的认识没有任何深入和进步，史上最老月经贴，非此莫属。
　　解决铁路春运问题，并非只有经济学一种逻辑，其实各种逻辑都有其自足之处。这里，我只谈经济学逻辑，薛兆丰提出用价格杠杆解决车票难问题的思路，我完全赞成，他几乎全部推论我都赞成，而且，我很感谢薛兆丰先生那篇文章对我的巨大启发，但在今天，如果还是掰扯几条经济学原理，然后得出一结论，铁道部应该提高火车票价，这样的文章再拿一次稿费，我只能说，这样的文章很傻逼。
　　理由很简单：
　　１、铁道部是否具备市场主体资格非常可疑；
　　２、铁道部提价并非市场调价，而是行政手段模拟市场调节，本质上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路；　　
　　３、由此，我们根本无法知道车票价格该涨多少才能达到预期的均衡，简单地说，铁道部近年多次调价，并未显现出对铁路客流量的抑制，旅客人数一直在增加；
　　４、假定第３点问题解决，但提价并不能对铁路增加运力有激励作用，——相对中国绝大多数行业，中国铁路系统现在都没有建立对自己各种产品的基本成本核算系统，且经济效益并非铁路各级机构的重要任务，甚至不被列入考核指标——价格的刺激作用只有抑制消费却不能增加供给，这叫价格刺激吗？
　　……
　　火车票的市场问题，其实是三个层次的市场问题：
　　１、铁路建设是否对一切资本放开；
　　２、铁路运营是否对一切资本放开；
　　３、车票经销是否对一切资本放开；
　　薛兆丰这样牛逼的经济学家，既然开了这样伟大的一个头，毫无疑问就该接着这个思路继续追问根本解决之道。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暂时不能解决，就呼吁解决第二个层次的问题，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暂时不能解决，就呼吁第三个层次问题的解决。
　　目前看，在第一、第二个上还完全没有可能，而且一时不能满足立竿见影的应急之需，则薛兆丰这样牛逼的经济学家，在讨论车票市场化的时候，７年了，他应该倡导的是车票经销发售的市场化，提出一些具体可行的操作建议。
　　如果薛兆丰忙着布道，没空，那么，这个具体任务应该落在薛兆丰ｆａｎｓ协会——铅笔社诸同志身上。
　　观点可以是这样：第一、铁道部非市场主体，所以铁道部没有车票定价权；第二、车票应当由车票承销公司竞价承销，为保险起见，可在国资委给出的基本价格基础上；第三，车票价格应当由承销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行决定。
　　铅笔社同志不是说要肯定和承认一切渐进改良吗？ＯＫ，我现在完全同意，车票承销商必须是国资企业，甚至全部是铁道部下属的经济实体。
　　其好处不言而喻：
　　１、彻底消灭了内外勾结的黄牛党，或者说，黄牛党合法化，但其内部人操作和黑箱操作变成公开透明的程序；
　　２、真正形成了由市场供需决定的价格；
　　３、承销商会自动提前拿出各运行区段的需求数据，便于铁路系统合理安排运力；
　　４、分散的销售方便旅客，且大幅缓解一些重要城市可怕的拥堵；
　　鲁迅一句经验之谈我觉得当送给薛兆丰老师和铅笔社诸老师共勉：革命家说屋子暗要开个窗，大家如丧考妣，不准；疯子明火执仗冲进来要拆屋子，大家顿时主张开窗开窗，甚而至于开两个三个，而且欣欣然。
　　所以，薛兆丰先生顶好的办法应当是上来就说，铁路应当彻底非国有化。
　　但薛兆丰现在做什么呢，还在呼吁铁道部应该涨价，铅笔社的同志们也在不断重复转贴薛兆丰的启蒙帖，但薛兆丰能否告诉我们一个思路：该怎么计算春运期间火车票应该涨多少合适？
　　我帮薛兆丰想了６年，无结果，所以，得出了前面的结论。
　　所以，如果火车票话题涉及的三个层次的市场问题我们都无法改变，我不支持火车票涨价。
　　最后，我想再补充不支持的一条理由：
　　每天，从北京都会有一趟几乎空座的特快列车抵达一个巨大但没有旅客的车站，这几个车站是最近几届国家元首的家乡，我希望春运期间，薛兆丰率领铅笔社全体成员到这几趟列车考察体验一下经济学感受，然后告诉我一个铁道部涨价的理由。
　　否则，每年反复强调铁道部春运期间应该涨价，我只能说，这个主张很傻逼。顺带说一句，火车票实名制的鼓吹者应该枪毙。

　　我想，大树唐看到牌桌前的对手时，都是像看一个个没有主人认领的钱包。
　　在重庆的几天，每回赌博，大树唐都是谈笑风生，我们的钱很快都被他收缴一空。
　　我相信，胜利于他，是种心理的必然，而非运气和技术。打德州扑克，大树唐宣称要回馈社会，连续砸了２０把满注，不看底牌的。有人如此放纵，自然吸引了更多围观群­众纷纷加入吃大户的行列，其结果是，大树唐的牌桌上多了更多的无主钱包。
　　大树唐的流程简单到了只有三个环节：
　　先拿出２５元满注，然后喜滋滋地抽着烟看大家热火朝天下注、叫牌以及他们喜怒哀乐，最后，亮出底牌把桌子上的钱扒拉到自己面前。
　　此前，有好几个人面前也堆着小山一般多的零钱，但这几小堆钱在大树唐回馈社会期间，迅速变成火炉上的冰棍，大树唐的荷包滚雪球般膨胀。
　　我记得，此前几次与大树唐的牌局，每次过程不一样，但结果都一样，就是我们口袋里各种面额的人民币迅速到了大树唐的口袋里。
　　大树唐买房了，该是每次都能带回家好一堆瓷砖吧。如果是在广州，也许他每次能带回几个ＴＯＴＯ马桶什么的。
　　帝国也差不多，在游牧热之前，大树唐其实已非深发展对手，但大树唐依然保持着对深发展的绝对心理优势，到了游牧，这种心理益发膨胀。对胡垮，自然更加如此。有这­样的心理，无论开局形势如何，无疑，都是只赢不输的。
　　看对手应当像看食物一样。
　　好多年前，湖南娄底有个叫罗泽南的大知识分子，如你所知，娄底这地方，秀才已很难得，而罗是个禀生举孝廉，自然望重乡国，弟子无数，多大树唐这种精干小公鸡，悍而好斗。一边读圣贤书，一边演习枪棒兵法。两广长毛起事，一群注定连科级干部都搞不到的读书人机会来了。
　　长毛起事席卷东南，多时人马上百万，真正主力却是两广老兄弟，想想看，再多的羽良、九段做你盟友，哪里比得有一个康仔在身边更有安全感？所以，几千两广老兄弟北­伐就可一路打到天津，别说数十倍的羽良们见之披靡了，我大清调动数倍于其的精锐蒙古骑射都搞它不定，无他，那几千人全是康仔啊。
　　罗的几千子弟兵攻克武昌时，数千长毛水师被堵上游不得脱，被俘，全被罗氏子弟兵活剖吃了肝。此中近半是两广老兄弟。
　　罗手下的大树唐们，可能以前一辈子就没吃过几次肉，
　　有朝一日竟将康仔这样的人炒了肝尖，可想，两广的康仔在大树唐眼里，统统变成同样来自两广的飞虎，自然，长毛军中来自安徽的九段、来自江浙的胡垮、来自福建的深发展，以及日后将要迎战的回军秦訇，又等而下之，比之炒肝尖之类大餐，那不只是汤包、蟹黄包、扁食、门丁肉饼之类的小吃么？
　　吃了康仔的肝尖后，一路大树唐乘小船在田家镇沿江而下，两岸炮子密如飞蝗，大树唐们直立船头，不断有同伴被一炮打入江中，不躲不避，谈笑风生：多大个事。在两岸大小拍拍车轰击下，生生把锁江铁链烧红斩断。另一路大树唐则沿江岸冲锋，将山上数倍于己的九段们赶下悬崖。
　　日后，大树唐们一路打一路杀，遇俘皆屠，对面长毛动辄十倍，除七千大树唐被二十万一拥而上的小汤包和蟹黄包搞掉过一次外，一路扎硬寨打死仗，野战肉搏罕有败绩。
　　嗯，罗泽南的一个学生王錱特别像大树唐，可惜此人三十出头就病死了。否则也是个总督。
　　目前，打帝国看对手像看食物一样的，是段宇宏。但个人以为，与康仔单挑，段宇宏的胜率不超过20％，但千人结阵接战，比的不仅仅是ｍｉｃｒｏｆｕｃｋ（微操），更多是心理。单挑更牛的康仔，分组时已然把段宇宏当作傍边的大树，帝国里的段宇宏和牌桌上的大树唐一样，未战已先赢了心理。
　　这就是看对手像看食物一样的人的牛逼之处啊。

注：
大树唐：唐岩，湖南娄底人，帝国中手，高调，自况大树。
深发展：深蓝，福建某地人，帝国中手，低调。
胡垮：以擅垮庄得名，江苏常州人，疑为湖南石门人，帝国中低手。
羽良：天津土著，帝国超低手，优秀伪军。
九段：安徽安庆人人，帝国低手。
秦訇：秦轩，穆斯林，北京土著，帝国低手。
飞虎：广东人，帝国中低手，素英勇。
康仔：广东人，帝国高手，低调，大树。
段宇宏：贵州人，帝国高手，高调，大树。
汤包：以安徽出产著名
蟹黄包：以苏南出产著名
扁食：福建特产，即以掺肉制成的皮包的混沌。
门丁肉饼：北京特产，类乎门丁，故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