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http://tbmhx.blog.163.com zh-CN Thu, 17 May 2012 05:44:39 +0800 Thu, 17 May 2012 05:44:39 +0800 http://blogs.law.harvard.edu/tech/rss 120 <![CDATA[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http://img.bimg.126.net/photo/_1IF_FWKDQLkCtWOweJwog==/229965055974255182.jpg http://tbmhx.blog.163.com <![CDATA[洒满狗血的高地]]>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2381154073
洒满狗血的高地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韩国电影《高地战》海报


洒满狗血的高地——评韩国战争片《高地战》

　　除了日本，东亚国家就拍不出靠谱的战争片么？
　　不记得是哪位朋友强烈推荐的韩国战争片《高地战》，说是继《太极旗高高飘扬》后的又一神作。《太极旗高高飘扬》虽然不合常理之处太多，但确实让我惊艳了一下，从此对韩国电影高看一眼，但若与欧美乃至日本战争片相比，差距还是明显，简言之，煽情过度。与我天朝相比，当然是不错。但我总以为，自由世界的韩国，电影工业已颇具规模，自然要求更高，它可以拍得更好一些。但看过《高地战》后，我就不得不说，虽然该片投入不小，场面壮丽，但这个想极力表现出战争残酷无情的电影，由于用力过猛，煽情过度，虽然局部拍的惨烈逼真，但这个洒满无数鲜血的高地，在我看，更是处处洒满狗血。
      是的，这部电影让我明白一个道理，陆川这种笨蛋导演，并非中国特产，伟大的大韩民国也未能幸免啊。
      剧情方面这里可直接跳过，整个故事主核心，是因为高地反复易手，对抗的朝鲜南北双方军人达成一种默契，在固定地点埋藏礼物馈赠对方。这个埋藏礼品的地点，似乎是高地山脊一个设置非常简单的隐蔽部，该隐蔽部大小约十五平方，中间的土坑内埋有一弹药箱，这个弹药箱便是双方传情的藏宝盒。
      问题是，这个小小高地被反复易手无数次，但设在山脊上的这个隐蔽部倒是未见任何损坏。以朝鲜战场上炮火强度，这种反复争夺的高地，地貌应当每天都改变，一个以木料覆顶建在山脊上的隐蔽部，竟能一直幸存，实在不可思议。
      按道理，这种长期争夺反复易手的高地，山脊上只有数道反复开挖、双方都可利用的战壕，双方真正的土木作业，都会在不易被对方炮火伤及的反斜面上。高地争夺的常态，是占据高地的一方，主力藏在反斜面的工事里，少数占据一线坑道战壕。对方攻击时，静待对方炮兵摧毁山脊上的工事，炮击一停，多半意味着攻方步兵已迫近山头，此时，守方幸存士兵立即冲向山脊，占据有利战位，狙击对方步兵。
      这种情况下，双方军人若要给对方馈赠礼物，合理的埋藏地点应该只在我方一侧反斜面的掩体或敌方一侧反斜面的掩体，山脊上的战壕可能性较低，因为一旦高地易手，失守方的远程炮火通常会迅速轰炸已为敌方占据的高地。
       当然，朝鲜战场上，联军一方的炮兵弹药充足，反应迅速，中朝一方炮兵常苦弹药不足，南朝鲜军拿下高地后，不用担心中朝方面炮兵报复。无论如何，如果双方有这种默契，礼物的埋藏和寻找，过程要复杂得多，当然，也更有趣。剧情如照朝鲜战争真实情形演绎，我想，电影的可看性要高得多。放到斯皮尔伯格之类的人手里，它必然是放在高度逼近真实的环境里细细展开：一个反复争夺，最后在双方士兵眼里已经失去意义的高地，此种极端环境里，双发竟然无意中有了两三次互赠礼物，甚至委托对方带传家书，——我们不妨假设一下，这边的士兵看到对方的家书时，稍稍推演一下，会有怎样的剧情。一个不烂的导演自有足够信心打动观众。
       问题是，《高地战》一片的导演显然不这么认为。
       为了让观众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他竟然让这两个连级作战单位，在至少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互相争夺一个高地——主人公A于53年元月抵达高地时，主人公B就说，他记得双方易手次数已有30次，此后直到七月停战，这种争夺几乎一刻不停。对阵的韩方鳄鱼中队这边，指挥官为上尉，对面朝方指挥官是个中尉。这两个连队，一边在几十次的攻防转换中互送礼物，一边冷酷无情地屠杀对方。
       战争残酷不残酷？对人性扭曲不扭曲？我觉得这片子，导演甚至恨不能在画面中加上字幕，此处体现战争对人性的扭曲，此处体现战争中有时还是有人性温情的流露。
       问题是，以片中呈现的战斗强度，高地每次易手，攻守双方都该打残，双方很快都会换上一个新的连级战斗单位，就算是后面不断有心病补充进来，也怎么可能让这两个连队对峙近一年。
       当然，说它的战斗场面惨烈逼真，只是相对天朝最近几年那些成堆的战争片而言。这部片子里，韩方每次攻击高地，最多只有美国的野马战斗机轰炸一轮，从没看到后方大规模炮击。躲在山洞里的朝鲜军人自然是一个都不会死，而韩军步兵攻击时，都是在一个狭窄的正面密集冲锋——实在很难想象，山下的一个连用这种方式仰攻山上的一个连，不但没死绝，居然就拿下了高地。当然，朝鲜的那个连回头又能把他们赶跑，实在就更离谱，因为他们是在没有飞机对地攻击的前提下，直接在大白天往上冲。
       我想，片子如此不合常理，大致是因为编剧先构想出一个精彩故事：长期对峙令双方士兵厌战，于是有了双方借攻守频繁转换阵前互赠礼品，为了强调战争残酷无情，这个故事的背景被设置为争夺了几十次的高地。问题是，故事本可成立，但背景设置却使故事不可能这样发生。
      《高地战》一片中，剧情过头到洒狗血程度之处比比皆是，比如鳄鱼中队老兵对浦项之战的惨痛回忆和精神创伤，它本为体现战争残酷而设，但片中战斗场景一扫而过，几个经历者的后遗症表现，不但让观众不解，甚至莫名其妙——浦项之战的阵亡数字，不过与朝方那个美女狙击手一个人打死的人数相当——既然今日从容赴死地，何以往昔记忆犹狰狞。
       这个价值连阑尾都不如的剧情线索还不算过分。
       过分的，是一大堆洒狗血的巧合：
       第一个，是朝方中尉指挥官，正是当年俘虏主人公A和B的指挥官，B死后，A与朝方指挥官还有两次大洒狗血的深沉对话；
       第二个，朝方外号“两秒”的神射手是个美女，B看到该美女家信中的照片时，误以为学生装扮的美女杀手还在后方，宣布战后将娶该女杀手为妻，后被该女杀手击毙，而A则在B被美女击毙前，救过美女一命……
       更洒狗血的地方还在后面：停战协议签订后，A遇见美女，把带着B的鲜血和弹孔的照片还给美女——没错，狗血还没洒玩，因为协议还有十二小时生效——顺带说一句，协议签字那一刻时还剩12小时，上级指挥官下去传令还是剩12小时，鳄鱼中队百般不情愿再加反复动员抵达攻击地点时还剩12小时——这不算是穿越么？——让我们继续狗血，再接下来，最后一战中，B与女杀手再次狭路相逢，在肉搏中，A不像上次一下放了她一马，而是复制了《拯救大兵瑞恩》中的那个残酷镜头：一把匕首缓缓的然而又是坚定的并且是冷漠无情地刺进美女杀手的胸膛。
       依我看，在集合了种种不可思议巧合的《高地战》中，那些小概率事件的洒狗血桥段，挑任意一个，只要认真、本分地按其自然逻辑展开，就能成就一部成功的战争片，但在一部长度不足两小时十分钟的电影里，把这么一大堆小概率的离奇事情全都混在一起，就算演员各个都是老戏骨，他们也会演傻。这部电影里，所有演员的额头上都刻着一大行字：战争是残酷的。下面还有好多小字，我就不复述了。
       没看过这部片子的人想知道这个高地的归属么？泄露一下剧情也无妨。我想你大概也能猜得着，双方恰好死得各自剩下一个人，韩国方面是A，朝鲜方面是那个中尉指挥官。你肯定猜到了，俩人在那个柴禾搭成的隐蔽部里再次相逢。喝酒、抽烟。然后，A重复了朝鲜中尉三年前的话：你知道你们为什么战败了吗？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为何而战。
       然后，外面传来广播声：所有战线停止一切敌对行为。然后，A和那个朝鲜军官各自转身，身后，是一个洒满狗血的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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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装自行车骑士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于河北香河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2214521948 10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2214521948 Wed, 14 Mar 2012 05:21:09 +0800 2012-03-14T05:21:09+08:00 <![CDATA[越战30周年：北回归线上的疤痕]]>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21172180824 2009年《凤凰周刊》中越战争三十周年专题文章之

                       北回归线的疤痕

□ 文/记者 周宇

　　2009年3月11日，昆明的一家皮具美容店，52岁的店主赵永刚，坐在满屋的皮鞋、油漆和皮衣中间已忙碌一整天。金融危机以来，皮具美容店生意差了许多，好在最近送鞋子来保养的人又多了起来。
　　一个和赵永刚年纪相仿的人径直步入店内，与他商量晚上聚会的事情。这个人告诉赵，聚会有老首长出席。赵永刚开始为难起来，他想见见昔日的首长和战友，但又舍不得丢下这满屋的鞋子。
　　赵永刚是中越战争退役老兵，二等功臣。2009年2月17日，是中越战争30周年纪念日，2月份以来，赵和战友的聚会、扫墓和纪念活动也因此不断。
　　3月6日，越南北部老街省老街市，50岁的摩的司机阮文贵又拉到了一个中国客人，这个客人的目的地是城外的老街省老兵公墓。1万越南盾，阮文贵很高兴能做成这笔生意，并且不介意在客人参观公墓时，在公墓门口等候。
　　公墓位于老街城外约3公里，在通往老街市开发区的路上，周围少有人家。公墓里空无一人，只有少数墓碑前有蜡烛或是香火的痕迹。公墓正中的纪念碑上写着“祖国记功”，纪念碑前只有一个花圈，上书“祖国永远记住你们的功劳”。这里埋葬着一些在中越战争中的越南阵亡者，许多人没有留下姓名。
　　时近三八妇女节，老街街头到处都是卖花的摊位，根据习俗，很多人都会买花送给家中的女性。但在公墓里，一束花也看不到。
　　见客人对中越战争有兴趣，阮文贵介绍，自己就是那场战争的老兵。阮脱下外套，卷起袖子，他的右臂上赫然呈现一个炮弹弹片留下的伤痕。
　　在老街市，许多开摩的的司机都和阮一样是中越战争中的越南老兵，他们并非老街本地人，是因为战争而留在了这里。
　　在2月17日那天，越南河江省境内的1509陵园，同样鲜有来访者，整个陵园只能看到一两束鲜花。一个越南老兵点燃了香，孤独地纪念他埋葬在这里的上千名战友。
　　中越战争是中越两国最近的一场有重大人员伤亡的战争。据越南官方公布的数字称，中国有2万人被击毙，伤6万余人。中国方面，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称，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2月17日至2月27日击毙越军15000人，2月28日至3月16日击毙越军37000人。
　　从1979年2月17日那个漆黑的夜晚开始，中国士兵赵永刚、越南士兵阮文贵和他们各自的战友，在红河岸边展开厮杀。每个人身边都有大量战友倒下，每个人都见证了城镇的毁灭以及百姓的流离失所。战争突然开始又突然结束，虽不为他们所理解，却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那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

　　1979年2月17日零时，22岁的赵永刚和战友们接到命令，乘坐橡皮艇从河口县偷渡红河，进入越南的黄连山省（现分为安沛省和老街省）。
　　当时赵永刚头脑一片空白，感觉像在做梦。两年前入伍时，赵完全没想到会打仗。对他来说，部队只是个跳板，为的是退伍后可以进工厂。
　　1978年下半年，军区首长突然密集地视察，一位首长还在视察之后丢下一句话：“希望你们为人民立新功。”赵隐约感到，“立新功”可能意味着要打仗了。
　　年底，对越作战的任务下达。士兵们被告知，中越两国不再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越南是个忘恩负义的国家，不但大规模排华，侵略柬埔寨，还炮击、骚扰祖国的南疆。
　　赵永刚在偷渡的时候，20岁的阮文贵，这个在驻老街的越南地方部队中服役的士兵，还在睡梦中。阮文贵与赵永刚同一年入伍。高中毕业后，阮文贵没考上大学，按国家规定进人民军服役3年。
　　阮文贵的中学时代是在中越友好的宣传中度过的，他在高中学习了3年中文，这是当时越南中学教授的唯一外语。在学校，阮被告知中国给了越南大量无私的援助，他从未听到任何批评中国的言论。
　　高中毕业之后，阮发现了变化：许多中学不再教授汉语，而是改教俄语。阮对此感到不安。阮原本是准备训练后被派往柬埔寨战场的，但最终留在了老街。
　　凌晨2时，偷渡成功的赵永刚和战友们摸到越军阵地，对方喊口令，他们抬枪便打，不久，赵听见其他地方也响起了枪炮声。
　　赵永刚当面的越军，当时大部分正在阵地背后一个砖瓦厂的院子里看苏联电影，对战争爆发毫无准备。顺利占领越军阵地后，赵永刚发现，阵地上的重机枪和用来对付步兵的高射机枪都没用上，阵地前的陷阱里甚至没来得及插入致命的竹签。
　　两小时后，河口方向中国军队发起总攻，强渡红河。一个叫谢明的通信兵看着身边的战友一波一波地乘坐橡皮艇，高喊“同志们，为保卫祖国领土，冲啊！”，奋力向河对岸划去。对岸越军则对着口号声的方向猛烈射击。
　　约一小时后，中国炮兵开始压制越军阵地，炮火映红了夜空。中国军队终于抢滩渡河成功。
　　清晨，谢明渡过被中国军队鲜血染红的红河后，才发现自己配属的连队突然少了很多人。很快，大批陌生的面孔填充了刚刚空缺出的位置。
　　正准备起床洗漱的越南士兵阮文贵被中国军队总攻的震天的枪炮声吓坏了。此前，阮文贵和他的战友每天都在担心中国可能的进攻。此后的日子里，阮只知道到处都是中国的炮弹，到处都是源源不断进攻的中国军队。阮与所在的部队边打边撤。
　　2月17日凌晨，中国军队总攻的炮火也将老街市女中专生姜氏梅惊醒。周围是不断的爆炸声，附近的教堂被炮弹炸毁，姜氏梅的一户邻居家被炮弹击中，全部死去。
　　老街城一片混乱，人们只知道炮声是从北面传来的。姜的父母丢下了临街的大片木头房屋，只带着些衣服和钱，在黑暗中拉着7个孩子往南跑。
　　全家夹杂在难民潮中狂奔，终于逃到40公里外的柑塘。柑塘火车站挤满了逃难者。姜家幸运地挤上火车，逃到200公里外安沛省的亲戚家。列车的窗外，是挤不上车徒步往南的人流。
　　在逃到老街南面约20公里的地方，阮的部队被中国军队包围。他身边的战友一批批阵亡，尸体被活着的人遗弃。阮文贵被弹片击中了手臂，但侥幸冲出包围圈。不到一个月，阮文贵所在约100人的连队就阵亡了49人。阮的一个兄弟战斗单位则全部阵亡。
　　赵永刚所在的尖刀排在进入越南4天后遭到重创：被埋伏的越军前后堵在了一片山谷之中，激战中，一名机枪手死在了赵的怀里。赵所在的连队，在第二天早上清点人数时，包括抬走的伤员、牺牲者、被打散的人，160余人损失了100人。赵因勇敢荣立二等功。
　　谢明所在部队损失更大。“每一分钟都在死人”，谢回忆，即使在已被攻占的城市也是如此。谢被子弹击中了腹部。来到柑塘的第三天，谢明和战友们平时喝水的水塘里突然漂满了尸体。大家这才知道此前柑塘火车站发生过肉搏战，死去的军人都被丢进了水塘，在水底沉了2、3天后才浮了起来。

　　【“兄弟之间”的战争】

　　直到战争爆发后，才有一位战友告诉阮文贵，战争的原因是“中国和越南本来走同一条路，但越南背叛了中国想和俄国人走，于是中国要教训越南”。
　　很多年之后，阮文贵说服自己，这是一场兄弟之间的战争，与抗美、抗法战争完全不同，“亲兄弟还打架呢！”
　　战争刚刚开始时，赵永刚也觉得自己对待越南人，应该像在国内作战对待老百姓一样。
　　2月17日上午，赵永刚第一次见到逃难的越南老百姓。他有些心疼地看着眼前惊恐的老年妇女和孩子，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呆在家里不要乱跑，并分给爱抽烟的老年妇女们烟抽。
　　赵有时会问村民：“中国好不好？毛主席好不好？解放军好不好？”得到的答案都是“好”。一些村民在解放军进村时就翻出早年的毛主席像，挂在家里。
　　一次包围越南村庄，并成功抓获大批战俘后，赵所在营经过请示上级，决定向村民们宣传中越友好。赵永刚所在连队手持冲锋枪包围了一块水田，其他连队则跳进田里，为越南村民插了两个小时的秧。
　　村民们好奇地围了上来，一些村民的脸上带着笑容。赵永刚觉得那是“皮笑肉不笑”，大家都知道这是表演。
　　谢明所在部队也曾试图建立与越南村民的“友好”。战争初期，谢的战友们被命令见到逃难的越南老弱病残，要背回来予以救治。但难民们并不领情，一些战友被背在背上的“难民”突然拔刀捅死。
　　谢的战友对此感到费解，抓获了一名这样的“难民”后，战友们审问她，为什么要杀死中国军人。装扮成老太婆的年轻越南女子称，“你们是侵略者”。
　　血的教训让谢明和他的战友只能放弃友好。
　　谢明在越南乡村见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东西，包括捷克的摩托车、苏联的康拜因、法国的装卸车、日本的收录机。
　　在进入越南人家中搜查时，谢突然发现桌子上一个疑似定时炸弹的电子装置，战友们立即卧倒，但炸弹并未爆炸。一名战友壮着胆子按了一下按钮，“定时炸弹”开始播放音乐。此后谢明才知道，这原来是日本三洋牌收录机。而法国的装卸车则被误认为是新式坦克，被士兵们用火箭弹摧毁。
　　1979年3月28日，谢明的部队在柑塘接到了撤退的命令。此时，谢明才知道，3月5日，北京已经宣布了撤军。
　　谢明的部队撤退时，同时完成炸毁当地主要建筑物的任务。柑塘政府大楼、百货大楼、老街市政府大楼、发电厂等建筑，以及一个磷矿、大批桥梁被全部炸毁。谢明记得，老街城里那些法式的漂亮小洋楼也都被炸毁，一些藏有武器或民兵的村舍则直接用燃烧弹烧毁。
　　赵永刚的部队同样边撤边炸。被炸毁的许多房屋和设施，都曾是中国援助建设的。中国军队撤退后，越南北部的老街、沙巴、同登、凉山、高平等众多城镇成为一片废墟。一位越南记者称，在高平，“中国人一所房子也没有留下”。
　　阮文贵突然听到中国人撤退的消息时，感到比战争的爆发更加难以理解。30年后，阮依然不明白中国人怎么说走就走了。
　　一直被往南方赶的部队开始追在撤退的中国军队身后打。阮跟着部队打回老街，一直打到了红河岸边。
　　阮文贵看到的老街城已经是一片废墟，兄弟之情荡然无存，战友们只要见到中国人就立即杀死。那时候，阮一见到红河对岸清晰可见的中国人，就恨得咬牙切齿。
　　逃到安沛省后，姜氏梅一家很快花光了积蓄。他们没有回到家乡老街，越南政府不允许任何市民回到已成废墟的老街城。姜氏梅一家和其他从老街城逃出来的家庭一样，靠外出打工或是做小生意努力活下来。战后10年间，他们的家乡老街城，除了驻军，是一座只能长草的空城。

　　【战火十年国境线】

　　1979年的战争结束后，阮文贵和赵永刚都在一年后退役。两年后，双方争夺重点集中在广西境内的法卡山、云南麻栗坡县境内的老山、扣林山、八里河东山、者阴山等地。北回归线以南不远的中越国境线上，再次成为炮火连天的战场。
　　麻栗坡县烈士陵园的《老山、八里河东山、扣林山地区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概况》（下称《概况》）称：“自一九七九年我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以来，越南当局本性不改，不顾我国政府多次严重警告，继续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西侵柬埔寨，北犯我国边疆，先后派兵侵占了我国云南边境老山和扣林山地区十个高地。”
　　1981年5月、1984年4月，双方在此地展开激烈争夺。中国内地的各大军区轮番上阵，与越军厮杀。《概况》称，仅其中一次长达100天的战斗，中国军队就攻克了50多个高地。
　　战火在这一西南边陲小县燃烧了整整10年，距今天麻栗坡县中越天保口岸30公里的老山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战场。
　　959名解放军和支前民兵阵亡者被安葬在麻栗坡烈士陵园，其他一些则被火化后运回原籍安葬。陵园中的阵亡者来自19个省市，最小的年仅16岁，他们当中有的阵亡时入伍仅3个月。
　　天保口岸不远处盘龙河畔的一个桥头曾经是遗体转运站，村民们记得，整卡车的遗体被堆放在这里，再转运走。当地的老太太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死去的年轻人，以及满地的遗书和遗物，一起跪在路边痛哭。
　　越军同样死伤惨重。据云南省边防部队记载，仅在1984年4、5月间连续100个昼夜的激战中，就击毙越军副团长以下官兵数千名。
　　一名越南汽车兵对越南记者回忆，早上载着满车的士兵上前线，晚上拉着满车的伤员和阵亡者回来。满车的伤员和尸体之间，一段香蕉树的树干上插着点着的香。汽车兵原本以为会有一些伤员能活下来，但在到达目的地后，经常发现一车人里只有他自己是活的。
　　在越南河江省临近中国一侧，遍布着众多烈士陵园。仅在渭川县烈士陵园，就埋葬着1600名死于中越战争的军人。
战争对地方的影响同样巨大。
　　2004年，曾有文山州官员告诉大陆媒体，整个战争期间文山州仅直接经济损失就达19.8亿元，间接损失更无法计算，而从1949年到1991年的42年间，国家在该州的固定资产投资仅为8.4亿元。
　　文山州政府的文章曾称，该州“是从1992年战后恢复建设才集中了全部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在全国人民大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文山的各项工作都‘一切为了前线’，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支前是文山州最重要的工作。州里成立了支前办公室。谢明回忆，那时候“最新鲜的蔬菜都给我们吃，香烟要多少有多少”。
　　文山州的官方资料记载，1984年到1993年间，全州支前物资供应共计粮食11099.63万公斤、食油678.425万公斤、木柴煤炭19687万公斤、肉食2105.365万公斤、禽蛋及副食品1439.565万公斤、鲜（干）腌菜12844.95万公斤、香烟839.99万条。这一数字还不包括供应前线部队生活日用品、马料、马草以及计划外供应及慰问品。
　　此间，全州文山、马关、富宁、麻栗坡、砚山、广南、西畴等各个县共组织民兵连108个共计10393人，民马连55个计4838人，3764匹马。
　　战争也带给当地一些好处。文山是中药三七的重要产地。轮战期间，大批军人过往导致三七销量猛增，居民常常只要挑到路边就能全部卖掉，干三七的价格也能在一夜之间每公斤上涨数十元。
　　另一好处是，战争令公路一直修到了老山顶上。
　　离天保口岸约1公里的壮族人梁久永，一家都是国营天保农场的职工。10年间，梁家经历了三次疏散。
　　1979年的战争爆发后，梁久永的母亲用壮族传统背带将4岁的他背在背上，全家疏散进猫耳洞，洞外，炮火整夜不停。
　　1981年，梁家再次被通知疏散，一些来不及疏散的村民死于炮火。梁的父亲是支前民兵，梁的母亲独自带着5个孩子疏散。3年后，小学二年级的梁久永刚刚开学，梁家遭遇第三次疏散，梁久永再次离开学校。
　　1986年，因为梁久永的表娘（爸爸的表妹）是对面的山里的越南人，梁家被要求调到其他县的农场。但梁家断然拒绝离开居住了数百年的山头。
　　梁家此后被停发工资和粮食。这一年，小学三年级的梁久永辍学回家，和家人一起喂猪为生。梁每天和军人们住在一起，并收集军人的剩饭喂猪。
　　梁久永在越南的表娘一家，同样因为在中国有亲戚而遭怀疑。猛烈的炮火中，表娘一家和村民们躲在山洞里不敢出来，以木薯、野菜为主食。村里一名少妇冒险出山洞背米，被炮弹炸死。惊吓和饥饿之中，表娘家亲友中的三位老人先后死在山洞里。
　　漫长的战争令供职于老山前线总指挥部的谢明备感煎熬，尽管是军官，他也不知道战争到底何时结束。
　　长年的轮战，令部队的纪律成为问题，当地也逐渐开始抱怨军人扰民。
　　1990年，越南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副总理武元甲应邀访问北京；越南体育代表团参加十一届亚运会，中越出现和好的迹象。营以上军官的政治学习，一度出现要求对战争总结和回顾的内容，前线军官预感到，战争或需要结束了。

　　【垮掉的一代】

　　1992年，中越战争彻底结束，老山的轮战部队陆续撤离。
　　此前一年，局势已经缓和。梁久永家和越南的表娘家相隔10年后终于在中国一侧再次见面。梁的母亲送给表娘家一小包大米。
　　表娘家从南方重返故园时，村庄已被炮火夷为平地。田园里满是巨大的弹坑和地雷。除了野草，长在田地里的树木也有一抱多粗。
　　生存成为双方共同的难题。1993年之后，中国政府要求战区人民“两费自理”（生产费、生活费）。梁久永的母亲于是背着清凉油、感冒药、针头线脑、衣服、壮族绣花等翻过山头，去越南出售。
一个瘸腿、姓田的越南人热情地接待了梁的母亲。田笑着说，他是越南的特工，战争时曾带着10个部下，背着100公斤TNT来中国炸桥。但在半路踩上地雷，失去一只脚。
　　田家的房子也被炮火摧毁，只得在山上用树木简单搭建一间。屋子里只有蚊帐和被子，屋外的几颗龙眼树用来养活4个孩子。
　　由于地里地雷太多，没有人敢种地。梁久永的表娘一家就靠捡炮弹皮、手榴弹，以及拆废弃的军事工事里的“工事钢”卖钱为生。尽管如此，仍不时有越南村民被地雷炸死。
　　中国一侧，天保农场也有人被地雷炸死炸伤，但集中扫雷之后，农场橡胶生产得以恢复。但生活依然贫困，如果想要现金，只有挖“工事钢”卖钱。
　　梁久永没能把初中读完，被战争打断多次之后，梁无法再沉下心读书。战争成了他心中最深的烙印。他觉得自己的心理是畸形的。没有玩具，也不用上学，梁小时候曾经拆一箱手雷，往河里扔着玩，或是打枪来消磨时间。梁久永记得，1985年来的一些士兵入伍时间太短，还不熟悉武器，农场的孩子们就教他们使用武器。
　　梁如今依然习惯性地穿着从军用内裤到迷彩服、军靴的一整套军装。他热衷于寻找许多只有他一个人能找到的中越战争遗迹。
　　在网上，梁久永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驳斥那些对中越战争一无所知，却无限向往的年轻人。对战争和死亡的厌恶，又令他挣扎了很久后决定不去当兵。
　　战争结束后，梁久永到处打工。他走遍了大陆的众多大城市和云南的各个边境口岸。1994年在中缅边境的瑞丽口岸，梁被当地的灯火辉煌震惊了。
　　“同样是国家级口岸，瑞丽人都开始盖别墅了，我们天保口岸还在解决温饱问题。”梁对此愤愤不平，他认为，天保口岸被战争耽搁了太久。梁后来又去了云南另一中缅边境城市畹町，发现比瑞丽更加繁华。1997年，梁离开冷冷清清的家乡，去广东打工。
　　战后，边境还经历了一段混乱期。1990年代中期以前，遍地的枪支弹药、手榴弹威胁着治安。外地商人来到此地都要保持谨慎。梁也曾借此欺行霸市，强行装卸货物。
　　如今，不论是文山州还是红河州，依然到处都可以见到“枪支弹药”、“枪支迷药”这样的小广告，和办假证的小广告一起涂在墙上。
　　就在2009年2月份，梁久永的妻子还在山上挖出了一箱曳光弹，交给附近驻军。梁对这种子弹的原理和使用方法了如指掌，驻军的士兵们却反而从未见过。
　　在梁的印象中，和他一起长大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出人头地”的。与周围崭新的楼房相比，梁久永多年前盖的家看上去更像是个厂房，略显寒酸。
　　文化程度不高，脾气极度暴躁成为一代人的共同特征。梁的一位同龄的发小因为冲动杀人而被处决，梁自己也曾经抄起铁棍殴打他人，仅仅因为对方朝他姐姐行走的方向吐了口水。
　　“翻脸比翻书还快。”身边更年轻的人无法理解梁久永这一代人奇特的脾气。梁说，他在突然翻脸时，常常想起小时候那些和他一起玩耍的士兵，转瞬间就变成烈士。
　　梁自己也险些被近在咫尺的炮弹炸死：幸好炮弹落在一个洼地，死角挡住了弹片。
　　1992年，姜氏梅一家也回到了老街。此前一年，越南政府才正式允许老街重建。姜家的木屋早已变成了长满荒草的废墟。幸运的是，姜家认出了当年的地皮，并在原地开始重新盖房子。
　　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找回当年的土地。越南政府鼓励外地人重建老街，土地完全免费。姜家的一户邻居回来后发现，自己的地皮已被别人占据。
　　越南南方的年轻人也被鼓励来老街工作：无需考试，就能直接获得公务员身份。于是，老街的市区满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重建者。如今，老街市已难以找到真正的本地人。
　　阮文贵也加入了重建大军。一个家在离河内不远的越池，来老街找工作的女子成了阮的妻子。阮幸存下来的战友，很多娶了外地来重建老街的女子。
　　姜氏梅如今在老街市一家农贸市场旁边开杂货店。战争令她离开了学校。但姜认为更可怜的是她在隔壁同样开杂货店的弟弟。弟弟甚至没能把小学读完。
　　3月7日，姜的弟弟在隔壁的店铺里拿着棍子打孩子，孩子哭喊着跑进了姜的店铺。姜用尽全力也没能拦住冲进来的弟弟，两个瓷盘摔碎在地上，破碎声与孩子的哭声混杂在一起。
　　姜的弟弟冲进店铺的深处一边继续用棍子教训10来岁的儿子，一边说，“我没读书不知道吃了多少亏，你还敢不上学去打游戏！”

　　【恢复建设的较量】

　　1986年，越南步中国之后宣布“革新与开放”。
　　1991年，越共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领越南高级代表团访华，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这一年，美越关系也出现转机，华盛顿向河内提出关系逐步正常化蓝图。
　　从1991年至1995年的5年内，越南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高达8.2%，每年创造100多万个就业机会。通货膨胀率也从1991年的67.1 %降至1995年12.7%。这被一些研究者称为越南经济的“高速起飞期”。
　　1992年，国境线云南一侧开始了战区恢复建设。第二年2月，中越双方共同努力下，国务院批准恢复天保口岸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
　　与此同时，越南方面对战后边境进行了大力扶植。扶植力度之大，甚至引起了文山州官员的紧张。文山州政府部门的官方文件中，详细列出了越南的具体政策：
　　扶植内容涉及口岸建设、扶贫、免税、贷款和教育等方面。战时被“净化”到内地居住的回迁居民得到特殊扶持，政府除向回迁农户无偿提供种籽、化肥和耕牛外，每户还补助建房费折合人民币1000～1500元。此外，边民们5年内免征一切赋税，政府每月还免费向边民提供一斤煤油和一斤食盐。伤残（亡）人员及其家庭则由国家出资建房。
　　一份文山州向云南省和中央政府公开提交的一份《情况汇报》称：“越方优于我方的边境扶持政策，已在我方边民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有的伤残人员抱怨：‘打战时国家要我们当民兵守哨卡，背弹药上前线，我们死的死、伤的伤，现在国家的照顾政策还不如越南的好，以后再打战，哪个还听政府的话上前线去送死？’”
　　一些边民受越方战后特殊扶持政策的影响，纷纷外迁。上述情况汇报称，数年来已有398户边民自动迁居，其中有198户752人外迁到越南、老挝和缅甸居住，“既造成不良政治影响，也危及了边防的巩固。”
　　梁久永也通过越南表娘一家的不断变化感到不平衡。90年代中期，表娘家开始经营洗车厂。此时，梁在越南当主治医师地一个亲戚，下班后还要靠卖酱油补贴家用。但是到90年代末期，梁家在越南的亲戚大多开上了汽车。越南由政府出资对民间买车的高额补助也令梁久永羡慕。
　　如今，战后的恢复建设重新成为一种较量，双方都在盯着对方的动作。
　　2000年，文山州一些县的边境村寨开始实施茅草屋改建项目，每家补助5000元人民币。当地公检法等单位，也各自挂钩一个村委会，帮助其建设小康示范村。2006年起，边境线上居民医保全部免费。但上述政策只有拥有国境线的村委会才能享受。
　　越南同样如此。一位匿名中国山区边境官员介绍，越南一方临近中国的房子靠中国的那面墙被粉刷得很漂亮，但中国的官员参观后发现，屋内同样简陋。
　　实际上，山区的贫困至今依然是两国共同的难题。2009年越南官方报道称，一个与广西、云南同时接壤的山伟乡共有908户，5112口人，其中未能解决温饱的占47.64%。河江省耸辣乡一个叫耸辣先的村庄，只有47户，90%多是贫困人口。
　　一些越南边防军人卖掉自己养的猪和羊，给村民们盖一种叫做“大团结屋”的房子。村民们哭着说，他们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
　　匿名中国边防军官称，偷渡到中国来打工的越南人依然很多。2008年抓住的一名非法入境者，已经一个月没吃大米或是苞谷这样的主食。该越南人称，他来华打工的收入大约是10元人民币一天，外加吃饱饭。
　　贫困落后令一些越南山区少数民族妇女被拐卖到中国。同期的越南官方报道称，一些人只能卖几百块，多的到3200元人民币。她们大多被卖到中国当妓女，包括一些5-7岁的女童。这些越南女童在中国养大后，不会说越南话，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
　　而在中国一侧，贫困使得一些山民宁愿冒险进入政府划定的雷区，因为雷区去的人少，可以捡到更多的柴火。于是，时至今日依然偶尔有山民被地雷炸死炸伤。
2006年，云南省副省长李汉柏在云南省战区恢复建设工作总结表彰会上说，尽管通过10多年的恢复建设，战区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但遗留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战区22个县市有15个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共有贫困人口近170万人。

　　【国境线两侧的公墓】

　　1980年，赵永刚退伍后，被安排在昆明市活塞厂上班。此后的30年间，赵几乎每年都要去屏边县的烈士陵园，为团里的46位烈士扫墓。
　　赵每月从50余元工资中单独拿出5元，作为扫墓的路费。等凑够了大约一个月工资，赵就会请假，然后踏上去蒙自的火车，再转蒙自到屏边的汽车。第三天早上，赵就可以看到陵园里的战友们了。
　　赵在战友们的坟前点燃一支烟，洒上一杯酒，或是放个苹果，一边哭一边和他们说话。扫墓令赵沉浸在为国捐躯的荣耀感之中。数年之后，这种荣耀感逐渐褪去，赵永刚和战友们说的心里话也越来越多。
　　“大哥，我今天来扫墓，心里难过。我们打仗，保卫江山，到底为了什么？”赵对着墓碑说。年复一年，赵永刚在扫墓时唠叨着自己对退伍兵待遇太低、社会不公、腐败的不满。但赵永刚从不在墓园里提起的是，这场战争正在被遗忘，他怕战友们听了伤心。
　　1995年，赵离开了难以按时发工资的活塞厂，开始为昆明各种行业的老板们跑业务。之后，赵找到了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皮鞋和皮具保养。
　　2月17日，中越战争30周年纪念，对赵永刚和谢明都很重要。越战老兵，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身份。此前的数天里，两人所在部队老兵分别聚会予以纪念。
　　但这一天对阮文贵并不重要。越南的军人纪念日是7月27日，这一天，参加过抗法、抗日、抗美、中越战争等历次战争的越南军人都会庆祝。历次战争中，中越战争似乎并不那么重要。
　　阮从来不去老街城边3公里的军人公墓扫墓，因为许多战友的尸体早已不知去向。偶尔，阮也会思念死去的战友，这令他又回忆起对中国人的仇恨。只是面对随处可见的中国游客和忙着去中国做生意的越南人，阮轻描淡写的仇恨显得无处安放。
　　即使是提到当年老街城的毁灭，阮文贵也觉得没什么必要。“如今的老街城比当初大十倍，又先进又漂亮。两国的关系也早已重归于好，还提那些事情干什么？”
　　老街城和对岸曾经令他恨得牙痒痒的河口县城几乎已经连成了同一座城市。河口的越南商贸街除了为来自中国内地的旅行者们服务，也在为越南人服务：越南人可以在这里购买国内不能公开出售的东西，比如工艺刀具和成人用品。
　　并非每一个越南老兵都能轻易放下当年的战争。前述河江省汽车兵就在2月17日来到公墓祭奠死去的战友。汽车兵给每人点了一支香。30年前，这里是打得最火热的地方之一，但在现在，烈士们静静地躺着。汽车兵说，山顶太冷了，希望2月17日能有人来给死去的战友们点香，让他们温暖一些。
　　阮文贵不愿意去的老街省公墓，赵永刚反而去看过。去红河对岸的越南看看，是众多中国老兵的心愿。
　　2005年，赵永刚和老战友们去屏边扫墓。对长眠在屏边的战友们一番倾诉之后，活着的战友们决定去老街看看。因为赵没带身份证，两名越南人民军士兵帮助他们偷渡了过去，中国老兵们为此每人支付了60元人民币。
　　赵想去老街省的军人公墓看看那些被他们打死的越南军人，这样心里会稍稍好受一点。不过走到公墓门口，赵没敢进去，他怕自己的年龄引起公墓管理者的猜疑。但赵不知道，这座公墓里面并没有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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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凤凰周刊》12月15日

徐元宫



　　据俄罗斯历史学家Г.В.日尔科夫考证，早在1486年1月4日,欧洲就已出现了第一个书报检查机关——书报检查委员会。18世纪初，俄罗斯也已开始书报检查，“俄罗斯国家建立时期，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对手写书稿和印刷书籍实行垄断并逐步确立由莫斯科东正教中心（主要是其主教）实施的集中的神职人员书报检查的统治地位的时期。在对自由思想进行书报检查惩罚和镇压的过程中，人、手稿和书籍均遭毁灭。”
　　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书报检查已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为维护各项现行制度，限制言论自由和获取各种信息、压制异己思想。
　　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爆发第二天，就开始确立自己的书报检查制度。可以说，书报检查制度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贯穿其整个历史，为捍卫国家政权、强化社会管理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然而，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长达74年时间里，无论是苏联官方还是民间，都对书报检查制度这一现实存在视而不见，讳莫如深。
　　只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那短暂的“去斯大林化”特殊时段，苏联出版物偶尔零星地提及“书报检查制度”，但言词非常谨慎。比如，1957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指出：“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具有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书报检查制度的另一种性质，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机关，其活动旨在捍卫出版物上的军事机密和国家机密、预防出版可能会给劳动群众的利益造成损失的材料。”
　　这一解读尽管没有全面而准确地阐释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但客观上承认了苏联存在书报检查制度这一事实。除了这一特例，直到苏联解体前，苏联公共出版物上，再难看到“苏联书报检查制度”这样的词汇。
　　1974年出版的《苏联历史百科词典》，在“书报检查制度”条目下只字不提苏联。1980年出版的《苏联百科词典》中，对“书报检查制度”的解释是：“国家对出版物和舆论工具的监督制度。西欧始于15世纪，俄国始于18世纪初。按监督形式可分为警告和惩罚性两种。1804年起订有书刊检查条令和临时条例。分一般性书刊检查（国内和外国书刊检查）和专业性书刊检查（宗教、军事、戏剧等书刊检查）。”
　　两本百科词典对苏联书报检查制度均只字不提，似乎书报检查仅适用于沙皇俄国时期或者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压根就不存在这种制度。
　　苏联解体后，随着有关档案相继解密，俄罗斯学者才有可能对苏联时期书报检查制度进行以解密档案文件为根据的分析研究，揭开遮蔽在其头上的层层迷雾，将真相大白于天下。
　　报纸有时比炸弹和机关枪更为危险
　　苏俄政权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开始推行其书报检查制度。
　　1917年11月8日，十月革命第二天，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发布命令，查禁八种“资产阶级报刊”，并通过专门决议，暂时禁止所有资产阶级报刊。
　　11月9日，第一届工农政府第一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出版的法令》，确认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采取的措施，勒令查禁反革命报刊。
　　该法令指出，当此工农新政权刚建立的紧要关头，报纸有时是“比炸弹和机关枪更具有危险性的武器”，取缔各色各样反革命刊物，是一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只要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消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充分自由。
　　一星期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通过了《关于报刊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必须查禁资产阶级报刊。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政府机构及其职能都很不规范，书报检查一度出现过职责不清、职能混乱、多部门重复检查等现象。1919年，通过规范、合并，由教育人民委员部下设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出版社负责书报检查职能，直到1922年被新机构替代。
　　对苏俄时期书报检查制度，俄国著名作家、政论家弗·加·柯罗连科有切身感受。他与曾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克·格·拉柯夫斯基是老朋友。在往来书信中，柯罗连科私下抱怨苏维埃政权的书报检查制度。
　　柯罗连科认为，不管政权如何更替，书籍的传播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应中断的领域，希望苏维埃政权不要“以官方手段在书刊市场上压制对手”。作为独立作家，柯罗连科的第一个冲动便是在出版作品时回避“官方”印记。他直言，“对于作家，特别是对于一名以写作为生的作家来说，最珍贵的就是完全不依赖于任何政权。而你们布尔什维克现在就是政权，而且不必讳言，是一种经常压制其他信仰的政权。”
 
　　社会主义言论自由灰飞烟灭

　　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后，苏维埃政权对出版物的管制非但没取消，反而日趋完善，更为细化，更为严密。
　　1922年6月6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关于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的章程》。章程第一条规定：“为了统一对出版物的一切形式的书报检查，特成立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
　　多年后，俄罗斯历史学家Г.В.日尔科夫在其专著《19—20世纪俄罗斯书报检查制度史》中认为，该章程表明“社会主义言论自由的理想在现实的打击下灰飞烟灭了”。
　　根据章程设立的新机构——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简称出版总局），其建制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之下，归人民委员会管辖，职责就是在全俄实行书报检查。
　　1925年10月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颁布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章程》，该章程再次规定：“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将把对出版物和演出活动的一切形式的政治思想监督统一起来，根据特别章程开展活动……”
　　1931年6月6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及其地方机构章程》，该章程指出：“为了实施对用于发表出版或者传播出版物、手稿、摄影、绘画，以及对无线电广播、讲稿和展览作品的各种监督，包括政治思想、军事和经济方面的监督，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建制中，成立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出版总局）。”
　　尽管出版总局的职责和职能范围非常广泛，但实际操作中，书报检查并非由出版总局一家单位执行，而由多家单位和部门协力合作。比如，1922年12月2日颁布的《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及其地方机构的权利和职能》实施细则，就规定出版总局要同内务人民委员部保持密切联系，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政治机构“要在监视报刊发行、交付印刷、图书交易、进出境出版物等事务方面给予技术帮助”。
　　所谓“技术帮助”，即“追踪并监视被禁的出版物、书籍、艺术作品、广告被公布于众”。根据1931年重新修订的章程，出版总局（后改名为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三位领导人之一，需要跟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协商后确定。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出版总局经改组，机构和职权均大为缩小，党的机关逐渐接管了书报检查职能。
　　1929年1月18日，苏共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准许出版新杂志》决议，规定所有主要杂志只有在得到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批准后才可出版，而其他杂志的出版，则由出版总局“跟中央宣传鼓动和报刊部进行协商”。
　　1930年《关于出版总局》决议通过不久，开始设立“政治编辑”，实施书报文献和无线电广播等领域的事前检查，出版总局的职能再次被削弱。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对政治编辑的职责和任务又作了明确规定：对报刊的思想政治审查，“应向苏联司法机构和相应的党的监督机构负责”。
　　党员担纲书报检查官
　　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新闻和书刊检查官应当是党员或预备党员；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则应当是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领导人坚持不懈地同非党人士“不良地渗透进”自己的圈子作斗争。К.К.奥梅利琴科，甚至向中央委员会抱怨主管干部工作的副职雅科夫列夫，因为雅科夫列夫竟允许在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中心机关里“减少共产党员的人数”。他认为，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中心机关对干部的挑选工作，“未能在应有的水平上得以实施——因为截止到1952年7月1日，共产党员仅占新闻和书报检查人员总数的66%”。
　　在他看来，负责领导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各地方分局工作的部门，其状况同样令人难以容忍，因为“负责照看这个或者那个州的新闻和书刊检查官，在外出的时候，应当同党的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应当参加它们的会议，讨论有关新闻和书报检查问题。这决不能责成非党员人士去做这些事。”
　　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制订了每个工作人员的任职资格标准。比如，“对于负责政治意识形态工作的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政治编辑的要求”是这样的：
　　“工作内容：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等。
　　要求：1.深厚的理论素养，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2.具备对所审查的材料进行批评分析的足够素养和技巧，并且善于对该州现有的倾向或者刚刚显露出来的苗头作出总结性结论——以便向中央委员会提醒这些情况；3.政治上无条件的坚定；4.党龄不得低于10年。”
　　最初，地方报纸的编辑经常担任地方新闻和书报检查官，他们在获得任命前也根据自己的职责检查地方报纸。而地方印刷厂除印刷地方报纸和纯粹的公文（公文用纸、收据、标准报告等）之外，禁止印刷任何别的东西。
　　到了1940—1950年代，只有党员才能担任各地方的新闻和书刊检查官，虽然他们只接受过师范学院函授教育或者州党校的培训。在各州中心工作的新闻和书刊检查官都被认为是州党委在编干部，被编入所谓的党委干部名册。
　　天气预报也被列为国家秘密

　　苏联书报检查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各种书报文献出版物到讲稿、报告、展品、无线电广播、各种演出活动、广告、音乐录音制品，甚至境外邮件，无一不在检查之列。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后对境外邮件的检查，由于该项检查集中在莫斯科邮政总局一家，致使浩瀚的境外印刷品邮件都涌向莫斯科，“耽搁得非常厉害”。1950年6月20日，邮电部致信莫洛托夫，请求能在一些大城市（波罗的海沿岸加盟共和国首都、基辅、敖德萨以及其他城市）建立专司检查境外邮件职责的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分支机构，但是遭到了拒绝。
　　境外运入印刷品经过检查，书刊检查官——政治编辑一般会采取以下措施分类处理：一般情况是列入拙劣作品类予以销毁；或是允许邮入，相应地，这类印刷品或多或少会作一些修改，通常是剪去或涂掉一些地方；最后，还有可能转入特别收藏。
　　分类处理过的境外邮件，还要由涉外部门的负责人抽查。从1947年开始实行这样的操作办法：每个涉外部门的书刊检查官都配备两个戳子——刻有特别号码的三角戳子和六角戳子，据此可确定检查者的名字。三角戳子打在准许放行的出版物上，而六角戳子——用书刊检查官的行话来说就是“垫圈”或者“螺母”——则打在被禁止的出版物上。
　　工作人员如果在书上印两个六角戳子，行话就是“打两个垫圈”，这就不仅意味着书籍被禁止，而且表明其保存和发行的特殊密级条件——是“特藏中的特藏”，只可以交付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克格勃、外交部的工作人员。
　　二战后，冷战引发了空前的排外性。应日丹诺夫攻击性意识形态宣传的要求，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新闻和书刊检查机关较战争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居民人数到离婚人数，都是秘密。此时各类统计数字，一如既往同实际情况没有任何联系。
　　1947年6月9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泄露国家机密的责任》的命令，在新闻和书刊检查官们中间再一次引发警惕性发作。根据这一命令，泄露秘密情报资料，即便没有被认定为是背叛祖国，也要在集中营里关押8至12年。
　　此前一天，《消息报》公布了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确定构成国家机密的情报资料的清单》。决议规定，所有关于铁路事故、空难和生产过程中的不幸事件，都被当做秘密。人们不再提及在奥伦堡荒漠用活人进行原子武器试验的悲剧，以及夺去成千上万条生命的阿什哈巴德大地震，更遑论其它自然灾难。
　　甚至关于天气的消息也被当做秘密给保密起来，大众媒体只能向民众提前通告未来3天以内的天气预报，并且天气预报的内容应当令人愉快，不能让人产生特别的担忧。在苏维埃国家不可能存在自然灾难。
　　书报检查的五道过滤程序
　　俄罗斯历史学家А.В.布柳姆在其2000年出版的专著《全面恐怖时代的苏联书报检查制度（1929—1953）》一书中指出，一般而言，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实施，要经过五道程序的检查和过滤：
　　（1）自我检查。也就是作者根据当时的意识形态标准，在写作之前和写作过程中的自我检查；
　　（2）在编辑文稿的过程中，由政治编辑实施的思想政治审查；
　　（3）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书刊检查。而在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上面，还有党的各种指示以及警察的各种命令，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必须严格地绝对地执行，祛除哪怕是最细微地违背最新的意识形态方针的所有信息。
　　多层过滤的结果是：“出口处”出现的应当是已经蒸馏过的、完全符合当局意图的文字。斯大林将苏联作家称做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显然是工厂的“技术检查科”，它受命检查“产品”是否完全符合要求和规格。
　　规格总是在不断变化，报刊保密检查总局难免由于未能紧跟形势变化，疏漏出了“次品”，以至于招致相应的“组织结论”。
　　（4）秘密警察机构的惩罚检查。这些秘密警察机构相应的是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这些机构都设有政治检查局（后来克格勃第五局取代了它），它们在各个不同阶段，作用也不一样。
　　在1920年代，在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体系形成时期，它们实质上是超级检查机关，要求所有的出版物接受检查，并挑出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工作人员疏漏出的次品。一系列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工作人员准许出版的出版物，也被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没收，并且检查官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悔过：由于“阶级警惕性迟钝”而导致犯下了错误。
（5）由党的领导进行最后的意识形态审查。
　　大批图书珍品毁于“意识形态不合乎规范” 
　　
　　苏俄建政初期以及战争时期，为了国家安全而在一定程度上实施的书报检查，或有其合理性，但当政权和社会日趋稳定以后，非常严密的书报检查制度就给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集中表现为对历史的篡改、对文化的摧残，并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苏联政治生态的变化，导致一些人成为“敌人”，自然，“历史”需要及时清除这些人存在的痕迹。比如，1949年，“鉴于各地方的要求”，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发布第8号秘密通令，指令各图书馆工作人员，对含有不应当再出现的人物的照片和文字，包括前言、后记、书刊简介、文章以及其所有作品，“自己就可以进行修正，而无须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下达专门的指示”。
　　通令要求，“在删除上述材料的时候，必须在扉页、目录以及——假如有必要的话——书的封面上进行相应的删除，同时涂掉对被删除文章及其作者姓名的所有引文。被从书中撤下来的若干页需要送交专门的书库保存，而在没有专门书库的图书馆，这些被从书中撤下来的若干页则随着相应法令的制定而被销毁。”
　　但对“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书籍，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严禁表现出自主性和首倡精神：禁止在没有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指示或命令的情况下“擅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以及联共（布）各次代表大会和会议的速记报告进行修改”。
　　但是，上述指示在各地方执行得糟透了，以至于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不得不在1950年下发一道特别通令《禁止新闻和书刊检查人员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对书稿进行任何的干涉》，指责这些人对一些书籍基本文稿的干涉，“损坏了一系列珍贵出版物”。不过，假如这种干涉没有触及基本文本，而仅涉及前言、注释等内容，那么这种处理是被允许的。
　　1953年1月，“医生案件”发生后，那些“涉案”医生们无论是此前关于他们的官方报道——哪怕仅仅是提到了他们，比如《卫国战争中的苏联军医》，还是他们的学术论文，一概被从各图书馆中清除出来并被销毁。甚至几位没有被列入“医生案件”中的医生亦未能幸免。
　　据统计，出版总局和列宁格勒出版局仅1925年一年，就查禁了221部书籍；次年又查禁了4379期国外期刊、5276部书籍和2674件印刷品邮件。
　　对无意中偶然落入苏联领土的书籍，当然必须实行严厉的检查。这里指的是所谓的“作为战利品而缴获的整套的收藏物”——成千上万册图书，在数十年时间里被锁在各大图书馆的秘密书库里。1950—1952年，根据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决定，各地书刊检查机关全面检查这类图书。结果导致成千上万册图书，其中包括17—18世纪的极其稀有的珍品，因为“意识形态上不合乎规范”而被销毁。
　　А.В.布柳姆在其专著中指出：“在同‘世界主义’作斗争的年代（1948—1953年），实际上任何一本外国学术杂志都必须接受对外书刊检查机关的检查，因为遗传学和控制论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对本国科学的这种查封所造成的危害是无法想像的。”“实际上，直至今日，我们不存在任何一本完全的而没有被歪曲篡改的俄罗斯经典作家文集，尽管它自命为是‘完全的学院派文集’。”“一位当代研究人员统计出在1948—1952年出版的20卷《文集》中，刊登的契诃夫书信有大约500处删减。”
　　书报检查还制造冤假错案，加剧社会恐怖，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比如，关于排版印刷错误的案件往往逐级呈报到国家安全部，致使印刷厂的工人常常生活在恐惧之中。
　　1947年，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局长向国家安全部部长В.С.阿巴库莫夫报告莫斯科“红旗”印刷厂发生的一起“令人气愤的事实”。《年轻的集体农庄庄员》杂志当年第1期出现了“愚蠢地篡改”诗歌《幸福》中的文字，将“1920年В.И.列宁在布良斯克森林巡猎……”，错误打印成“1920年В.И.列宁在布良斯克森林下仔（即产仔——笔者注）……”
　　在新闻和书报检查机关上报的数十起此类排版印刷案件中，有不少是无恶意的事件，但是，此类事件往往被新闻和书刊检查官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轻者遭申斥，重者则被当作“罪人”。
　　1947年，一家书铺引起了著名的《真理报》工作人员列夫?梅赫利斯的注意，此人曾在战争年代担任过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后来又领导过存在时间不长的国家监察部。乍一看，这个部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主要监察各企业的经济财政活动，但这个部“顺便”就“查明”了一起“反革命攻击”事件。
　　该部工作人员在检查书铺工作时，查明了“秘密购买并销售法西斯主义书籍、反苏书籍……的罪恶事实，商品鉴定员М.В.塔洛夫当被问及‘这些书是怎么渗透进书铺的？’时，他回答说：‘主要是我们的士兵带回来的，他们将它们作为战利品从境外带回来，比较少的情况是外国人带过来的，更少的情况是外交使团的外交官们带过来的……’”结果这家书铺连同工作人员都遭了殃。
　　报告后面附了一份长长的附件《1947年4月3日至5日检查官从国家联合出版社莫斯科分社旧书店网络中检查的时候取缔的法西斯主义书籍、反苏书籍、君主主义书籍以及诲淫书籍等禁书清单》。在这份清单中，讲述卖淫问题的很正规的德国作品被归为“诲淫书籍”，“印有人民敌人照片的”书籍被归为“反苏书籍”，而利季娅?恰尔斯卡娅早在1917年就正式出版了的中篇小说《为了家庭》，则被归为宣扬“君主主义”的书籍，理由是：“这部小说讲述了沙皇俄国寄宿学校贵族女学生生活”。
　　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另一个消极后果是，随着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被移植到东欧各国，苏联书报检查制度也随之被移植到东欧各国，其固化意识形态教条主义，窒息自由思想和理论创新等弊端，也随之被移植和践行到东欧各国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112511371687 27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112511371687 Sun, 25 Dec 2011 23:37:01 +0800 2011-12-26T13:24:08+08:00 <![CDATA[艾滋病扎针·共济会·犹太人阴谋：非我族类的恐惧]]>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111515917430

　　早期的人类学家在探访一些远离文明的原始部落时，常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就是两个部落发生冲突，他们会用上两种打击手段，一种是接触式的，这个好理解，其实就是石头棍子乃至弓箭，对敌人造成硬杀伤；另一种是非接触式的，即由部落长老或法师之类的人物，摆弄些毒虫之类物件，念念有词，如此，对方必会被某种神秘力量伤害。因为笃信后一种武器的灵验，碰上部落有人莫名其妙肚子疼，难免有时会归罪为对方部落施了法术。

　　今人看到这些记录，大可不必自诩高明。今天，中国乡村相信放蛊的人依然不少，城里人当然会文明一些，但也强点有限，艾滋病扎针传言其实就是放蛊的现代版。最近十年来，就我个人的有限搜集，至少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都流行过艾滋病人扎针的传言，恐慌自然难免。

　　碰到这种传言，官方和一些科普人士，通常会反复向公众讲述艾滋病传播的机理，以止息恐慌。它当然有效。但是，即使官方努力追查甚至惩处谣言的源头，它也无法解决这种传言的心理基础，即对特定人群的恐惧。

　　就以艾滋病者扎针传言为例，早先的版本，是笼统的艾滋病人。在一般人心里，艾滋病的令人恐惧，不仅在于其被感染后意味着不治，还在于这个群体是边缘的内心叵测的人群。有赖于官方和社会这些年来的努力澄清，艾滋病人虽不再整体带有标签性的形象，但某些被贴上心怀怨愤标签的人群，依然会成为成为传言的主角。前两年，是河南输血感染艾滋病人，最近这两年，则是新疆的艾滋病人。最新的版本，是新疆人把感染艾滋病人的血液弄到食物里，因此，传言号召大家不要去这些餐厅吃饭。

　　新疆人蓄意传染艾滋病的传言，早在乌鲁木齐75事件之前，就在内地有过数次流行。但在75后的新疆，却在真真假假的传言中，最后变成了事实——虽然无法知晓针管里有没有艾滋病人的血，但针头扎人制造恐慌的个案，就我个人的调查，至少有2、3起是可以证实的。而能确认最早的艾滋病人扎针，是2个年轻的吸毒者讹诈出租车司机。不过，它发生在流言满天飞之后。

　　当地一位社会调查者说，传言真的变成事实时，他已完全无法分辨是否是流言给了恐慌制造者灵感。但效果确实出来了，很多人在医院检查时，虽无任何针眼之类伤害，但坚称现在还疼痛。

　　由于当时极为特殊的大环境，艾滋病扎针传言很快有了加强版：有些人针管里装的已经不是艾滋病人的血液，而是更厉害的炭疽，知道这些炭疽是哪来吗？是美国人用飞机空投到南疆沙漠里的。

　　聪明人不用笑，艾滋病扎针恐慌，看上去特别像是老大爷老大妈这样的人最易被感染，其实不然。在我看来，艾滋病扎针传言定期出现时，科普是必要的，追查源头的止息谣言也是有价值的。不然，艾滋病传言愈演愈烈，孔飞令的《叫魂》中描述的场景——清乾隆年间，传言有人通过剪辫子的巫术摄取人的灵魂，恐惧中的人们，最终自发处置那些被怀疑为暗中施“叫魂”术的人群——难免会在今日中国出现。

　　但是，我更倾向于它是一个应当放在社会心理学中讨论的话题。

　　如果仔细留意一下艾滋病扎针传言的社会心理基础，不过就是对陌生人群的恐惧和不信任，或者用句老话概括，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当然，这个“族”不一定非得是民族或族群，只要是生活方式与“我”迥异的、神秘而陌生的人群即是。今天被怀疑的艾滋病感染者群体这种社会边缘人，其社会地位颇同于《叫魂》中那些被怀疑为喜欢施展妖术的乞丐、游僧石匠乃至异乡人。

　　如果需要进一步探究，成为被怀疑的群体，并不一定非得是社会边缘人群，如果它给人留下的是精英印象的封闭团体，而非社会边缘人，同样逃不掉恐惧传言，但其版本和内容又是另一种情形。最典型的，莫过于今日正在流行的“共济会”操控世界的阴谋。某种程度上，“罗斯柴尔德家族”传说不过是它的一个变种。

　　总而言之，这些让人觉得神秘叵测、必然也心怀叵测的人群——无论是其打算通过扎针“害命”，还是通过制造战争和危机“谋财”，他们的行为逻辑和手段，必然是异于常人的。

　　至于生活方式迥异的“族”被整体怀疑，则从互施法术的原始部落时代到信息时代的今天，就一直没停过。当然，时代在进步，人们的知识结构在进步，阴谋手段也在随之进步。譬如，犹太人在中世纪的欧洲，主要罪状是为了施魔法和治疗而屠杀小孩，黑死病流行，则是犹太人在井里投毒。当然，会各种离奇巫术的，还少不了吉普赛人。到了工业革命后，犹太人的阴谋又升级为操控金融——欲知详情，可参考宋鸿兵同志的《货币战争》。

　　整天怀疑犹太人干坏事的欧洲人跑到中国来，自然也成为被怀疑对象，名目与犹太人差不多，拐骗和收养孤儿其实是施展妖术时杀掉他们，这种西洋人的妖术，是用人眼睛炼银子或制造照相机的胶卷。

　　如您所知，艾滋病扎针这种传言，尤其是最近拿艾滋病人的血液滴到面条汤里，从科普常识角度来说，是多么荒谬，但也应该看到，它毕竟从“叫魂”变成了扎针，进步还是颇为可观的。

　　如果你同意艾滋病扎针这种传言定期出现，是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的内容。而且，您又是一位乐观主义者，我相信您会同我一样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会像今天的欧洲一样，对异类的猜疑依然有，但不会如此凶险。

　　最后，不妨再顺带展开多说几句。

　　其实，恐惧传言是否需要追查源头乃至惩办传言制造者，还得看“被传言”的对象是谁。比如，有位著名的爱国者曾铁口断言：前些年的SARS，是美国人研发出来专门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不然为什么主要是中国人被感染SARS？这个说法虽然在《中国青年报》上刊载过，但出来避谣的，似乎只有方舟子。

　　这种离奇说法，不但不会被人追究，甚至可以赢得眼睛雪亮、警惕性强的良好声誉。自然会引来更强的高手效法。比如，一位自称是中国鹰派的现役军官，不但声称SARS是美国人干的，甚至连2008年雪灾和汶川大地震都是美国人干的。

　　许多年以前，我第一次感染脚气，不知它是怎么回事。立即有位平时看上去不露声色的大妈一语道破真相：问题出在你穿的泡沫凉鞋上，你知道这泡沫凉鞋是哪产的吗？是越南，这里边夹着一片药膜，专门烂人的脚。

　　如果这种坑人的办法比脚气凶狠千百倍，而且坑人的国家比越南要大上好多倍，而且那位大妈又有理论上升高度，我想，她是蛮有资格以著名鹰派大妈的名头去巡回做报告的。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111515917430 121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111515917430 Thu, 15 Dec 2011 01:59:17 +0800 2011-12-15T01:59:17+08:00 <![CDATA[武术家赵道新谈中国功夫神话]]>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102613621610

      关于中国武术，应该没有几个人敢自认为会比赵道新更有发言权（http://baike.baidu.com/view/22909.htm），中国功夫有没有技击性，是不是自我催眠的骗术，不妨仔细看看赵道新怎么看中华神功的。（《赵道新访谈录》

 

赵道新先生访谈录 

 

赵道新 黄积涛 

 

第一天 

 

黄：(在简短的问候之后)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声音很刺武术家的耳朵。比如问：李连杰是不是“花架子”？依霍元甲当时的功夫真能打败现代的拳王或搏击冠军吗？等等，你怎么看？ 

赵：我早就没有精力和兴致去验证或判断某个人的格斗实力了。其实，几百年来，偌大个中国拳界就已经无力对拳手的技击本领进行公正、合理的评价与比较了，宣传已代替了较量。但问题是，李连杰先生是学院武星的典范，霍元甲先生是民间拳师的象征，对这两位人物的议论可以引申为目前社会对学院武术和传统拳术所包含技击性的不信任。或者说，对现存的中国功夫的现代社会价值的怀疑。正因为我们的武士和武术界久已习惯于只能听到一种声音，故而，异己的观点便习以为常地觉得“刺耳”而不假思索地一律抵制和压制了。 

黄：可是，中华武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乃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瑰宝。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已经得到了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公认。 

赵；这一观点，你可能是从书上看来的，也可能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而你看的那本书也是从其它的书上抄来的，告诉你的那个人也是从另一个别人那儿听来的。对于这些诸如此类长期人云亦云的说法，有的人觉得天经地义，有的人因畏惧某种无形的恶势力而“难得糊涂”，但是，真理却不一定在多数人手中。如果你没有在世界范围进行过普查或民意测验，怎么能说“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公认”了呢？在你那个“不容质疑”讲出来以前，怎么能够肯定我不会说出完全相反的例证呢？ 

黄：难道中国的武艺不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吗？不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的承脉吗？ 

赵：这要看历史上的武艺与现实的武术到底是不是一回事。让我们考察一下十三世纪以前中国流行的手搏、角抵、相扑等技，再来观察一下现今大陆时兴的少林、武当、长拳等术。可以看出，中国拳术的名称未改，承载她的土地未动，传袭她的人种未变。但是，整个拳术体系的模式、内容、观念和方法，除了那套传抄的阴阳五行八卦说，早已背离了自我，面目全非了。说她发展了也好，退化了也罢。原始的祖国格斗文化遗产与其说被她的后裔所继承，倒不如说与今天国外盛行的各种搏击术很近似。那么，谁更有资格追本穷源号称“源远流长”呢？再者，格斗是人类原始生存的本能。中国嘉峪关黑山湖附近春秋战国时期的石刻上画有30人练武的场面，而公元前两千年埃及墓穴的墙壁上同样画着扭打的情景。就是说，“历史悠久”也不是唯有中华武术才能炫耀的专利。可是，武术为什么总爱炫耀她的历史呢？一个二五眼的拳徒总爱把“当年我师傅怎样”挂在嘴边；国际市场上的“力巴头”也爱不厌其烦地向洋人讲解“我们古代的四大发明”。实际上，昨天的贡献代表不了今天的优越。年幼的计算机是古老的算盘所不能匹敌的。然而，这似乎显露出一种心态。以昔日的荣耀来掩盖今日的空虚，以过去的强盛来弥补现在的缺陷。一位衰微、垂死的老人会频频想恋和絮叨着他或往日美好的时光，中华武术多年来的怀旧、寻根又说明了什么？ 

黄：中国历代都有数不清的人从事武术，人才济济。而且中国有成百上千十拳种，各具特色。您总不能说中华武术的内含不够“博大”吧？ 

赵：古时鲁国人举国都穿儒服，可只有一个儒者。现代的中国有千百万人各自拜倒在如林的门墙之下，可谓详洋大现，可有多少人能够学以致用、在一生的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世界上绝大多数运动，尤其是像足球那样达到全盛的运动，参与者是由比例很小的运动员和比例极大的球迷所构成的，而中华武术人员倒挂，习武者多而观众少，可习武者的一般水平又够不上运动员。那些家中摆放着刀枪剑戟的人；那些在公园里一边转着腰一边海阔天空的人；那些在武馆或操场闻教头的口令而起舞的人，他们究竟算是拳手还是拳迷？他们有多少人能划入你的那个“博大”圈子之内呢？值得忧虑的是，这个圈子内的人数正在急剧地减少，因为现在的社会能使青年人发泄活力的方式明显增多了。好了，我别无所求，只请你在每次“博大之梦”醒来时清点一下人数，看一看青年人在武馆的多还是在舞厅的多？是观看套路表演的多还是看足球的多？另外，中国千百个拳派都宣称自己是独特的，有效的，但有几十拳种及其拳技能够称得上在人体格斗运动领域内具有新颖性和实用性的创造？有几种训练能够革命性地改善人体搏斗本能的发挥？由于中国的版图远大于拳术交流的范围，况且拳士多祟尚保守、隐居，以闭塞信息的流通来维持神秘感。长此以往，拳术中同一种概念、原理和方法就会有许多让人记忆不住的叫法，就会有许多被生搬硬套上的哲学道理，就会有许多与攻防无关的门派内稀奇古怪的仪式动作。假如能刨除这些固封闭、宗派等因素所孳生出来的“重复发明”，以科学的方法进行归纳，中国的武术就立刻不显得那么宏大了。而“不那么宏大了”的国术的修持者们，一旦遇强敌决战，便千篇一律地变成了“拳击＋侧踹＋抱摔”，甚至变成了村夫打野架。此时此刻，中华民族上千种拳术哪里去了？这虽不敢说我们的“瑰宝盒”内装殓着“空虚”，但起码不该说是如此的“博大”了吧？ 

黄：如此说来，中华武术也不那么“精深”吧？ 

赵：不，武术与中医学都在运用先秦的哲学，这些东方神秘主义的哲理对自然与人生都产生过意想不到的启示，不能说不够精探。但是，从古至今，混迹拳术这一行当的人，其平均文化修养、素质和水平是否超过常人？如果不是这样，那如此“精深”的文化遗产怎么能被长期地理解和传袭呢？两千年来，儒学在常人中变成了儒救，“精深”的武术在武夫手中怎能保证不被庸俗化呢？此外，能集中体现武术精深的拳术理论在中国拳坛的地位如何呢？一个不学无术的斗拳老手，一个弱不禁风的武学专家，他俩你如何看待？无疑，前者是宗师，后者是牙婆。曾记得，体育强国苏联的优秀选手身边总要有力学家、生物学家、营养学家等专家来亲临指导。而我们的勇士则爱挥拳宣言：“不懂什么拳理照样能揍人。”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武术中的那些来自古东方哲学和初等物理教程的支言片语已经“精探”得不食人间烟火了，它是一面使人颇感深邃，耗毕生精力亦不能穷尽的广告招牌，但条件是只有借拳脚暴力的庇护才得以信口开河。 

黄：您所说的太偏激了，也许还有点片面。不知道这是来自您对中华武术的失望、鄙视，还是逆反心理？我们看待中华武术应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而不是只提取其阴暗面。 

赵：准确地说，这来自我对中华武术的热爱。请问，爱武术的人就一定要全盘肯定武术吗？医生指明严重的疾病是不是对病人的爱呢？ 

黄：这要看病人是不是患的不治之症。 

赵：难道今天的中华武术已患上绝症了吗？不可救药了吗？要么，干嘛这么忌讳听到自己的弱点和病因？干嘛那么害怕摘掉假面具呢？爱，至少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对父母的爱，即忠顺、自谦和体谅，另一种是对儿女的爱，这需要直率的训导和剖心的点拨。关键是，你把武术当成你的家长和偶像，还是拿来用作提高人体某种能力的工具？中华武术她今天需要奉承还是批评？倘若两者她都需要，我想地听过太多的信徒太多的“拜年用语”了。为了全面起见，她也该听听偏激而又片面的初诊了。 

黄：但是，有许许多多的武林人士很难接受与忍受您这种表达爱的奇怪方式，他们不会理解您为什么“作为中国人还骂中国拳术”，他们会认为您是个怪人、叛逆或危险分子，有些人可能还会来找麻烦。 

赵：是啊，或许中国武林最大的缺陷就是从来不承认自己有缺陷，一场学术争论很快会转变成一次人身的攻击和迫害。然而，一名拳术高手或其它运动项目的优秀选手在全国或国际大赛上失利后，会向一个斥责他的观众、评论员或指导者提出挑战或进行较量吗？不会，只有那些不开化的善男信女才会以行动疯狂地铲除异教徒。虽然这股长期游荡在中国疆域内的无形恶势力远不及中世纪罗马教廷那般威风，但中国许多拳师和武术工作者，忧惧1600年意大利鲜花广场烧死布鲁诺的那把火在当今的中国武坛上会重新点燃。所有这些只说明了一个事实，目前，中华武术的主体已经脱离了技击术、脱离了艺术，脱离了哲学，只留存下了信仰，走入了宗教。 

黄：传统的拳术体制确带有宗派色彩，但并不是宗教。这毕竟不同于佛教、道教、儒教，也不似基督教、伊斯兰教、东正教。 

赵：你所提到的这些著名的古教毕竟与近代的宗教不同了。近代宗教的一个特点是趋于小型化。自清代以来自莲教、八卦教、一柱香教、天理会、一贯道、义和拳等等袖珍教派如雨后春笋。同时，也是武术派系多分化、小型化的高峰时期。而近代宗教的另一个特征是它不像以往的宗教那样以神话，历史和哲学观念作为经典，以人或人格化的神作为偶像。近代宗教崇拜无形自然的神秘，并喜爱与某种实用的技艺相结合，这样，某种信仰与格斗术结合便形成了五花八门的拳术；某种信仰与养生术结合便形成了气功。同样，武术被枪炮取代了军事舞台的主角地位，还未转化为充分发泄人类某种情绪的竞技体育的空虚、迷茫时期也非常需要信仰的支持。实际上，学者们已不必为“像少林寺这样的佛门净土怎么会孕育出徒手杀生的拳术”而大伤脑筋了。林清的八卦教血刃紫禁城，就是“五女传道”书与梅花拳结合的产物吧。义和团席卷华北，也是靠神符和拳术拼凑起来的“神拳”来聚众的呀。再者，传统拳术哪一门派没有自己的偶像，仪式和清规戒律呢？ 

黄：宗教也是社会的需要，武术即使变为宗教的一种又有什么流弊呢？ 

赵：是的，宗教可作为人类信仰的栖息地，可作为受生活重压及心灵创伤之人的救治所，可作为重新得到保护感和关怀感的大家庭。然而，一种强烈的信念和愿望，如果是超越尘世的，那它最好进入一种纯粹的宗教。否则，如果长期萦绕在某种实用的技术之上就会使人像吸毒一样，溟溟蒙蒙地分不清现实与虚幻，就会使人在正义和神圣的感觉下去干蠢事。中国武术界的愚忠、保守、浮夸、宗派、排异、国粹主义；武术门派间的内争、相互轻视、勾心斗角，以及令武道内外人士蔑视、厌恶、敢怒不敢言的一切丑陋现象全都与此有关。依我的浅见，中国武术的当务之急是摆脱宗教性，真正进入科学和体育运动。不要等到打一场拳术界的“鸦片战争” 后再来反思，也不要待到“八国联军”在擂台上叫阵才刚猛醒。好了，我曾写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你有兴趣就拿去看看，咱们明天再谈。 

黄：明天请您谈谈有关武术的技击性和艺术性方面的问题。 

 

第二天 

 

黄：昨天，您好像在摇动着古往今来我们对中华武术的信仰基础，可对我来说，即使中国武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辉煌也无关紧要，因为我们年轻人，从灵魂的底层所极度渴求的对武术的痴爱，粗俗点讲，却是那些能够用来“打人”的学问，也就是用体能征服他人的格斗和格斗训练所包涵在拳术中的“技击性”，仅此而已。 

赵：这是实话，你不像其它拳师一边虚伪地把“打人”划为肤浅和罪孽，一边冠冕堂皇地谈什么武术技击，谈什么哲学大道。假设有一门拳术，内含十几个功法和几十个套路，自称有天下最深奥、最厉害且说不尽的东西，但却没有培养出任何人材，每个门徒都不敢对所学有丝毫的怀疑，而是怀抱着自矜和狂想乐融融地练拳终生，请问：你对这门拳派作何感想？ 

黄：我觉得那是在欺骗！ 

赵：可你不觉得在今日的中华武功内暗藏的欺骗是不是太多了吗？有人留着仙传异术、古庙秘技之类的旧把戏，有人玩着现代科学最前沿或名人遗物、笔墨、照片的新花招。 

黄：那些卖狗皮膏药的大师就由他去吧，“中国的武术具有很强的技击性”这就满足了，让我们深信，我们的祖先留传下来的技艺在世界来讲是最好的。 

赵：且慢，历史上的事情我不敢妄言。只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武术中最大的骗局，我认为就是所谓的“有技击性”。真不知有多少青年入受到了引诱，走入了歧途而不能自拔。 

黄：如果我设听错，您是在谈中国功夫根本没有技击性。 

赵：也没那么绝对，有些技法还是包含着较高的技击性和潜在技击性的。但可以肯定，当今中国武术在整体上是极度缺乏技击性的。以全球格斗界的战略眼光看，可以说已丧失了技击的竞争能力。 

黄：真难以接受，先让我们看看武术表演赛，那些体育学院武术系所学的，专业或业余武术队所练的，武术观摩表演所赛的，武打电彤电视所演的各种中国功夫这么说来都是些“花拳绣腿”了？ 

赵：在公开发表和宣传的媒介内可能还没有人愿意或敢于公然宣称：学院武术是“花架子”，但那些“正宗”的传统武师也没有人承认它有“技击性”。甚至武术队中练传统拳术的人也难免被讥为“披着传统拳术外衣的长拳”。 

黄：学院武术是以套路为主，然而，套路练习也能提高身体各项运动素质，从而也间接地增强了技击能力。同时，套路动作来源于格斗的模仿，只要精熟套略的单练与对练，在实用时将招式“拆散”，不是同样也能应付格斗吗？所以，不能说学院武术套路没有技击性。 

赵：如果说能够提高运动素质的锻炼方式都含有技击性，那蓝球，游泳，登山等大多数体育运动也都应算作技击术了。我以为只有完全针对格斗需要，特意发展那些直接专用于格斗的素质和技术，才称得上是技击训练。而套路和一些功法和打法并不属于这一范围。至于“拆招”，或称拆手、散手等，只不过是套路家和幻想家的托词和借口，它在师徒“说手“、同门“喂手’、同道“听劲”等友善的场合还能派上用场，可一旦遇到生死、荣辱悠关的角斗，持续十几个钟头的对奕尚不能照搬棋谱的“套路”行事，在瞬间的强力冲撞中，有谁能把套路中的招数“串珠”拆散，并挑选出最合适的一个来呢？其实，实搏与套路对练用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神经，一种神经的磨练不能促使另一种神经的改善。再者，每天把百余十招式连起来过上几遍能有什么效果。 

黄：当然了，真正的中国武术的技击精华是在民间，在传统拳术中。当前，广大民间武术家高喊“重视技击”，“重视挖掘传统”，就是要重新振兴中华武术的技击雄威。 

赵：“文化大革命”前后，以长拳为主的学院武术作为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由官方强制推行，而其它拳术遭到了中世纪式的压制。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谈论技击就成了“扰乱社会治安的教唆犯”，后来，由于禁令的宽松，老拳师开始为技击叫屈了。学院派好像也放下些架子，不耻到民间去挖掘些什么了，但他们“挖”出了什么？被“神化”的死尸，发霉的手抄本，信口雌黄并倚老卖老的庸人。结果，技击真被重视真被提高了吗？我不否认挖掘者们害怕招贤纳士会危及自己地位等因素的存在，但我感到更主要的原因是，那些来到中华武术的传统之地的淘金者所能见到的只是昔日豪华宫殿的陈迹和焦土。 

黄：传统拳术也缺少技击性吗？ 

赵：传统拳术责怪学院武术是“花架于”，并不等于谈自己就是“真功夫”。不错，学院武术回避技击，传统拳术追求技击，但追求并不意味着富有。“重视传统技击”的潜台词是：重视他们自己。今天的传统拳术与学院武术一样以套路为主，并混入了冒充古拳法的套路新作品。从打法上看，在攻防技术中曰经掺杂了大量象征性动作和门派仪式动作。这些动作与技击无关。从功法上看，仍保留着很原始、低效的操习，与其说是增长格斗实力，倒不如说是在祈祷、苦行和磨炼耐心。现在，我说不清有多少万中国人正在苦练传统拳术，可我也说不出有谁敢站出来向国际拳坛挑战并称王世界。倘若我们不承认我们的人种先天不济事，那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引以为荣的民间传统拳术在技击方面已经是老牛破车、干疮百孔了。 

黄：可是，当外国的拳术家、大力士和冒险者到中国叫阵，老一辈国术大师们以传统拳法大败洋人，大振国威和拳威，假如没有技击性怎么能行呢？ 

赵：既然有这么多打败洋人的壮举，我们怎么只听到了胜利者这边的传闻，却看不到失败者那边的报道呢？可能是外邦也忌讳提起他们所走过的麦城。那么，中国人是不是也很难启齿许多被洋人打败的“耻辱”呢?所以，几十年间中外较拳的胜负比例至今仍不明朗。况且，如若说武松在景阳冈上打死了只猫或许就不能成为千古英雄了，而我们的拳手都遇到些什么水平的洋人呢？我的师父遇上了俄国“大力士”，我本人也遇到过丹麦“拳击家”。还有一些同道遇见了各种冒险者。其实，我们的对手—击即溃，根本未形成真正的格斗。中国传统的拳术并没有遇上“真老虎”。那时，打败洋人后虽很出名，但真正的对手还是本国人。在杭州和上海的“拼命擂台”上，没有外国人敢报名参赛，而练着正统的传统拳术的那些正宗的传人，不管是凡人不理的高僧仙道，还是前呼后拥着的地方武圣，不是被打破了头就是被吓破了胆。可优胜者虽然在自报家门时都是五花八门的传统拳派，但他们无—例外地在传统拳术之外“另吃小灶”，暗地里另搞一套自己特有的格斗训练。 

黄：可掌握中国功夫技击真髓的人从来不愿抛头露面、显山露水。 

赵：不一定。他们是虚怀若谷呢，还是色厉内荏？多灾多难的老百姓如果感觉“清官”也靠不住时，他们只好祈求菩萨和侠客来作最后靠山，一个是人模样的仙，一个是仙模样的人。两者不必真的拥有法力和技击真髓，只要东躲西藏，保持住玄妙的泡影不被戳破，就能使百姓安心去崇拜了。 

黄：您是否有证据来证明这一观点，来否定中华绝技失传或秘而不宣的可能性呢？ 

赵；我的证据是没有人能够拿出菩萨和侠客令人信服的证据。另外，在那些与世隔绝的不毛之地，消息闭塞，交流不便，物质贫脊，隐士们如何能启发悟性，拓展眼界，避免徒劳创作呢？又怎样能通过大量“见手”来交流技术，衡量自己？否则，又是怎么知道他们技高一筹，掌握精髓呢？生活问题怎样解决，营养哪里补给，资金、器具谁来提供？如果自食其力，花大量精力安排衣食住行，训练效果怎能提高？至于武术的失传我倒觉得不一定都是坏事，虽然某些技巧的失传或濒于失传令人惋惜，但这毕竟是自然的清洁工，通过失传更多地淘汰掉无生命力的、不实用的、低效率的和繁琐零乱的东西。 

黄：是不是我们所说的“技击性”是两种不同的理解，指的不是一回事。 

赵：很可能，“技击性”本身就很含糊。那么，你所指的“技击性”是什么呢？ 

黄：说不好，仿佛是讲“很厉害”，“总能赢”等等。 

赵：是的，但应明确技击性对拳不对人。在格斗中，一个人获胜只能说他当时的状态好，一个人总能获胜也只能说他实力强，只有练同种拳术的许多人在许多较量中胜利的比例明显高，技击性在统计中才显露了出来。而用“未遇敌手”之类来标榜有技击性则是白费口舌。 

 

黄：您是说技击性就是格斗获胜的概率。可是，在拳击赛上，摔跤手会失败；在摔跤赛上，拳击手会吃亏，那这两种拳击哪个技击性强？ 

 

赵：这恰恰说明“技击性”都是相对于固定的较量方式而言的。不论是公开的比赛，还是私下的争斗都有一条公认的或默许的规矩贯穿其中，拳技越适合这一规矩，它在这种较量中的“技击性”就越强。然而，也存在着这样一种“规矩”，它除了要求只可借助人体自身的能量外，没有任何规矩束缚，它常见于仇杀、决斗等极端暴力的较量形式上的自由搏斗，拳术在这一较量形式下的技击性似乎是一种“绝对技击性”。在理论上我们所神住的拳术都应具有较高的“绝对技击性”，可实际上却极难确认、衡量这种技击性。因为这样做不但伤亡大，而且使观众感到残酷、恐怖且毫无“技术”可言。其实，广大民众心目中的“技击性”并非完全指拳术的杀伤力，而是要满足一种“以雄健、精巧的技艺来征服他人”的心理需要。这是格斗中文雅与粗暴之间的中庸之道。像现在的散打、推手和套路表演那样“文稚”得过分，就很难引起人民的热心；而像远古的相搏和角斗那样“粗暴”得过火，也很难不使大众心冷。 

 

黄：我们梦寐以求的武术技击竟是一种主观上的满足，或许观众和拳迷如此，但中国的武术爱好者都想亲手把自己变成宗师和侠士，虽然他们的希望很小，可他们除了有时抱怨得不到“真传”外一生锲而不舍。假如技击性不是客观实在，那他们追求武术的动机是什么呢？ 

 

赵：对于喜欢观看武术的人来说，他是为了借运动员作为自己的替身来发泄本能的好斗愿望；而对于喜欢练习武术的人来说，他是出自于本能的恐惧。恐惧有多种，看见死人与看见活虎时的害怕是不一样的，站在高处、当众演说等不安感也各不相同。不要以为恐惧只是懦夫和窃赃的行为而与勇士和豪侠无缘，恐惧也是健康的动物或人类面临各种危险的自我保护本能。那么，人生最大的恐惧是什么？是对未知神秘的恐惧。在“可怕的情形”到来之前，比如：死亡将近，罪犯在逃，在上赛场或上战场之前，对吉凶未卜的命运面临抉择时往往处于恐惧的高峰。另外，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也会拜倒在神龛的脚下，假如他对神的一切了如指掌还会下跪吗？青年人从熟悉的家庭走向未知而神秘的社会，他迫切需要某种“力量”来充实自己，来驱赶恐惧。他需要些什么“力量”呢？是法律，是道德，是宗教等等，然人类最原初的本性要求首先是对自身肌体的崇拜。人们总愿无条件地选择自己的拳脚来充当最可靠、最应手的武器，于是敬佩搏斗的胜者自然成为安慰心悸的法宝，这也许就是练习武术追求技击性的动机。 

 

黄：人的这种动机不是很荒唐吗？现代人类对抗的致胜法宝早已让位给枪炮和原子弹，武术的出路是不是从“技击性”转移到“艺术美”，通过人体“动”与“劲”的操练和观赏使人享受美的体验和遐想。 

赵：也可以说：今天武术的价值就是能给人带来美感。但这种美感却不像我们通常想得那么简单，设想—名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对他来说写诗、钻研科学是享乐，而攻击别人、挑逗异性也可能是享乐。进取与犯罪皆出自人自动寻找生理上快乐的感受，而各种人与动物没什么两样的快感经过长期的社会搅扰，逐渐被抽取出经络，再根据时代的需要雕刻成我们活着的人所喜欢的样子。这样，低级的欲念便摇身一变成为高层次的美感了。武术的美类似一种群居社会对雄性美的折服。它能使脱离父母关照的人感到了能继续得到某种强大势力的卫护和宠爱。所以，武术中那些情随事迁、因人而异的“艺术美”也是以统一而永恒的“技击性”作为基础的。套路只能是技击的寄生物，假若硬性独立出来，则立刻会找到其它寄居地，比如，依附舞蹈，成为一种权仿格斗和格斗故事的舞蹈。当然，也可能像学院武术那样变成体操，像古寺绝技那样变成杂技，像气功武术那样变成魔术，像民间拳派那样变成宗教。 

黄：如此说来，武术朝着套路和技击双向发展也是错误的了。 

赵：即使套路与技击能够分离，目前它们已被分开了吗？武术界为什么总想哄骗初学者，让他们以为套路练习是未来技击的根基，预先安排好的对打和推揉是技击的样板，而奇式怪招、搏人丈远是技击的目标？武术中套路与技击一直关系暖昧，它们往往根据拳师的需要时即时离。技击家虽蔑视套路，却时常用套路来掩饰技击的单调；套路家虽像叶公于那样见不了“真龙”，却常常以技击来装门面。好，时间不早了，明天再谈怎样？ 

黄：到时请您着重谈谈中国武术的内容。 

 

第三天 

 

黄：您独到的武学思维令我心里时常涌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可您对当今中华武术的技击威力的怀疑和否定又使我心中忐忑，当然，我知道少数拳法和高手即使再“厉害”也救不了中国武术。但是，如果真正叫人心服，恐怕还得更具体地对中国拳术的主要“经络”的结构进行剖析，指出其中的弱点来。其实，我也曾很讨人嫌地向许多拳术家请教过他们本门拳法及整个武术的不足何在，可“回答”只有三种：第一种拳师自称才疏学浅，不具备指责拳术的资格，并劝我老实学拳，勿胡思乱想；第二种拳师借此痛骂旁门或旁人，其中多为对某个人或某件事的私怨，而与学术无关；第三种拳师则表示不满，好象说：“呸！你这叛徒，大不敬，大逆不道之流。我的拳术中国第一，中国的拳术世界第一。” 

赵：可他们都在对你说：“我们都很害怕”。害怕触犯了那个东西，害怕看清了那个东西，害怕得罪了其他的害怕者。实际上，那个东西不是现实中的国术，而是幻想中的国术。拳术在幻想中越传神，在现实中就越失真；而拳术在现实中越贫乏，就越想用更神圣的幻想来弥补。中国武术理论和技术的破裂由此与日俱增了。 

黄：您愿意具体分析一下中国的拳术吗？ 

赵：只是时间不够。这样吧，这里只谈主要的轮廓，每一方面也只是“点到为止”，且不受条理层次的拘束，另外，国术的优点你我已经听得够多的了，这里只谈缺点。 

黄：好。首先您对武术分内、外家或按地区分类怎么看？ 

赵：中国技击若想发展，现在试行的拳术分类法必须全部打破。这倒不是说这些分类很不合理，而是说这些分类只能部分地划分拳术的演练特色，而丝毫不能说明拳术的技击特点。拳术类型的分割应该是“打”出来的，而不是“练”出来或“编”出来的。它应该反映人体和不断翻新的技术，而不是千百年一成不变的宗教式的门派习俗。少林、武当、峨媚、终南等分类恰说明了古时交通不便所带来的交流障碍，今天早该成为陈迹了。而内家，外家来源于尚武的书生为抬高身价而妙笔生花，然而谁也不愿承认自己是“外家”。其实，在荣辱生死悠关之时，谁的拳脚都是“无家可归”的。 

黄：可内外家的划分至少代表了拳术的刚与柔。 

赵：“刚柔”的意思更加含混和泛泛，它只能作为拳师对其他门派品头论足的口头禅，一旦用到自家的拳技便都“刚柔相济”，“内外兼修”。好象自己总是站在 “刚”与“柔”的居中点上来评审别人是“偏刚”还是“偏柔”。太极拳等柔技真的靠“四两拨千斤”来闯荡江湖吗？“以搏人为主”的形意拳为什么属于“内家” 呢？西洋拳击也是人的创造，那它是“刚”是“柔”呢？

黄：但“内外”和“刚柔”的学说毕竟导致了深奥的内功练法，即由意到气再到劲贯通法术的发明。

赵：“意、气、力”，“精、气，神”等等和与之相应的内功修炼是很难用正常的语言说清楚的。它似乎是自己暗示自己产生种种舒适和强壮感觉的方法，也可以说是某种宗教符号式的召唤。但在技击上都不大灵验，至少有许多新的理论同它一样有效，甚至比它更实际。

黄：那么，您认为中国武术在打法上有什么欠缺？

赵：国术的打法忌讳太多，除了避讳某些不约而同的东西外，各门各派还有各自的禁忌，譬如，每门拳法总忌讳与其它的拳法雷同，于是追求奇异，冷僻成风，说一个练八卦的很像大极会使他难堪，说一个练形意的很像拳击他会觉得耻辱，要知道最能表现拳派风格的并不是打法，而是故意摆出的门派礼节性招式。这类招式在表演和对峙中还算有用，但在短兵相接时则完全是多余的，笨拙的。另一个忌讳是怕摔倒。在中国民间的徒手格斗较量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除两脚之外身体任何部位着地都意味着失败、屈服和“栽跟头”。所以南方器重“马”，北方推崇“桩”。国术也多要求步距大、重心低、上身中正，殊不知这种四平八稳的技巧实用的代价是什么？其一，在“抬腿半边空”等影响下，失去了下肢的进攻，特别是极富杀伤力的高踢和高膝强击。其二，中国最优秀拳种中的“蛙劲”只不过是力求使动量沿人体某一路线尽可能低损耗、长距离的传输。还没有自觉地利用不平衡所产生的大质量部位的惯性运动来发力。其三，时时提防“失重”必阻碍步法与身法的闪动和灵巧。上述我们所丢弃的东西也正是现在国际搏坛最宝贵的东西。传统拳术是“老人拳术”，“老”是圣贤、权威和高深的同义词，而老年人当然是抬腿艰难，倒地危险了。这样，在授拳时掩盖“圣人”弱点的托辞自然就是拳术忌讳“不平衡”了。但是，拳术并不仅仅是摔跤赛。以失稳换来凌厉的一击，即使倒地也值得。打法我就先说这点吧。

黄：下面您谈一谈练法好吗？

赵：我们的拳师总喜欢在招数和打法上寻求独创和隐秘。其实，真正独特的、能保密得住的是训练，俗称功法。训练方法决定着拳术的优劣。而中国现存的传统功法基本上是低效的。表现为“功夫上身”所花费的时间太长，即使有了“功夫”也不完全在某种格斗中顶用，并易出现伤害、劳损和疾病。训练是一门庞大的综合学问，决不是几十年如一日、起三更、练三九就能成功的。在这儿我不多说了，我只谈几个“错位”：首先是练法与用法的错位，不管哪门拳法都以不能散打为耻，可哪门事法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散打上呢？国术大师们在练功上有两个很可笑的错觉，一是认为真搏实打是拳术的最后一课，只有“功力”精纯后才能试着临敌；二是认为精熟了推手、对练等近似格斗的技能就等于提高了真正格斗的水平。当然，在低陋的条件和训练术下很难实现肉搏，业余拳迷也不愿总是肿脸瘸腿去上班。但拳术想上高层次，“错位”就必须弥补，最终的决战怎么用，学习的开始就怎么练。另一个“错位”是疲劳和强度，民间拳手只知天天长时间埋头苦练，实行低体力消耗战术，自身的肌肉，神经等格斗所需要发育的组织并未被充分刺激。他们对更新训练器具、设备或请助手陪练有一种天然的憎恶，他们更愿意在黑暗或无人的角落里独自比划和默想。我真搞不清武士们是为了人生而借助中国武术，还是为了乞求“中国武术”的怜悯而苦行。此外，理沦与实践有错位，技术与素质有错位，公开性操练与闭门秘练有错位……我就只举这几例吧。

黄：那武术界的体制又如何呢？

赵：我们先不谈官方武坛的组织方式。仅就民间拳界而言，学生藏在心底的选择明师的标准是什么，历史不明的神秘老头儿为最佳；能椎推搡搡，会高谈阔论的居中；不能打，不会聊，只在拳术某一方面有研究的则很勉强。虽然人人都说这样不科学，可某“大师”道临时却人人都动心。另外，一师多徒制的“牧羊式教拳”能培养出高材吗？授拳不同于中小学，它需要师生更密切的接触，科学到了高水准也需一师一徒制，拳术则应更进一步，施行“多师一徒”制，只有各派拳师，体育专家，医学家，营养师等等与技击有瓜葛的领域的方家通力合作，才可能造就出中国真正的高手。

 

黄：这些天咱们的话题总是围绕着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武术，您乐意更进一步对传统拳术的具体门派进行批判性的评价吗？我知道过分具体有时会伤害某些人的信仰和自尊，我不想在无情地解剖拳学时造成人际摩擦。所以，只想请您将中国名的不足之处列举一二。

赵：咱们先谈形意拳和八卦掌怎样？

黄：好，从传统上讲您是形意八卦嫡传，您和韩慕侠是张占魁门下最有名气的学生，从自己的门派“开刀”令人敬佩。

赵：别那么说。咱们先谈谈形意拳，如果说二、三十年代全国擂台上的优胜者中形意拳手居多，那现在的形意就“差劲”多了。原因是最讲究“合一”的形意拳除染有国术的通病外，还有“不合”之处。首先，“招”与“劲”不合，形意是“打人”的招“推人”的劲，用在击打上吧，拳掌发出只能打动对方，力量少有破坏性；用在推揉上吧，伸掌伸拳又难以将对手远掷。其实，形意拳家至今未搞清形意拳是专用于“散手”还是“推手”的技术。此外，“形”与“意”不合。都在高唱“形意并重”，都在走极端。一些人讲求“形骸”成癖，一些人追寻“意念”成疯。前者被三节、四梢、五行、六合……捆成了五花大绑，后者则躲在幽处独享精神激战。还有“拳法”与“功法”不合。谁要是想终生若练五行拳、十二形、杂式捶或直接用拳招来格斗就能“升堂入室”那就太天真了。人们喜欢把形意拳与西方拳击比较，但人们也害怕这种比较。中国事就非要纯而又纯地“走自己的道路”，哪怕是与洋人的拳技有一点偶然的巧合也要立刻删去。可依我看仅就训练方法和比赛制度而言，形意拳就该好好向拳击学习。

黄：形意八卦的出现是不是想用八卦掌来弥补形意拳的不足呢？

赵：形意八卦的互补最初来源于董海川、郭云深及门徒间良好的私人关系，后由张占魁创拳，但形意的欠缺不是八卦都能补上的，八卦掌也有不少缺点，同样也不是形意能补的。例如，八卦掌有层很厚很厚的“皮”，不易看穿，外观却给人以复杂和神秘的感受。使人着迷，也使人上当。第一层画皮，是董海川和继承者们的侠义故事，“水分”极大。第二层表皮，是八卦学说往八卦掌上硬套。历代八卦拳师谈掌法必言易理，但没人真能找出它们之间的一丝必要的关系。除了哲学启发外，在格斗中推敲阴阳八卦，就像点穴、气功、轻功一样，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和麻醉法。第三层真皮，是基本掌法与实搏打法混为一谈。就连八卦大师也在苦思冥想：这些变化莫测的换掌游动究竟怎么“用”呢？那些用“蹚泥步”来绕对手飞转，以八个方位来打击“中心点”或凭抽身穿掌来绕到对手身后的妄想是教唆自己和他人当“炮灰”。在三层“皮”之外的爱好者撑着双掌，在精确的小圆圈上，像初学滑冰的人蹑手蹑脚地蹒跚着，不时地换掌亮出了几乎人体所能达到的最别扭的姿式。这难道就是传奇、圣典、怪招三位一体通向“雪花山”的捷径吗？

黄：大极拳在理论上和健身上是最受世人青睐的，但人们仍怀疑如此软慢的拳法怎么能应付暴力呢，而太极拳手则笑话人们的无知，他们有一套刚柔转化的深奥道理。

赵：一个外行，由于没有成见，他的印象往往是正确的。太极拳有自己的较量方式——推手。干嘛不仅此引以为荣呢？非得是专门用于你死我活的决斗的技术才算是拳术吗？民国时期，大极拳家曾公开辩解：太极拳手之所以在各类技击赛上成绩不佳，是因为太极拳太高深，人们难以掌握的缘故……这是掩饰，还是坦白？太极拳理论文辞瑰玮，堪称传统拳谱楷模。其主线为一绝顶的阴阳辩证关系。你要“刚”吗，那就尽量地“柔”，柔到莫此为甚处，突然变成纯粹的“刚”；你要“快” 吗，那就尽量地“慢”……且慢，这套“物极必反”的哲理很诱人，但有谁灵验过吗?不，你若能偷窥到那些发劲放人脆快的太极大师关在庭院内都秘练些什么就会明白的。

黄：您是说太极说在某种程度上哄骗了那些渴望技击术的年轻人。那么，少林拳是否就很直率呢？它讲究刚、快、猛，也是拳打脚踢并用。在人们的心目中，少林武僧是中国拳坛的实权派和最后王牌。

赵：明代的将军就是以你这种心情去拜谒少林的，但是他们失望了。今天许多少年逃学离家奔向少林，他们也同样灰心了。千百午来各地少林人总向往着练出这种或那种常人难以达到，甚至常人难以想到的功夫。其实，这类惊人高功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某种杂技。插砂、拍树、跳坑，踢桩、卸骨、点穴、一指禅等等等等，对格斗训练而言是落后的“土”办法，但加上点魔术在表演开石、上吊、挨棒打、手指倒立等倒颇为引人入胜。我记得，马良的“新武术”和现在的“武术”，这些练传统的花拳绣腿们都责骂的“花架子”，是脱胎于少林拳术的。我记得，二、三十年代，那国术的“最后王牌”军在拳台上被乳臭未干的后生追得抱头鼠窜的场面。少林门少有文人的参与，处于理论真空下的放任自流，它的轮廓很实际，但细节很不科学。

黄：您对南方的拳种怎么看？

赵：南拳各派从外表上看是一种自己与自己的肌肉较劲的拳术。对于内部细节恕我未学肤受。但从二十年代末国术游艺会上看，南拳手一般是南风不竞、一触即溃的。

黄：最后，您能谈淡您自己创造的拳术吗？

赵：我的“东西”是从错误和失败中泡出来的。我年轻时争强好胜，总爱充当一些名家的“打手”来和另一些名家争个高低。漠视他人，特别是失败者的长处，这不但阻碍交流而且伤害感情。另外，由于与中国武道的意识主流分歧悬殊，故始终与武术界保持着距离。至今有人叹我怪癖执拗、不识时务。起初，为解释传统劲法编了一趟“心会掌”，其实它只是个套路，并不能有效地提高人的格斗能力。现在才着手把给我带来益处和我认为较有效的训练术和交手术总结起来，补充“心会掌”。但是，世界徒手竞技的方式在不断变化，我的“东西”也在不断被淘汰掉，不会自己“找岔”，自己更新，就谈不上先进。最近，我对“心会掌”中下肢爆发力的训练就很忧虑，至今还未解决。我更希望有后生对我批评。

黄：可以看得出来，除此之外，您还为中国武术的现状和前途而担忧。今天，已有许多人对中华武术的未来进行过种种预言，您对这些预言抱什么态度，您认为哪个可能实现，或者您对中国拳术的何去何从作些什么推断呢？

赵：我不是算命先生，自然不能推测国术哪年能称雄世界，哪年消亡。但咱们能试着分析一下国术的前景。明天再谈怎样。

 

第四天

 

黄：几天来，您站在另一个高度，把武术血淋淋地剖开，使我们这班乐知天命的人感觉到一阵阵地颤抖，我想会有人说咱们这是在无事生非、自寻烦恼的。但是，您很像隐居在武林深处的一位痛苦的先觉者，自然会先天下之忧而忧，不断向人们发出危急警告的呼号。今天，您是否愿作为一个明师为我们年轻人，为我们的武术的未来指明发展的方向呢？

赵：你知道当今中国武术界最危险、最丑恶、量强大的“拦路虎”是什么吗?是独裁，是武道内部已经司空见惯了的专制。这是一套从上到下复杂的关系网。其中关键人物有两个：其一，门派中的头人，包括祖师爷、老师父等，谓之“拳霸”。其二，与武术有关各部门的某些政府官员，可谓“官霸”。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发号施令，教导徒弟或下级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黄：这有什么危害吗？

赵：拳术是人的文化，人是最关键的因素。而这“两霸”最出色的能耐恰恰正是压制人，尤其擅长迫害那些比自己更有才华，而又不怎么俯首贴耳的人。另外，作为副业，他们也不时地杷别人的成果和功劳窃为已有。请你特别注意：哪个地区的武术界死气沉沉，一盘散沙，那里头就一定有拳霸官霸。让“花架子”肆虐，而不敢真搏实打，是因为“官霸”不敢担责任，“拳霸”害怕栽跟头。

黄：那么，谁是“拳霸官霸”呢？

赵：你应该问：“谁不是拳霸官霸”？我们这帮老头都或多或少地有些“霸”气，只是多数人自己不觉得罢了。当然了，谁也不想当恶霸，但在这个武术体系下，不管多么善良、谦虚的人，一旦被捧到了某个高度立即便身不由己了。有一种伟大、正义的感觉推着飘飘然渐入化境，看每一个武术爱好者都欠自己的情，看他们都处在蒙昧的状态等待着自己的教化。于是，把自己那点经验一滴一滴地挤出来，调追随者的胃口，并尽可能多地换取崇拜者的钱财和赞颂。结果怎么样，青少年、叛道者、创新家……这一群最容易出现拳术英雄的人，也是最脆弱、最没地位的人被一“网”打尽了，变得温顺、圆滑了，其中的宠儿慢慢地也熬成霸业，再进一步压制他的后辈。总之，武术遭殃。所以，那些宗师、权威、武术家还是闭嘴吧，除了就某些问题进行一番平等的讨论外，最好不要以天然的坛祖和领袖的面目为拳国的子民指点迷津了。

黄：那么好的传统怎样继承？老一代人怎样用经验来扶植下一代呢？

赵：庸师往往把年纪当成经验，用来驯服徒子徒孙。而明师的任务是为学生尽快超过自己创造外围环境。“经验”应放手让徒弟去闯、去干、去创。干出来的经验使师徒俩都受教育，这才是正常的扶植。但绝大多数老拳师却觉得这样做不合算。因此，你们年轻人不要上当，如果你的老师真要把你培养出来，或许他在人格上和生活上需要尊严，需要你的尊敬，但在学问上在技术上他决不能作你的家长，而应作你的伙伴、你的随从。如果他觉得这样作师父吃亏，那你就不要再理睬他，应远离他。最多他也只能搬出那套“武德”来咒骂你，可你却保住了事业和青春。

黄：可是，武德一直是侠士风度的标准，中国人高层次的道德法典。

赵：过去可能是的，但现在的实际效果是什么？“武德”在中国的半空中悬了千年，谁也没有看清它的全部内容。“杀富济贫”之类的豪言的现代解释是：先进的事物不许冒尖，腐朽的东西也不要死亡。“替天行道”现在也可翻译成：年轻后生不得“犯上”，以保障拳坛独夫作威作福。现在，捧着这套过时的“武德”来整人，挑别人的不是，则是最最缺德的。

 

黄：其实，我想说的是假如有一天中国武术的现存体系真的如您所愿被彻底摧毁了，而全新的体系又未来得及建立，我怕武术若走入这种“破旧而未立新”的境地会面临一场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混乱。所以，在旧武术未去之前，我很想听到您对中国及世界武术前途的构想。

赵：“中国武术”是没有前途的。当然，整个世界武术的日子也不好过，你不要看那一时的辉煌、热闹。武术若今后没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就会被那个伴在它身边的 “千古难题”逐渐地困死。而“中华武术”若照此下去便等不到那个时候，早就自身腐烂了，在快要咽气的时候再挨上“外国拳术”致命的一击。

黄：“千古难题”指什么？

赵：什么是武术？武术是“尽量安全地表现残酷”。可这是一个矛盾，想安全就不能残酷，想残酷就不会安全。自古以来，有人用金钱和奴役来淡化安全，从而提高了残酷的表现：有人创造出拳击、摔跤、推手等项目，以护具和技术约束来降低残酷，从而加强了人身安全。然而，武术要求“安全”与“残酷”这两方面同时提高。但到目前为止，人们还只能做到以牺牲一方来补足另一方。武术缺乏安全会让人畏惧，缺乏残酷会让人厌倦。这是几千年地球上生来死去的多少聪明人未能解决的难题。而武术想活下去，我们或我们的后人就要赶快解决它。

黄；怎样解决它呢？

赵：在这里我只是提出问题，提醒你注意它。而解决它恐怕不是一个人、一个拳派的工作，甚至不是武术界自己能够承担得了的，它需要新科学、新技术的帮忙。

黄：在这里，我们中国的武术家该做些什么呢？

赵：我看中国拳手还是先别管什么“难题”吧。叫中国拳界大难临头的是他们那套陈旧的体制，而砸碎这一顽固体系的关键不在于某个伟大拳术家的出山，而在于让“小字辈”们在世界的大范围去打去拼、用事实重新告诉那帮老家伙、老脑筋什么是武术。

黄：现在，国家不正是努力使武术走向世界吗？

赵：我曾说过，政府就没有真正重视过武术。他们瞧不起武术，觉得它远不能与田径、足球、体操相比。有些人害怕武术，怕聚众搞迷信、怕小青年打架，怕摆擂台出事。咱们再看看怎么个“走向世界”：培养几个洋“花架子”在国内观摩观摩；找几个初学乍练的老外带上中国的“行头”让中国选手尝尝赢的滋味；派几个“嘴把式”到国外把东方的“实战术”传给西方的养生爱好者，或者引海外崇拜者“朝圣”，再高薪教几个大鼻子徒弟……说这是“卖国”有点夸张，但至少是在“卖拳”，在廉价出售。

黄：依您之见，中国武术怎样走向世界？

赵：必须推翻“三座大山”，第一座山是老人和官僚对各拳派的专横统冶；第二座山是把中国武术凌驾于世界格斗术之上，搞宗教式崇拜；第三座山是过分追求安全，不顾观众的情趣。

黄：在中国推倒这“三座山”恐怕是太艰难了，不知要有多少事情要做，而且会不断碰到难以克服的困难。

赵：不，只要抓住一个问题，其它问题便迎刃而解了，那就是要“打”，参加竞技，只有把武术在全人类中间“打”个热火朝天，老人才会自动变得谦虚，官僚才能被自然淘汰，人们才可真正知道中国功夫在世界上倒底“算老几”，安全与残酷的比重才会被恰当地把握。但是，“打”不是儿戏，它要求我们中国人再多拿出些胆量和度量来。就是说，首先必须有“敢输”以及“敢死”的精神准备。然后，请国外真正的搏斗高手到国内来叫阵，并请国内的功夫好手去征泰、征日、征美、征战欧洲。

黄：我们的拳手输了怎么办？怎么向国民交代？

赵：就是要敢输，只要我们的拳手尽力了，就再也没有比惨败而归更好的事了。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武术的内幕后，劝武术还是不要走向世界为好。可我认为国术还是走出国门，去亮一亮丑，挨一挨揍更好。虽然这样做会使广大的外行心里感到耻辱，我们也会有汉奸、卖国贼之嫌，但这会打破国人心中的中国功夫不可战胜的神话，彻底使旧武术体系“休克”然后“重新启动”。只有这样，武术才有希望。

黄：可是这样的话，国术会不会被湮没，年轻人会不会由此认为中国功夫不顶用了，而转向学习拳击，柔道、泰式拳击呢？

赵：会有许多人这么做，谁先进就向谁学习嘛。但这无关大局。中国武士难道就那么不经打？打倒了再爬起来，我想会有更多的人借此反省自己和自己的拳术，中国人才能反败为胜，使国术产生飞跃式的发展。

黄：真的要把中国功夫与世界各种搏击术冲撞，是按他们的规则比呢，还是按我们的规矩打？

赵：这是实质性的问题，我们的武术工作者整天忙于编几趟拳术，创几招打法，搞几套训练等等，其实这并非振兴武术的关键，真想闯出“有中国特色”的武术就要悉心研究出几套或十几套比赛的形式。不要只在“散打”、“推手”这两个干巴巴的赛制上打转，应该先学学人家的职业化，人家的奥林匹克，人家的拳击柔道，然后自己搞更新的竞斗方式。最终把各式各样的格斗赛亮出来，打一打，让观众来取舍，让人民来评点。一个能唤起观众极度狂热的比赛方式一旦定型，拳手和他们的指导者就会拼命地寻找在这个赛制上更实用的技术。于是，更具实战价值的拳术就会自然而然地不断涌现。中国武术的技击性才能真正被加强。

黄：要想唤起观众的狂热就必须回到中国古代的“相搏”和西方角斗士的那种血腥厮杀，我们怎么保证运动员的人身安全？

赵：这又回到了那个“难题”，它虽然还未得到根本的解决，但我不相信中国人就那么缺乏冒险精神，现代人敢登雪山，敢潜海洋，敢只身去北极，敢在飞机翅膀上跳舞，总之，连大自然的破坏力都不怕，人的拳脚的那点能量又算得了什么。其实，骑摩托车摔死是意外，而被对手用脚踢死却是故意的，所以感情上过不去罢了。当然一名拳手无论他如何伟大也只不过为广大拳迷的快乐而充当牺牲品，为武术事业的进步而充当实验品，但作这样的人值得。话说回来，人不是那么容易被打死的，我一生好“动手”，与名家、选手、挑衅者都有遭遇，其中不乏生死决斗，但几十年来连一颗牙都没被打掉。在武术圈中，作为一名勇敢的选手我想他会有一些 “敢死”的精神的。

黄：现在的人都在向“钱”看，都愿意相信神乎其神的东西，把武术搞成一种血肉横飞的肉搏，观众会有兴趣吗？资金从哪里来？

赵：你见过马路上为一点小事而吵嘴和打架的吧，近年来是不是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劝架的人越来越少。为什么呢？是我们的格斗文化贫乏得已经逼使人们不得不去欣赏那些低层次的街头殴斗，而且一些人起哄、流连忘返、尽力鼓励打斗继续下去。另外，在电影、戏剧、小说里人们也渴望看到真实、激烈的武打场面。故此，人们需要格斗，需要亲眼看到格斗或亲身体验格斗。我想，在这个时代，如果格斗比赛的形式恰当，选手训练科学，武术是会超过足球而成为世界第一运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观众的热情就等于金钱，通过广告、资助、门票、电视转播等等渠道可积累丰厚的资金，资金反过来又促进武术水平的提高。而武术水准提高了会使其明星们更加耀眼，使拳迷们的信仰更容易寄托，更好地享受神秘。

黄：假如中国人真的在全世界摆擂台，那他们将凭借什么拳术作战呢？少林拳、八卦掌等拳法是否还会派上用场？

赵：中国人干吗非要追求某种独特怪异的拳术呢？使用什么样的拳术要按比赛的规则而定，传统拳术在新型的比赛中虽有可借鉴的地方，但其主体，上至形意、太极等名拳，下到裘先生的螺旋拳和我的心会掌，恐怕都免不了要进博物馆。今天对我们来说至高无上的东西，那时可能一文不值了。但是，这并不等于我在完全否定中国武术的价值。泰式拳击之所以能够称雄今日世界，空手道、跆拳道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除了它们都有赏金制等比较恰当的比赛形式这个重要因素外，不要忘记它们也都脱胎于东方古老的拳术，而这种古老的拳术中国大陆有得是，母庸说那些响当当的名牌拳种，仅就我的那套心会掌中的部分技术而言，一旦能配合优良的竞斗秩序，我敢说它亦能与世界最厉害的搏斗术抗衡，我想其它许多拳派也能如此。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不是我们学习人家的赛制，而是我们忙于教人家那点“国粹”。搞不好，中国的这些“玩艺儿”又得丢给外国人去发扬光大，然后再借鉴回来，瞄准人家的尾巴穷追猛赶。

黄：我们的拳术走出中国，熔入世界之后，中国武术还有何作为呢？

赵：我说过，中国武术将不复存在，它只能作为一种地方特色罢了。中国人欲在世界格斗领域内有所作为，就应创建出多个有特色的格斗比赛，并在此类比赛中保持优势，而这类比赛的最低标准是不能让观众抱怨说：“这不是真打”，或说“这不公平”。当然解决那个“千古难题”中国人应义不容辞。其实，让我预言更遥远的事情是极不现实的，当今中国武术所走的每一步都踏在一个十字路口上，谁知它朝哪个方向拐弯，即使有个预言指出了灾难，而武术听从了预言结果避免了灾难，你说这个预言准确还是不准确？

黄：明天，我要到无锡等地出差，咱们的谈话恐怕要耽搁些时间了。以后，我期望能在更多的感兴趣的地方听到您不凡的见解。

赵：不过，我向你提个意见，这几天的闲聊中显然是你问的多，我谈的多，比较起来我就“专横”多了。以后，你不要客气，不要因面子阻碍学术。我既讨厌别人强迫我承认他的正确，同时也讨厌强迫别人承认我正确，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好了，让我们暂时抛开武术。你出差时，在江浙一带请帮我打听一下我的学生薛恒源和吴天甲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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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三年大饥荒时“父食子”惨案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原始出处：湖南澧县档案馆历史老照片http://daj.lx-gov.cn/news_show.asp?id=570（见倒数第二张）
相关案情介绍：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600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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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18日 08:40
来源：新京报  
 
温暖的刻薄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七日谈》 刀尔登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1年8月

□书评人 黄章晋

　　以文字为生的人里，我的文学阅读量肯定在平均线以下，这些年读的更是少，所以，要写一篇小说的书评，极不相宜。然而，《七日谈》却是一本体例极怪的小说，甚至作者刀尔登本人也说，它确实不好说是一本小说。

　　它的名目就很古怪，其全称是《七日谈——字母表，以及西里花斯人的合理生活》。

　　刀尔登本名邱小刚，而我更熟悉的，是他当年在网上的ID：三七。在小圈子里，刀尔登有着无上的地位。“海内中文论坛，三七才气第一”的评价，即便我今天看来，也只觉绝无夸张之嫌。网上随手文字，最易见人真正禀赋修为。BBS火爆时代的氛围里，刀尔登招牌式的机敏、幽默、练达、缜密、克制，你不能不叹为天人。

　　当然，合格的粉丝必会找出偶像可爱的缺点。刀尔登洞悉人心人性人情，得源于他的旁观姿态，那种无时不在的距离感，然而，其令人遗憾之处亦在于此。私下里，我曾与其他同好者评价，刀尔登什么都有，但或缺少了情怀，你见不到他会有爱，会有恨，总之，一切与情感浓度相关的东西，看上去他都不会有。

　　这种对偶像的不满当然可以理解，BBS上的交流，素性平和谦冲者，难免也会个性十足，刀尔登明明手有六脉神剑，却最多显现一下凌波微步。适当的时候，任何人都会有一怒、一哭，然而刀尔登却没有。粉丝期待偶像要像个偶像，但那种需要端着的严正、深情之类的姿态，他从未有过，如果要说端着，就是他始终是一种略带玩世不恭式的距离感。

　　看多了他克制的幽默，绵里藏针的机锋、含蓄的调侃，不免觉得，刀尔登洞悉人心，却略罕人情，缺少爱憎。人多智到了近乎妖的程度，则不免失于刻薄。

　　《七日谈》这本书，实在是我熟悉不过的刀尔登。我的意思是，刀尔登的文字，任何人看一小段都会留下强烈印象，但找个行文截然不同者，从头到尾改写此书，那种看人、看世情的视角，却一望而知是刀尔登的。

　　这里该约略说一下这本奇怪的书了。它真不好说是一本“正常”的小说，贯穿始终的，是两个人的对话。一个是“我”，他当然来自我国，另外一个，则是来自西里花斯国的张三。当然，西里花斯国，是个杜撰出来的国度。相较“我国”，它是个神奇的国度，然而，其充满隐喻的神奇，却又令人如此熟悉——书中也说，西里花斯国与我国“同文同种”——此书如迷宫般的隐喻，该是另外一个极为有趣的话题，这里我们且不去谈它。

　　所谓的“字母表”，即小说中“我”打算用英文字母为代称，写一大堆人的故事，而“合理的生活”即这些人的故事，关于何为“合理的生活”，书中的“我”与来自“西里花斯”国的“张三”还颇有一番争论，甚至自始至终是一条逻辑暗线。

　　简单地说，《七日谈》就是“我”和“张三”轮番讲各自世界的故事，“我”说的，是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故事。

　　你完全可以认为这本书写的有点儿漫不经心，它凭空架构的两个世界，确乎懒得给予足够的铺陈交代，当然，读者一经展读，很容易被看似毫无情节吸引力的文字牵引，读着读着，就容易忘掉这种质疑。

　　　《七日谈》里，“我”原本准备按照字母表从A到Z，按照随机顺序讲故事写本小说，但我当真数了一下，似乎只出现了14个人，有些人确实平淡到值得“张三”发问：“这个人的故事就讲完了？”总之，没有一个人有曲折离奇的经历，至多有个别人，其生活方式和态度的选择，是属于较少数。如果把小说简单视为故事生动的升级版，《七日谈》中，“我”讲的故事，连上《故事会》的资格都不够，而个别原本有资格上《知音》的题材，也是生生被浪费掉了。

　　它吸引我，或者能让我发这么一通议论的地方，在于《七日谈》在讲述如上寡味故事时，你其实可以获取对今日公共话题的另外视角。固然，“张三”与“我”性格截然不同，张三看上去带有一种进步主义的积极姿态，而“我”的态度，某些时候确乎有刀尔登本人的影子，消极、散漫、随意、出世。

　　如果让我找一个最喜欢的表达，来评价刀尔登带给我的欢喜，就是他以对人心人性和人情洞悉，展现了一种同情性的理解。这是今日中国最难得的一种态度。字母表中的主人公，没有我们定义的那种“主流人群”的样本，多属边缘、平庸，乃至可怜、可叹者，甚至也有那种生活中让我们特别不齿的例子。然而，这些非主流人群，从数量和比例来说，或许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

　　没错，对这些本可或给予爱恨的人物，刀尔登笔下口吻温和的描述，是种难得的宽容和温情，这当然与他的生活态度有关，人在任何环境下适应性地选择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我的理解，在他看来都是值得同情理解的。何必一定要取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态度？

　　之所以我会对此格外看重，或许因为我职业之故，见得太多进入公共话题的故事，论者习于套用理论或价值工具，虽或不失其有理有据，是非分明，然却未免缺少种细微之处体察人情人性的谦逊，年龄、阅历的增长，及社会学的观察增多之后，我愈发觉得，在今日中国，某些时候缺的真不是鲜明观念，而是同情性的理解。

　　在《七日谈》中，刀尔登式的含蓄的刻薄依然处处可见，但今日读来，不得不说，刀尔登式的刻薄，真是一种温暖的刻薄。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9189498849 2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9189498849 Tue, 18 Oct 2011 21:49:08 +0800 2011-10-18T21:49:08+08:00 <![CDATA[柯木的选择]]>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911305791

原载于《凤凰周刊》2011年9月5日


　　新疆内高班，全称为“内地高中班”，是仿照西藏内地高中班的经验，为让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在内地接受更好的高中教育做出的一个特殊安排，即由教育部统筹协调，在内地多个地方设立专门为新疆学生开办的内高班，再从新疆——尤其是南疆农牧业地区——选拔成绩优异的孩子到内地上课。
　　新疆内地高中班学制四年，含预科一年，不分民族统一编班，使用汉语授课。预科阶段重点补习初中的汉语文、英语和数、理、化课程，以达到初中毕业水平。
　　2000年，第一届新疆内高班开班，迄今已整整10年。第一届约1000名学员，2011年将录取7000名学员。除内地高中班，目前还有开办不久的内地初中班。
　　内高班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为新疆培养现代化人才的制度安排。这些毕业生根植于新疆本土，又接受了与汉族学生一样的高等教育，无论在语言、知识还是理念上，都能与内地社会无缝对接，完全可以成为建设现代化新疆最重要的有生力量。
　　然而，这个长效的教育机制，在今天由于没有与之对接的人才“回收”机制，迄今罕有内高班毕业生感受到服务故乡的喜悦。
　　他们中，少数人选择留在内地经济发达地区工作、生活，更多人回到家乡。特岗教师成为回到家乡的内高班毕业生们最常见的选择——体制内，只有这个工作没有汉人和他们竞争。
　　而那些留在内地、有了工作的内高班毕业生们，却无法处理内心越来越强烈的分裂：我还要在内地待多久？到底要不要回家乡？


　　　　　　　柯木的选择

文 黄章晋

　　柯木，全名阿不力克木·艾依提（Abilikm Heyit），是新疆内高班第一届毕业生。
　　2000年离开新疆、远赴深圳时，柯木还是个孩子。10年间，他在内地完成高中和大学的学业，并顺利进入杭州一家私营企业，成为公司骨干。长期的内地生活，他的普通话已带有明显的江浙口音痕迹。新疆，似乎离他越来越遥远，父母的脸都不再那么清晰。但柯木的心，越来越焦灼。
　　2008年参加工作时，他给自己定下三年后就必须决定是否回到故乡的计划。现在离最后期限只剩两个月，柯木还是没法做出决定：回新疆，还是留在内地？
　　在对《凤凰周刊》记者自述来内地求学、工作的经历时，他也希望在倾诉中，能好好整理自己被这个问号折磨了太久的内心。

　　【在新疆的家庭】

　　我1984年出生，是新疆和田市地质队子弟。父亲来自喀什，是地质队技术骨干；母亲是市里东风商场的售货员。家里兄弟三个，我是老大。
　　地质队里有不少维吾尔族职工，平时孩子们玩在一起，不分民族。
　　上小学时我有两个选择：读维语学校，或汉语学校。父亲坚定地送我去了汉语学校。
　　可我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老师也听不懂维吾尔语。我们院子里一起读汉语学校的维吾尔孩子后来大都转到了维语学校，父亲却坚持让我读下去。我二年级留级了。但学得还是很艰难，在家里没少挨揍。
　　一直到五年级，我才完全能听懂老师在说什么，各门功课开始及格。因为之前基本上没听懂过老师、同学的话，除了一些逃课片断，我那几年的记忆几乎是空白。也许是因为我很抗拒这段时光吧。
　　1997年小学毕业，我到和田五中读书。
　　在小学，和汉族孩子打架是常事，不过大家根本没有民族意识，也不分民族，打完了很快就和好。但到了初中有点变化，有一次参与打群架，有大人来问：“你们是不是有民族情绪？”我那时候哪知道什么是民族情绪啊！
　　当时我学习不算好，但我并不为成绩不好而紧张，我喜欢看书。我是地质队阅览室借书最多的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我最爱读的杂志是《读者》。
　　后来，我们内高班去内地时路过兰州，我还特意去了《读者》的办公楼看了看。在我心目中，那是很神圣的地方。

　　【进入内高班】

　　初中毕业那年，我赶上了新疆第一届内高班。
　　老师宣布，要选拔优秀的学生到内地读书，这当然谁都想去。当时报名者还要和学校签协议，保证以后回新疆。
　　我们那一届全疆总共1000个名额，喀什大概有300人，和田200个，大部分是南疆的人。当时名额分配很严格，年龄划线必须是1984年后生的。教委还要当面审核每个人，怕有人变造民族身份。
　　考试时我成绩不过线。但没想到，体检这一关，有成绩过线的同学不合格被刷下来了，指标空了出来，我正好补了上去。
　　那对我们是天大的喜事。父亲觉得特别有面子。爸妈特意花了65元钱给我买了一件新衬衣。
　　我们班上有三个学生上了内高班，除我之外，还有一个汉族人、一个满族人。维吾尔族学生的名额比例要比汉族高很多，新疆内高班80%的招生是面向农牧业地区的。
　　2000年8月，我们在乌鲁木齐集中。当时全疆1000个孩子住在新疆大学，停留了两三天。自治区领导来讲话，说我们是新疆的未来和希望，所有人激动得不行。
　　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到乌鲁木齐这么大的城市，好多人根本没出过远门甚至没到过县城。有个同学在库尔勒第一次看到火车，跑过去摸了一下铁轨。
　　在新疆大学，我见到了领队老师，也知道了要去深圳念书。我不知道深圳有多大、什么样，只知道那是特区。
　　这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新疆有这么多民族。以前我只知道维吾尔族、汉族和回族，没听说过哈萨克人、塔吉克人、柯尔克孜人、锡伯族、蒙古族。这一次，我亲眼见到了各个民族的人，大家长相、外貌差别如此之大，才算有了“民族”这个概念。以前，真的没有。


　　【深圳内高班的新生活】

　　9月，我们来到深圳松岗中学。
　　这所中学以前是没有高中的。它想办高中时正好碰上内高班的任务下达到深圳。深圳有承办内高班的任务，但据说市内重点学校都不想接下这个担子，这所关外的学校就争取了这个机会，他们借此可以办自己的高中了。
　　松岗中学有很多外来打工者的子弟。争取到新疆班后，它在当地也招了一个班的学生。高一年级就有了四个班，一个当地的，三个内高班。
　　新疆班学生有120个人。学校很想办好新疆班，师资力量全力向我们倾斜。
　　松岗中学的一切都和新疆的学校不同，条件之好超出想象。教学全部是电教化的。好多人第一次见到电脑什么样。而且还有我们根本没听说过的“校董事会”。
　　校方专门请来一对维吾尔夫妇开了一个清真食堂，大厨是维吾尔族的。还有一个专门的膳食指导老师。食堂会根据学生的意见或委员会的意见修改菜单，甚至委员会可以直接指定配餐。各种营养搭配非常讲究，早上一定要有牛奶或豆浆，午餐必须是一荤二素，汤是免费的，晚餐更丰富些。
　　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仅仅是吃，就让人终身难忘。很多人以前在家里从来就没吃好过。面包，我是到了深圳才第一次见到。其他各种点心我根本叫不上名字。大家都拼命吃。
　　第一年下来，一下吃出很多胖子。饮食过量让好多人得了阑尾炎。后来我问过，其他地方的很多内高班学生都是这样——到内地的前一两年，很多人因为阑尾炎住院。
　　学校组织我们去过几次深圳市区。第一次进入市区，看到沃尔玛，大家只觉得震惊，觉得看到了真正的文明世界。
　　松岗中学让我们开眼了。但是对内高班的学生来说，这里的学习也是残酷的。因为内高班实行末尾淘汰制，四年学习中，前两年都会把成绩最差或表现不好的学生中途送回去。走一个，新疆自动补来一个——内高班编制很紧俏，甚至一个学生身体不行了，那边都会马上来个人把他顶替了。
　　第二年，我也出了问题——我背了四个处分，分别是因为爬墙出校和一次打架。按照前例，我得被退回去。
　　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我要被退回去，伤心得脑子一片空白，只想去流浪。我向同学借了钱，准备偷偷带着行李走，不想留下来受那个侮辱。
　　班主任是一个女老师，看到我这样，跟我一起大哭起来。校长得知情况后，对我说：“哪里有送你回去这回事？”我被留下了。
　　我一辈子都感谢这位罗校长。他的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
　　在这所中学里，我们和汉族学生相处非常愉快。我们来之前，学校就专门对其他学生交代过民族团结，学校本身也很尊重我们的习惯和文化。刚去学校时，初中班孩子第一次见新疆来的学生，很惊奇，好多人会跑过来要我们的签名，甚至就让我们签在他们的T恤上。
　　后来新疆班、本地班并班了，本地学生都很淳朴善良，大家就更是打成一片了。我和内地汉人的真正交流，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不过“9.11”之后，学校里突然有了政治教育，开始谈反分裂、民族教育等内容。这时，我开始对“民族问题”有了意识。
　　我们的高考指标不占新疆也不占内地的，有自己的名额安排。本来大家的成绩就不错，所以升学率是百分之百，最差也能读大专。
　　我当时很想考公安大学，想去当警察。因为在深圳，我第一次看到了维族流浪儿。我很震惊，想去解救他们。
　　但我没考好，没考入我的第一志愿公安大学，最后上了第二志愿浙江财大。

　　【大学：歧视与包容中的维吾尔问题】

　　和深圳不一样，在杭州，我一下从封闭社会走向了开放社会。
　　从大学起，我就喜欢杭州，这里民营经济发达，商业意识浓厚，有钱人的孩子会在学校里推销电话卡卖袜子之类，同学们的求职意向都是找民企而不是公务员……对从小就喜欢做小生意的我来说，这才是我喜欢的开放社会的氛围。
　　但在这里，我也第一次碰到真正的考验。
　　在浙江财经学院，我们那一届第一次有了维吾尔族学生。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维吾尔人，很好奇。不了解新疆的同学会问些傻问题，比如我们在家是不是骑骆驼上学、家里是不是住帐篷，甚至有人问“新疆用不用人民币”。
　　这些好奇是正常的，我都无所谓。但外边赤裸裸的歧视，我很受不了。
　　文化歧视、民族歧视，我是到了杭州之后才第一次领略到——在深圳，我知道有好多新疆流浪儿当小偷，但并不知道汉族人这么歧视维吾尔人，不知道有些汉族人看到维吾尔人就像看到小偷一样。
　　我为这个受了很多委屈。比如，我和学校保安就发生过两次冲突。那时候学校学生都穿T恤，我因为兼职在民企打工需要穿了一身正装。结果，第一次，我被保安拦住不让进校门时，我大吵大闹了。迫于压力，他们向我道歉了。
　　没想到，很快我又被一个保安拦住，不让进校门。因为第一次的事故，他们其实都认识我，我觉得对方是故意刁难我。这次我气坏了，动了手，但吃了亏。我伤心透了，一个人哭得好厉害，第一次想：我为什么要到内地来受这个气？
　　还有一次到杭州下沙去买裤子，我就听旁边人用方言对店老板说：“小心这个新疆人偷你的裤子。”
　　另一次，我和一个学妹在门外吃烤串，一个当地混混过来拍我肩膀说：“你个新疆人跑来干什么？”那段时间传说杭州延安路那边新疆人给人扎艾滋病针，这个人应该是因为这种传言，看我不顺眼，故意来挑衅的。
　　这种谣言短信，我自己都接到过。接短信那次，我去白羊派出所投诉，社会上出现了伤害我们民族感情的谣言。
　　几天后，派出所来了人，找我约谈。他们很认真了解了情况。之后，省公安厅的人也来调查了，调查结论说谣言是从萧山那边传来的。《杭州都市报》的记者也来为此采访过我，我说不希望自己的身份引起恐慌，当地报纸就专门发了文章辟谣。
　　从这时起，我开始对杭州有好印象。他们尊重人，可以讲道理，有隔阂可以沟通。一个城市的文明其实是体现在这些地方的。
　　遭遇歧视，应该是所有在内地读大学的内高班学生都会遇到的事。我听过上海的同学说过，有一次七八个维吾尔学生一起上公交车，走到半路，车突然停下来，他们被一大群防暴警察给包围了——车上的人，私下打电话叫来了警察。他们全是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大的高材生，却被周围的人当作恐怖分子看。
　　大三之前，每次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会很冲动，想打人，有段时间甚至感觉自己不正常。以前，我以为柯木就是柯木，不是别的身份。可经历告诉我，外界看你，首先认为你是一个维吾尔人、一个新疆人，这就是“身份认同”。我开始感到自己缺少知识，不知道怎么看这些问题。
　　直到找到了“维吾尔在线”这个网站，我才在交流和帮助中得到启发，有了一些理性认识，有了信心。学校里，一位叫李景奎的老师也给了我极大启发。后来，我开始读社会学、民族学书籍，开始关心新疆问题。
　　我开始了解，新疆和内地，对彼此的认识都有多么大的误解。
　　我当时要到内高班读书，周围的亲戚很担心。大家觉得内地非常可怕。我的一个表哥，在上海做过烤肉串的生意。他回家乡后，把上海说得非常坏，简直就不是人呆的地方。
　　当时我不相信他的话，后来能理解他了。语言不通的维吾尔人来到内地谋生，要找个落脚的地方都很难，更不要说做生意会被城管抓、被本地人歧视和驱赶。我表哥是从家里偷钱跑去上海的，在上海吃尽了苦头，被毒打过，住在你不能想象的地方，没有赚到一分钱。能长期留下来的维吾尔人，几乎只剩坏人了，否则怎么活下来？
　　到内地的维吾尔人基本上就是做那几行——烤串、卖切糕、当小偷。一个农村的维吾尔人到了内地，多半只能被黑社会控制，跑都跑不掉。
　　我是在杭州附近打工那段时间，开始接触到这些人。卖切糕的，几乎90%都是和田、墨玉来的；卖羊肉串的、做小偷的，是喀什来的。这些人让我又恨又可怜。除了做“大哥”的，几乎每个小弟都是一身伤疤，饿得瘦瘦的，根本吃不饱。
　　开小饭馆的，也有不少在做不正当生意。拿饭馆做掩护，私下卖白粉，带一帮小偷。我看到过一个30多岁的人，晚上卖烤串，下面有铁链子把他的脚和羊肉摊锁在一起的。汉人是不会注意到这个的。
　　我碰到过一个小孩，被人带出来偷东西，三天没偷到东西，什么都没吃，快不行了。我花了60元打车把他送到下沙一个朋友那里，之后把他送回了新疆。
　　在我的老家，有个手机市场，里面卖的全是从内地偷来的二手手机。现在那里的人也知道，很多人跑去内地以后从事的是不正当职业，所以他们一听到某人是从内地回来的，就说这个人是“口里齐”（Kuliqi，类似“在内地混的人”，带强烈贬义）。


　　【杭州的工作经历】

　　我在“维吾尔在线”认识了一个汉族朋友，他在杭州工作过好多年，介绍我去杭州一个装饰工程公司实习。
　　这个公司有两个老板，一个姓张一个姓毕，张总最初一听是新疆人就不想要，新疆人让他想到杀人、放火、小偷、吸毒。但最后还是答应面试我。他问得很直接、很仔细，问我怎么看“9.11”、人体炸弹、极端宗教、砍手、石刑、吵架时会不会拿刀子捅人……我理解他的提问，并且把面试当成一个难得的纠正偏见的机会。所以，我回答得特别自信，也特别从容。
　　当时给这个公司投简历的人很多，别人的简历都很厚，我只递上了一张纸。对我来说，第一关是公司对我民族身份的认同，第一关过不了，资料再厚也没用。我把大学期间的各种兼职工作、社团活动和学习如实介绍后，张总当场就答应了让我来实习了。后来他说，通常这种场合他会说“我考虑一下”。
　　我当时想得最多的并不是工作机会，而是一种强烈冲动：我要去纠正大家对维吾尔人的认识。大四开学的前一个星期，我去了公司。
　　前两周打杂，熟悉流程和业务。当时真是全身心地投入，完全忘记了外面的世界。这些都被公司的人看在眼里。有一天，大家吃饭，我说要去吃碗清真馆的兰州拉面。张总说了一句“我陪你”，就开着大奔带我去吃了一碗4元的拉面。我们边吃边聊，话不多，但感觉很特别。
　　我们的同事都是因为我而第一次接触穆斯林，对我极为迁就。他们集体会餐，可以为了我这个实习生，跑很远去一家清真餐厅。
　　我弟弟放假从山东过来看我，我没时间陪他，结果公司的毕总派司机去给接他，并到新疆餐厅给他接风。司机对我的评价很高，这些话再由我弟弟传到家里，父母就很放心了。
　　我在公司一直实习到快毕业，当时工作状态狂热到了做梦都在想工作的程度。我做的第一个项目，完成得非常漂亮。我拿到了很高的实习工资，而一般实习生是每月二三百元甚至白干。
　　到毕业时，我有了自信，并且明白：在这个公司，人际交流成本极低，不需要走非正常的人际关系，不要拍马屁，只要你在做事。
　　他们并不只是特殊照顾我，公司一线员工越来越多北方人，公司对人员构成的变化总能及时在细节上做出许多适应和调整。我以前很难想象一个民营企业会这样。我热爱这种企业文化，和公司签订了就业意向协议。
　　之后，我回家休了一个月探亲假。家里人反对我留在内地，希望我在和田当公务员。但父亲被我一句话打动了。我说：“我要在内地吃点苦，好好学习这些先进的浙商文化。你不在一家企业里全身心投入，是永远不知道其精髓的。”
　　我对家里说，也给自己说，给我三年时间。
　　三年，是我的导师说的。他告诉我：“干满三年再做判断。”我大学的毕业论文是《新疆少数民族人才现状与发展》，导师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个论文，对我说：“你就拿自己当少数民族人才，好好培养吧。”
　　我很感谢我的导师，现在看来，这三年对我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时光。杭州的经历，让我对这个城市里的人有了特殊好感。就算他们开始有误解和偏见，但绝不固执。
　　除了公司给我信任和温暖，客户也都非常友善。很多人是头一次和维吾尔人打交道，当然会惊奇。但当我主动介绍民族身份，不回避问题时，对方的陌生和疑惧就会转变成好奇和好感。最后，维吾尔人的身份和文化差异不但没有变成我的障碍，还几乎变成了我与客户沟通的优势。有些人反而会因此私下关心你的生活，甚至通过对我的了解，慢慢产生对整个维吾尔族的关心。
　　现在，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是杭州人，我热爱我的第二故乡。

　　【困惑和选择】

　　但我无法逃避心中的那个问题：三年到了，我回去吗？我们公司不大，但我能领会到它浙商文化的魅力，就算是偷师，我也真的很想再学几年。但我的时间拖不起。
　　我们内高班的人是最痛苦的，大家其实还是想回新疆。但在观念上又无法适应和接受新疆，事实上，新疆也不接受我们。
　　我是读大学后才逐渐了解自己的故乡，比起杭州，故乡并不那么美好。比如，在杭州，碰到警察执行公务，我可以先要警察出示证件，但在新疆，碰到一个协警、甚至一个带红箍的，你都得老老实实接受盘查。
　　最大的困难是就业。大家都想呆在乌鲁木齐。央企是不用指望的，我就没听说过哪个维吾尔大学生进央企的。能供我们选择的只有四个类型的岗位：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特警、特岗老师（编制外的教师）。特岗老师需求很大。新疆搞双语教育，合格的老师极为缺乏，任意一个内高班毕业生足够胜任了。
　　大学毕业后，我在松岗的哥们都回新疆了。一个在乌鲁木齐做基层民警，他是天津财大毕业的，还有一个哥们儿，回新疆后在家待业一年，做了狱警。他们都是家里有关系的。只要去考公务员，考前必须“关系”走到位。过了笔试阶段就来不及了。
　　我们的“班花”回去参加公务员考试，笔试第一名，但面试没过。现在在下面一个县里当特岗老师。
新疆公务员太紧俏了，因为没有更好的工作可找，创业也想都别想。
　　在内地读书时，大家肯定是有想法和抱负的，但回到新疆，一切不由自己。从我们这届毕业生来看，当初到内地学习时，我们被重视、被抱以希望；但毕业后似乎完全被遗忘，变得不重要了。
　　在我看来，我们的优势早已不只是语言优势，而是文化上的优势。
　　一般的维吾尔人，过汉语关都很艰难。本地学校的那点汉语教育根本没用，生活环境里没有汉族人，学的是没法交流的哑巴汉语。而我们在内地汉族社会长大，习惯内地汉族人的思考方式。所以我始终相信，我们这些人将来会有很大发展。
　　我们这届内高班最终有一些尖子生留在了内地，北京据说有两三个人。他们可能也正面临和我一样的问题，还在考虑是留内地还是回新疆。
　　在内地，我们要找到工作并不难。虽然有民族和文化的隔阂和误解，但发达地区对维吾尔人的歧视和偏见其实比新疆少，环境公平，机会均等。可内地毕竟不是家乡，生活上有很多不便，也会想家。最重要的是，个人的婚姻问题无法解决。
　　多数留在内地的新疆学生，干了三五年后都回去了，原因就是找不到同族的结婚对象。没有哪个维吾尔女孩的父母会接受自己的女儿留在内地的汉族社会。
　　感情问题，是横在每个内地维吾尔人心里的一道关。
　　我的女朋友来自伊犁，她是上海的内高班学生，后来上了华东师大。我们是在青岛旅游时认识的，当时我在读大二。我觉得这是缘分。
　　我还在公司实习时，女朋友就来看过我。当时大家都说：“柯木，你小子行啊！”我女朋友很漂亮，个子看上去比我还高。
　　我们真是感情很深。但她绝对不可能在杭州落户，而我即使愿意回去，她家里也绝对不会接受一个回去以后只能当狱警或特岗老师的我当女婿。
　　女朋友的家庭条件比我好太多：父亲是知识分子型官员，两个姐姐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老师。更重要的是，在维吾尔社会的传统里，伊犁人一直是被高看一眼的。伊犁离俄罗斯近，是最开放的地方，生活习惯欧洲化。那里的人也高大壮实，明显比南疆的穷人大一圈。伊犁在新疆，就好比上海在中国的感觉。
　　和田，却差不多是南疆最穷的地方。所以女朋友的爸爸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我去了两次伊犁，他都不肯见我。
　　他父母的看法也可以理解，维吾尔社会内部的差距非常大，不同环境下的成长起来的人，生活习惯和观念完全不一样，我知道很多民考汉（少数民族在汉族学校读书考试）的人与民考民（少数民族学生在民族学校读书考试）的人，虽然同是大学毕业，但结婚后因为观念习惯不一而最终离婚的。
　　我女朋友毕业后也没找到工作，在伊犁下面的中学当了特岗老师，教英语和语文。特岗老师将来有可能转正进入国家编制。一个月收入将近一千元，扣除社保之类拿到手的只有300多。
　　她现在的封闭环境，和她待过的上海完全没法比。我很希望她也能像我一样，保持学习的心态，不要在新疆待久了，就把她在内地学到的最先进最好的东西都丢掉了。
　　无论如何，我要在8月回新疆呆一段时间，看看亲人和女友，碰碰运气。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911305791 54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911305791 Tue, 11 Oct 2011 15:00:57 +0800 2011-10-11T16:35:03+08:00 <![CDATA[《柳红VS吴晓波们，卵与石的较量》（强荐）]]>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61075316885
柳红VS吴晓波们，卵与石的较量 

　　作者：陆城东
　　 
　　自由撰稿人柳红就《吴敬琏传》起诉吴晓波抄袭案，几经延宕，12月3日终于在北京东城区法院开庭审理，并进入举证质证程序。这场官司颇受媒体瞩目和网民关注，随着庭审深入和细节被抽丝剥茧，此案极可能成为继汪晖抄袭案、唐骏假学历案之后的第三大案。
　　
　　对簿公堂的柳红和吴晓波，强弱对比悬殊，柳红是一介女流，是没有单位的独立写作人，她没有任何权势背景，但她秉性坚韧，几年前有一个罹患癌症的少年子尤牵动过无数人的心，柳红就是这孩子的母亲，她倾注全部心血，陪伴儿子走完了最后的生命里程。反观吴晓波，他是著名财经作家，是中国名列三甲靠写书成为千万富翁的写手，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他亦系“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吴晓波的《吴敬琏传》是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它是实力最雄厚的出版公司，正在酝酿上市。唐骏涉嫌学历造假的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正是蓝狮子财经图书中心和中信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书籍。柳红诉状中除了第一被告吴晓波，中信出版社也在被告之列。吴晓波踌躇满志，显然认为自己和中信社捆绑在一起，更令胜算大增。他为此聘请中国收费最昂贵的律师事务所，一掷百万律师费，调动强大财力和各种社会资源去对付一个无依无傍的弱女子。
　　
　　然而在法律面前没有强弱，只有是非，如果柳红并无充分事实根据，那么她的弱势处境也并不会唤起公众同情，偏偏柳红掌握了大量证据，吴晓波仅采访了吴敬琏共计20小时，就写出20多万字的《吴敬琏传》，里面多处抄袭柳红2002年出版的《吴敬琏评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吴晓波对此有这样的辩白：“柳红与我，面对的是同一个创作对象，势必有很多情节类似，吴老对她说过的话，对我又说了一遍，甚至说得更加详尽，如果因此而涉及‘剽窃’，我估计日后法院将门庭若市。”
　　
　　然而柳曾任吴敬琏研究助手长达九年，她在写这部评传时，采访和核对的许多都是第一手资料，其中很多细节是被采访者（比如吴敬琏的其他社会关系）私下说的，是不可能复制的，换言之，就是当事人没有可能在别的场景对别人再重复这样的话，更何况吴晓波没有采访过这些人，他甚至不晓得其中一些人的存在，所以吴晓波在书中重复柳红所用过的这些细节，除了抄袭再也找不到其他词语来概括。开庭前夕，柳红就在自己的新浪博客逐批地公布两部传记的原文对照，引起网民滔滔议论：如果这还不是抄袭，天下就再也没有抄袭这两个字了。
　　
　　问题却在于，大陆知识产权界限较为模糊，在这个国度本来就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制意识就更容易被忽视和践踏。吴晓波抄袭已非初犯，他是出版界有名的“快枪手”，他成摞厚的著作中，充斥不注明出处的引用、模仿、改写、抄袭，但他头顶成功人士、“青年领袖”、“年度最受关注人物”等光环，俨然浮华时代的宠儿，他于是自负而放纵，视道德廉耻为无物，直到柳红提出诉讼之前，吴晓波都未尝就自己的抄袭行为受到过有法律意义的严肃问责。况且柳红本人未兴讼之前，仅系写文章质疑吴晓波快餐拼盘式的《吴敬琏传》写作不严谨，孰知顾盼自雄、目无余子的吴晓波却报以口吻轻蔑的回应，他这种骄横不独是个人品格问题，也是这个道德失范的社会一种溃烂的世相。故而柳红VS吴晓波这宗诉讼的意义，远超知识产权本身，它触及到中国文化界道德行为规范，乃至追问整个知识精英阶层：传统礼义和现代文明规范之双重失落，面对全民族的道德荒漠化，我们需不需要进行价值重建？
　　
　　柳吴诉讼案还涉及一个“泰山北斗”的大人物，就是两部传记的共同主角吴敬琏。此公头顶着更显赫耀眼的光环，仅是“吴市场”、“学者的良心”的称号，就有先声夺人的震慑力，吴敬琏的“证词”，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最终审决。吴敬琏当然倾向和支持吴晓波。今年吴敬琏在北京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庆祝80大寿，一连两天，香车宝马，冠盖云集。为吴老策划统筹做寿的主持人，是吴敬琏的首席公关，名叫肖梦，这名字远不如她真名实姓那么如雷贯耳——彭小蒙。彭的父亲是中共“独臂将军”彭绍辉。彭小蒙本人则是文／革风云人物，系北大附中红卫兵组织“红旗”的主要创始人，她和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师大女附中学生）是登上天安门城楼为毛Ｚ东戴红卫兵袖章两大造反骁将。彭小蒙之“要武”一点也不逊于宋彬彬，她是第一个在主席台上用铜头皮带抽打工作组长张承先的红卫兵，彭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的倡导者。她和宋彬彬一样，从来没有为自己的文／革罪孽忏悔和道歉。文／革后她改谐音名字“肖梦”，出任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杂志负责人，更当上中信出版社的独立董事。　

　　坊间怎也想不到，吴敬琏这位被渲染为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学者良心”，川流不息前来为他贺寿的宾客，居然非权即贵，至于财富有余而贵气不足的庸常人等，都未必有资格为吴老祝寿，尽管极欲前来觐见拍马屁的富人多如过江之鲫，须知吴敬琏既任国家证券委评审委员，又任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这两个明显具有利益瓜葛的要津位置，不可能由同一人担任，吴敬琏作为经济学家，更深知在西方这完全是违法的，但他安之若素。在这场豪华寿筵上，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作为最重要最出彩的贺礼，在现场派赠给诸位贵宾。
　　
　　吴敬琏在私底下力挺吴晓波是毋庸置疑的。吴晓波在这本“吴传”里阿谀谄媚吴敬琏是“从外貌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吴敬琏投桃报李，公开肯定吴晓波这部传记。吴老说：“这本传记，是我最近的一些思想的整理，这也是我想要做的。吴晓波为这本书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搜集了很多资料。”问题是柳红起诉吴晓波，不是指吴敬琏自谓“最近的一些思想的整理”的那些部分，而是书中大量的移花接木甚至赤裸裸抄袭的那些部分。
　　
　　事实上吴晓波抄袭的证据，是白纸黑字，一目了然。影响此案最后的判决结果，将不是抄袭事实本身，而是怎样去界定抄袭的轻重程度及其法律责任的评估。而吴敬琏是否出庭和如何作证，将很可能左右案件的最终判决，吴晓波的第一任律师（因故已解聘）也是以这点来要挟柳红放弃诉讼的，显见得吴晓波一方已成竹在胸，吴敬琏必将提供有利于己方的证词。然而吴敬琏也不是完全没有顾忌的，因为他决非吴晓波所描绘的“从外貌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他在反右以及批斗孙冶方都有很不干净的行为，很多当事人的证言都可以证实，所谓董辅礽在干校“殴打顾准”的故事，只是出于吴敬琏一人之口，他到处散布此说，企图阻挠董辅礽出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这盆污水令经济学家董辅礽至死不能瞑目。事后据查，这个故事是吴敬琏编造的，至少是被大大夸张扭曲的。
　　
　　吴敬琏亦非吴晓波版传记中“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这样一个象征人物，直到1983年中共十二大闭幕后，吴敬琏还在反对市场经济，批判“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吴敬琏《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见《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9期）。谁能想得到，而今吴敬琏居然被塑造成改革三十年市场经济的拓荒者和擎旗者。

    吴敬琏还有更重要的劣迹，经济学家张五常为此一直看扁吴的人格，1988年张五常陪同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访问北京，赵Ｚ阳设宴接待，当时赵和弗里德曼同桌，张五常和几个经济学家（包括吴敬琏）在另一席，吴在席间大赞赵Ｚ阳而狂贬李月月鸟。孰料第二年八／九风云骤起，五三五枪声才落没几天，吴敬琏就写出揭批赵Ｚ阳的长篇檄文，还拉别的经济学者签名。殊不知邓小平一句“不争论”令批赵刹车，吴敬琏的革命大批判文章没有扩大散发，吴对外也从来不承认他写过这篇东西。但张五常看过了这份批赵檄文，李月月鸟当年也下令内部印发给中直机关干部，如今这份东西已浮出水面，想毁尸灭迹是办不到了。
　　
　　其实吴敬琏要挺吴晓波，还有难于启齿的原因，即吴敬琏原希望立传而给自己树碑，以八旬高龄之身，棺未盖论已定，所以这本“吴传“是经过吴敬琏本人审阅和修改过的。据12月3日法庭要求，吴敬琏需要向法庭提供他本人对吴晓波的“吴传”修改原件。这样一来，写手小吴与传主老吴的关系，以及关于吴敬琏“干干净净”还是“不干不净”，都将被置放聚光灯和放大镜之下。可以肯定的是，不仅圈内知情者，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们，会发现吴敬琏和吴晓波的传记与这个案子内在的脉络枝蔓，因此不论是吴敬琏还是吴晓波都输不起。在吴老而论，会危及他殚精竭虑打造的“吴市场”和“学者良心”金漆牌坊，在小吴来说，面前铺满鲜花的人生坦途将可能发生跌宕乃至逆转。
　　
　　如今这起八方瞩目的案件已经开审，吴敬琏别无选择，终须要撕下超然和不偏不倚的外衣，赤膊上阵。然而不管官司谁胜谁负，最大输家却一定是吴敬琏，许多湮灭在尘土之中的历史轶事将一一复活，吴敬琏欲把这些私隐和公共记忆重新上锁加封，恐怕要借助于权力，乞灵于“主旋律”，即吴敬琏代表改革的方向，牵扯吴老，就不利于改革；还有就是诉诸公众的尊老之心，莫去伤害八旬耆宿了。三国时代有个人物叫王朗，此人原为东汉重臣，曹魏篡汉后，王朗又位列三公。在《三国演义》罗贯中的笔下，诸葛亮痛斥王朗年高而德贱，只是皓首苍髯的虚伪之徒而已。吴敬琏就是这样一个活标本。
　　
　　然而综合种种，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柳红是弱势一方的事实，她作为无拳无勇的独立撰稿人，向一个荣损与共的权势集团叫板，其意义仅仅是界定吴晓波有没有抄袭吗？柳红在自己博客里谈耶林著作《为权利而斗争》对她的触动，书中论说“为权利而斗争是对自己的义务”，“主张权利是对社会的义务”，其实这也和胡适“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段名言暗合。
　　
　　柳红写道：“所有的恶都是因为容忍而成，小恶成大恶。”信哉斯言，当下中国已经蜕变为诚信与廉耻荡然的大恶社会。莫道与大恶抗争，就连慎戒小恶的洁身自好者都日渐稀零，就在此际，柳红站出来了。“虽万千人吾往矣”，哪怕柳红是脆弱的鸡蛋，当她向巨大的石壁撞过去，宛如一道凄绝的光，照亮世道人心，无论这道光多么短暂，都叩问每个人的灵魂，我们的精神道德已经沉沦到如斯田地，这个民族怎样才能得到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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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红VS吴晓波们，卵与石的较量 

　　作者：陆城东
　　 
　　自由撰稿人柳红就《吴敬琏传》起诉吴晓波抄袭案，几经延宕，12月3日终于在北京东城区法院开庭审理，并进入举证质证程序。这场官司颇受媒体瞩目和网民关注，随着庭审深入和细节被抽丝剥茧，此案极可能成为继汪晖抄袭案、唐骏假学历案之后的第三大案。
　　
　　对簿公堂的柳红和吴晓波，强弱对比悬殊，柳红是一介女流，是没有单位的独立写作人，她没有任何权势背景，但她秉性坚韧，几年前有一个罹患癌症的少年子尤牵动过无数人的心，柳红就是这孩子的母亲，她倾注全部心血，陪伴儿子走完了最后的生命里程。反观吴晓波，他是著名财经作家，是中国名列三甲靠写书成为千万富翁的写手，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他亦系“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吴晓波的《吴敬琏传》是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它是实力最雄厚的出版公司，正在酝酿上市。唐骏涉嫌学历造假的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正是蓝狮子财经图书中心和中信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书籍。柳红诉状中除了第一被告吴晓波，中信出版社也在被告之列。吴晓波踌躇满志，显然认为自己和中信社捆绑在一起，更令胜算大增。他为此聘请中国收费最昂贵的律师事务所，一掷百万律师费，调动强大财力和各种社会资源去对付一个无依无傍的弱女子。
　　
　　然而在法律面前没有强弱，只有是非，如果柳红并无充分事实根据，那么她的弱势处境也并不会唤起公众同情，偏偏柳红掌握了大量证据，吴晓波仅采访了吴敬琏共计20小时，就写出20多万字的《吴敬琏传》，里面多处抄袭柳红2002年出版的《吴敬琏评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吴晓波对此有这样的辩白：“柳红与我，面对的是同一个创作对象，势必有很多情节类似，吴老对她说过的话，对我又说了一遍，甚至说得更加详尽，如果因此而涉及‘剽窃’，我估计日后法院将门庭若市。”
　　
　　然而柳曾任吴敬琏研究助手长达九年，她在写这部评传时，采访和核对的许多都是第一手资料，其中很多细节是被采访者（比如吴敬琏的其他社会关系）私下说的，是不可能复制的，换言之，就是当事人没有可能在别的场景对别人再重复这样的话，更何况吴晓波没有采访过这些人，他甚至不晓得其中一些人的存在，所以吴晓波在书中重复柳红所用过的这些细节，除了抄袭再也找不到其他词语来概括。开庭前夕，柳红就在自己的新浪博客逐批地公布两部传记的原文对照，引起网民滔滔议论：如果这还不是抄袭，天下就再也没有抄袭这两个字了。
　　
　　问题却在于，大陆知识产权界限较为模糊，在这个国度本来就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制意识就更容易被忽视和践踏。吴晓波抄袭已非初犯，他是出版界有名的“快枪手”，他成摞厚的著作中，充斥不注明出处的引用、模仿、改写、抄袭，但他头顶成功人士、“青年领袖”、“年度最受关注人物”等光环，俨然浮华时代的宠儿，他于是自负而放纵，视道德廉耻为无物，直到柳红提出诉讼之前，吴晓波都未尝就自己的抄袭行为受到过有法律意义的严肃问责。况且柳红本人未兴讼之前，仅系写文章质疑吴晓波快餐拼盘式的《吴敬琏传》写作不严谨，孰知顾盼自雄、目无余子的吴晓波却报以口吻轻蔑的回应，他这种骄横不独是个人品格问题，也是这个道德失范的社会一种溃烂的世相。故而柳红VS吴晓波这宗诉讼的意义，远超知识产权本身，它触及到中国文化界道德行为规范，乃至追问整个知识精英阶层：传统礼义和现代文明规范之双重失落，面对全民族的道德荒漠化，我们需不需要进行价值重建？
　　
　　柳吴诉讼案还涉及一个“泰山北斗”的大人物，就是两部传记的共同主角吴敬琏。此公头顶着更显赫耀眼的光环，仅是“吴市场”、“学者的良心”的称号，就有先声夺人的震慑力，吴敬琏的“证词”，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最终审决。吴敬琏当然倾向和支持吴晓波。今年吴敬琏在北京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庆祝80大寿，一连两天，香车宝马，冠盖云集。为吴老策划统筹做寿的主持人，是吴敬琏的首席公关，名叫肖梦，这名字远不如她真名实姓那么如雷贯耳——彭小蒙。彭的父亲是中共“独臂将军”彭绍辉。彭小蒙本人则是文革风云人物，系北大附中红卫兵组织“红旗”的主要创始人，她和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师大女附中学生）是登上天安门城楼为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两大造反骁将。彭小蒙之“要武”一点也不逊于宋彬彬，她是第一个在主席台上用铜头皮带抽打工作组长张承先的红卫兵，彭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的倡导者。她和宋彬彬一样，从来没有为自己的文革罪孽忏悔和道歉。文革后她改谐音名字“肖梦”，出任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杂志负责人，更当上中信出版社的独立董事。
　　
　　坊间怎也想不到，吴敬琏这位被渲染为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学者良心”，川流不息前来为他贺寿的宾客，居然非权即贵，至于财富有余而贵气不足的庸常人等，都未必有资格为吴老祝寿，尽管极欲前来觐见拍马屁的富人多如过江之鲫，须知吴敬琏既任国家证券委评审委员，又任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这两个明显具有利益瓜葛的要津位置，不可能由同一人担任，吴敬琏作为经济学家，更深知在西方这完全是违法的，但他安之若素。在这场豪华寿筵上，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作为最重要最出彩的贺礼，在现场派赠给诸位贵宾。
　　
　　吴敬琏在私底下力挺吴晓波是毋庸置疑的。吴晓波在这本“吴传”里阿谀谄媚吴敬琏是“从外貌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吴敬琏投桃报李，公开肯定吴晓波这部传记。吴老说：“这本传记，是我最近的一些思想的整理，这也是我想要做的。吴晓波为这本书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搜集了很多资料。”问题是柳红起诉吴晓波，不是指吴敬琏自谓“最近的一些思想的整理”的那些部分，而是书中大量的移花接木甚至赤裸裸抄袭的那些部分。
　　
　　事实上吴晓波抄袭的证据，是白纸黑字，一目了然。影响此案最后的判决结果，将不是抄袭事实本身，而是怎样去界定抄袭的轻重程度及其法律责任的评估。而吴敬琏是否出庭和如何作证，将很可能左右案件的最终判决，吴晓波的第一任律师（因故已解聘）也是以这点来要挟柳红放弃诉讼的，显见得吴晓波一方已成竹在胸，吴敬琏必将提供有利于己方的证词。然而吴敬琏也不是完全没有顾忌的，因为他决非吴晓波所描绘的“从外貌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他在五七年反右以及六四年批斗孙冶方都有很不干净的行为，很多当事人的证言都可以证实，所谓董辅礽在干校“殴打顾准”的故事，只是出于吴敬琏一人之口，他到处散布此说，企图阻挠董辅礽出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这盆污水令经济学家董辅礽至死不能瞑目。事后据查，这个故事是吴敬琏编造的，至少是被大大夸张扭曲的。
　　
　　吴敬琏亦非吴晓波版传记中“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这样一个象征人物，直到1983年中共十二大闭幕后，吴敬琏还在反对市场经济，批判“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吴敬琏《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见《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9期）。谁能想得到，而今吴敬琏居然被塑造成改革三十年市场经济的拓荒者和擎旗者。

    吴敬琏还有更重要的劣迹，经济学家张五常为此一直看扁吴的人格，1988年张五常陪同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访问北京，赵Ｚ阳设宴接待，当时赵和弗里德曼同桌，张五常和几个经济学家（包括吴敬琏）在另一席，吴在席间大赞赵Ｚ阳而狂贬李月月鸟。孰料第二年八九风云骤起，五三五枪声才落没几天，吴敬琏就写出揭批赵Ｚ阳的长篇檄文，还拉别的经济学者签名。殊不知邓小平一句“不争论”令批赵刹车，吴敬琏的革命大批判文章没有扩大散发，吴对外也从来不承认他写过这篇东西。但张五常看过了这份批赵檄文，李月月鸟当年也下令内部印发给中直机关干部，如今这份东西已浮出水面，想毁尸灭迹是办不到了。
　
　　
　　其实吴敬琏要挺吴晓波，还有难于启齿的原因，即吴敬琏原希望立传而给自己树碑，以八旬高龄之身，棺未盖论已定，所以这本“吴传“是经过吴敬琏本人审阅和修改过的。据12月3日法庭要求，吴敬琏需要向法庭提供他本人对吴晓波的“吴传”修改原件。这样一来，写手小吴与传主老吴的关系，以及关于吴敬琏“干干净净”还是“不干不净”，都将被置放聚光灯和放大镜之下。可以肯定的是，不仅圈内知情者，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们，会发现吴敬琏和吴晓波的传记与这个案子内在的脉络枝蔓，因此不论是吴敬琏还是吴晓波都输不起。在吴老而论，会危及他殚精竭虑打造的“吴市场”和“学者良心”金漆牌坊，在小吴来说，面前铺满鲜花的人生坦途将可能发生跌宕乃至逆转。
　　
　　如今这起八方瞩目的案件已经开审，吴敬琏别无选择，终须要撕下超然和不偏不倚的外衣，赤膊上阵。然而不管官司谁胜谁负，最大输家却一定是吴敬琏，许多湮灭在尘土之中的历史轶事将一一复活，吴敬琏欲把这些私隐和公共记忆重新上锁加封，恐怕要借助于权力，乞灵于“主旋律”，即吴敬琏代表改革的方向，牵扯吴老，就不利于改革；还有就是诉诸公众的尊老之心，莫去伤害八旬耆宿了。三国时代有个人物叫王朗，此人原为东汉重臣，曹魏篡汉后，王朗又位列三公。在《三国演义》罗贯中的笔下，诸葛亮痛斥王朗年高而德贱，只是皓首苍髯的虚伪之徒而已。吴敬琏就是这样一个活标本。
　　
　　然而综合种种，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柳红是弱势一方的事实，她作为无拳无勇的独立撰稿人，向一个荣损与共的权势集团叫板，其意义仅仅是界定吴晓波有没有抄袭吗？柳红在自己博客里谈耶林著作《为权利而斗争》对她的触动，书中论说“为权利而斗争是对自己的义务”，“主张权利是对社会的义务”，其实这也和胡适“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段名言暗合。
　　
　　
　　柳红写道：“所有的恶都是因为容忍而成，小恶成大恶。”信哉斯言，当下中国已经蜕变为诚信与廉耻荡然的大恶社会。莫道与大恶抗争，就连慎戒小恶的洁身自好者都日渐稀零，就在此际，柳红站出来了。“虽万千人吾往矣”，哪怕柳红是脆弱的鸡蛋，当她向巨大的石壁撞过去，宛如一道凄绝的光，照亮世道人心，无论这道光多么短暂，都叩问每个人的灵魂，我们的精神道德已经沉沦到如斯田地，这个民族怎样才能得到救赎？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61074841807 9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61074841807 Sun, 10 Jul 2011 07:48:41 +0800 2011-07-10T16:36:20+08:00 <![CDATA[好汉只提今日勇]]>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682165345

　　30岁那年，我接触到帝国时代这款游戏，它是我唯一摸过的游戏，无限痴迷。32岁那年，我第一次与人连线对战，那人叫段宇宏，迄今我没赢过他一局。
     34岁那年，我知道了世界顶级高手KKab，知道看录像学习帝国了，但看到KKab的专题下有如下文字：其实他年纪也蛮大了，有20好几了……
     我如此热爱这款游戏，于是，同事、哥们纷纷被发展成下线，于是，黄胖大酋长部落联盟成立。熟人的熟人，朋友的朋友，只要会玩的、摸过这款游戏的，统统被发展进来，直到无数陌生人找上来入伙，于是，大不靠谱及经常掉线联合王国屹立东方。
     在这个兴旺发达的王国，按水平排次座，每桌八人，前三桌都不会有我的资格。
     为什么一定要争个高下？
     对这样一款令人陶醉的“有历史感”和“有文化”的游戏，我怎么也不会生出强烈的竞争之心，只能将把玩的种种趣味和无聊，洋洋焉发挥到极限，比如，看八个电脑玩家自己群殴，并把所有民族的排列组合都试过一遍，比如指挥地图上的动物去咬建筑物，看它多长时间起火……
     37岁那年，胡贲让我接触到骑自行车，并让我和唐岩出尽洋相。39岁那年，我真的喜欢上了自行车。
     凡我所爱者，必如这热血中的病毒，在人群中感染流布。
     于是，乌鸦车队诞生，0.1吨战友车队诞生。
     胡贲20岁那年，由南往北骑车横穿中国，27岁那年，将由北京出发，陆路横越亚欧大陆，跨过大西洋，再穿越北美抵达太平洋东岸，28岁那年，他将从美洲北端开始，沿科迪勒拉山系一直向南旅行。
     这样的人，你难免会想，30岁之前就把规划中的雄伟目标全都提前实现，余下的生命还有什么搞头？
     用来吹牛么？
     就像我一位哥们，所有人都知道他曾经无所不能：10年前，他的书法那叫一个好，10年前，他的篆刻那叫一个牛，10年前，他帅得让许多女生落下了颈椎病，10年前……对了，10年前，他一个人还打跑了四个东北人。
     这位被岁月摧残的神情涣散的中年男人，没有人相信他曾无所不能，是了，他不但神散，还形散，你时刻担心，他那被撑得满满的衣服，会绷不住地心引力，让一匹匹白花花的肉块颤巍巍摔在地上。
     大家背后叫他10年前先生。
     好汉别提当年勇。
     我可能帝国永远也打不过段宇宏，可能永远没机会像胡贲那样走遍世界。在认识他们之前，我的人生已经如此灰暗，不值一提。但是，好就好在，我竟然没有一样值得诉说的当年勇，又还没有老到不敢有任何横下一条心的冲动。
     于是，第一次郑重其事，扣上头盔，戴上指套，套上骑行裤，跨上轻骑，向近年来已走过三次的天津进发，11小时内完成了240公里往返。要的，就是好汉只提今日勇。
     祝黄章晋同志41岁生日快乐。
   

    附:天津颂

     你是首都八环东南边上的大城，总理的故乡，圣徒的营地。你总是微笑着检验我朝圣之旅的虔诚，我热爱你那爬不完的高架桥，走不完的搓衣板路，从结绳文字时代开始，它们一直在施工。
     海河是你的胸怀，满地的碎石和玻璃渣是你的慷慨，每次从高架桥冲下时，我总会担心自己的牙，会突然撞在什么东西上面。
     外环高架桥的下坡，四年前胡贲第三次爆胎的地方，五一节伊力哈木马失前蹄的地方，我如愿以偿地爆胎。
     十五米远的地方，一双似曾相识的目光，轻轻托起我沉重的心。老者眼中闪烁的是总理那慈祥而温暖的目光，不用说一句话，我们读懂了彼此：哦，原来你也在这里，真好。
     他身旁的木牌上有两个朱漆大字：补胎。

      去天津，不带根麻花走是绝不可能的。离开补胎的老先生，我的车就像难以驯服的小马，跳荡个不停。那位老先生一定当年拧得一手好麻花，我的前轮经他调教，显然轮圈不在一个平面上，而且还是椭圆，我要抢时间，只好一路突突地骑着这小马。进入香河地界，有位老先生的同行埋伏在一个修车摊位前，毫无疑问，他想把我的前轮由天津麻花化妆成香河肉饼，我没让他得逞。
     终于到通州地界，忍不住对天津大赞一声：尼码！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682165345 40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682165345 Fri, 8 Jul 2011 14:16:53 +0800 2011-07-08T14:16:53+08:00 <![CDATA[王权削弱不是宪政发展的结果]]>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5128282671

      《没有精神的贵族》一文里，好几个说法都值得推敲商榷，有些是写作过程中找不到最合适简约的表述方式，有些则是自身知识的问题。辉格老师挑了一处错误，在此贴出，与朋友们分享。

 

王权削弱不是宪政发展的结果

     给教官挑根刺，教官在“没有精神的贵族”里有这样一句话：

在英国，则是王权不断被贵族制衡削弱的历史，其演进的自然结果，便是宪政。

     这个说法很成问题，如果说宪政发展过程中王权不断受到制衡，这是对的，但说王权不断被削弱，就很难成立了。

     要评价王权在宪政发展中的角色，首先要说明什么是宪政，对此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宪政就是光荣革命后所确立的那个制度结构，而另一种则认为，宪政的基本要件——权利不被王权任意剥夺（大宪章和陪审制）、对人身与财产权和契约的普遍司法保护（普通法）、征税须获得纳税人同意（国会）——在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 dynasty）便已确立，我本人持后一种观点。

      按第一种宪政观，王权确实随宪政发展而削弱，但不是被贵族，而是被国会，特别是下院，在此过程中贵族被削弱的更厉害，他们残存的封建性特权被剥夺殆尽，政治特权也所剩无几；而按第二种宪政观，王权则恰恰是随宪政发育而不断扩张，所以无论从哪种观点出发，都无法得出宪政发展过程中王权不断被贵族削弱的判断。

      王权孱弱、国王只是个大贵族，这是中世纪早期封建制度下的典型状况，而中世纪后期（在英格兰是从诺曼王朝开始）向近代宪政发展的历史恰好相反，是王权不断扩张的历史，贵族无力阻止国王将建立统一国家的努力，但成功抗衡了其专断权力对其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侵害，抗衡了任意征税权力。

     封建体系下，国王与贵族的关系是契约性的，单纯而明确，无须宪政抗衡机制，只有当王权延伸至贵族领地之内时，才产生了抗衡的需要，这一过程沿两条路线展开：

     1）国王通过推行普通法将其司法管辖权延伸至贵族领地内，逐渐代替封建法和领主司法权，这点他做到了，但他又没有强大到足以对贵族予取予夺、生杀一念的程度，结果，国王的司法权是扩张了，但付出的代价是：接受陪审制和抗辩程序以安抚贵族的担忧，接受法律专业群体作为法律的解释者。

      2）规模越来越大，费用日益高昂的对外战争，常常迫使国王突破封建契约而征税，实际上他的要求常常能得到满足，但代价是接受了国会和无代表不纳税原则。

     可以看出，这两条路线的发展结果都是非常微妙的平衡，而不是力量对比的某种单方面变化。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5128282671 8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5128282671 Sun, 12 Jun 2011 20:28:26 +0800 2011-09-23T17:25:30+08:00 <![CDATA[2011年06月11日]]>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51115944329     没有精神的贵族

文 黄章晋

《南方周末》20110608

　　今天中国社会对贵族的热爱和追逐，肯定是举世无双的。
    　无论是google还是百度，直接搜索“贵族气质”或“贵族风范”，相关条目都是几百万条；外围一点、带着贵族范儿、含蓄而不那么赤裸裸的词，比如“尊爵”、“府邸”之类，也是百万级。你当然可以认为，这些词儿的流行，实在可以被认为今天中国社会渴慕富贵的形而下风潮，但你也不能否认，还是有追求形而上的。比如2004年3月，一些商界和时尚界的双栖名流聚集在金茂大厦，身着晚装，手持红酒，虔诚而庄严地用了4个小时一起“寻找中断的贵族记忆”，在礼仪和品位问题之外，也有只言片语谈及社会责任。这当然值得尊敬。
　　不过，也不是没有疑问，这倒不是说这个聚会的好多名流原本出身苦寒，而是主持人“寻找中断100年的贵族记忆”这个说法。要知道，中国自秦“废封建，置郡县”后，贵族阶层逐渐凋亡，至李唐后，已无所谓真正意义的贵族阶层。所以，无论是广告商宣传的“贵族风范”，还是试图重建礼仪品位的寻找“中断的贵族记忆”，它的指向无疑都是欧洲社会的贵族或我们更熟悉的西方“上流社会”，——在与所谓的贵族沾边的元素里，你甚至找不到一个是与西方无关的。
　　多么情何以堪。
2011年06月11日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必须同情性地理解中国社会特有的焦虑与尴尬：有谁不希望自己富有之后能与贫寒乍富之类的词儿绝缘，能显得既富且有教养？但中国社会千年前就被扁平化，几十年前又经历过全民贫穷化的改造。该怎样成为一个受尊重的得体的富人？大家都是零起点，得从头学起，没有前人可学，只好向外边看。如你所知，无论你是煤老板还是IT精英，学会用正确的姿势品红酒、雪茄，其实并不比改掉随地吐痰的习惯更难，学会打高尔夫球也不比学打门球更难。想与众不同，但门槛又实在太低，中国人怎么可能不焦虑。
　　贵族传统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这个判断应该是不会错的，不然，怎么会有向前数到爷爷一辈就数不下去的名媛在电视节目中被称为最后的贵族。
　　——到这儿，必须说到正题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倒也不是没有过正牌儿的贵族。整整100年前的大清朝那会儿，中国还是有贵族的。满清与前代不同，有独特的二元帝国性质，即爱新觉罗氏是满人的族长、汉人的皇帝、蒙古人的大汗，还是藏人的文殊师利菩萨，故其封爵系统较前代要复杂得多，有宗室爵位、异姓功臣爵位、蒙古爵位三大系统。
　　如果以广义的定义，大清可被划为贵族阶层的人就更多。满清立国，以关外少数民族征服汉人，自然须臾不敢松懈骑射出政权这根弦，八旗作为江山不变色的最后保障，除旗民整体受田外，还可定期得财政补贴。整个民族被国家养起来。除却没有爵位，其平时不事产业，战时为王驱驰拱卫江山，与西方的贵族相比，差别何在？
　　何谓贵族风范？不就是无需为钱财辛苦奔波，专心致志享受生活、追求品位吗。仔细品味一下，其实，所谓的八旗子弟，追求的品位，不正是典型的贵族追求么：吟诗赋词、绘画书法、种花养鸟、看戏捧角……中华文化最高雅精致的那一部分，都是他们所爱所长；这些人的派头，则更是典型的贵族范儿：傲慢但不横暴，排场而不失谦和，炫耀又不失淡定……总之，如果不与同时代的西方比较，大清朝时代的贵族阶层，倒也算得上是先进文化的代表。
　　当然，八旗子弟还是败家子的同义词，但他们只败自己家，不残害别人家，倒也值得尊敬。毕竟中国历史上每到王朝末年，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里，多半少不了皇室成员的横暴事迹。而满清一朝，爱新觉罗氏的诸王爷、郡王、贝勒、贝子乃至闲散宗室，给今人留下的却只是不务正业的败家子形象。
　　如果“寻找中断的贵族记忆”的真意，就是贵族做派，《最后的皇族》倒是值得一读的书。毕竟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最后的王朝去今日不远，书于正史之外的细节片段尚可追寻采集，而此书的作者之一龙翔先生，原本旗人之后，自小便与诸满清宗室后人相熟，不少人正是前朝掌故的当事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集结成书，顺理成章。而整理逸闻旧事，最忌者，无非虚实不分，传言当事实。但执笔成书的作者秦泉明，老报人出身，新闻职业训练，使此书在考订事实，厘清真相上，自有一层保险。
    《最后的皇族》分章专述“大清十二家‘铁帽子王’轶事”，聚焦于满清12支世袭罔替亲王的日常生活，远离时下多到令人反胃的权谋机变、治国之术等斗争戏，更与戏说无缘。用现在流行的词儿，可叫做“原生态”的皇族生活。
　　说实话，要论品位和贵族范儿的参考，此书颇有故事可读，此前，我只知道旗人爱听戏唱戏，不知道京剧、昆曲竟完全是这批爱好者推广起来变成国粹的，更不知道像著名的剧本《野猪林》、《霸王别姬》、《哭秦廷》、《莲花套》竟然出自末代庆亲王溥绪之手。此人一生竟然写了30多个剧本。类似满清宗室对文化贡献的例子数不胜数。
　　说到宏大历史，本书倒也并非全无参考价值。譬如今天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照例有人大谈当时若无革命而行君主立宪，中国或许当是另一番命运，只可惜当时满清目光短浅搞了一个皇族内阁。当年大权在握的载沣日后谈起这个变故的话，值得拿出来放在这里：“当时我是摄政王，包括我在内，朝廷要员全都弄不懂什么叫君主立宪，什么叫虚君共和，这样的朝廷最好的下场就是退位。”“共和是潮流，专制的灭亡不可避免，退位减少了杀戮，对国家有利。”
　　作为异族统治者，满清当然会让汉人没好感，但除宣统皇帝无从评价外，满清其他11个皇帝都在历代皇帝表现的平均线以上，即便是智力天赋不过寻常中人之资者，也多半表现得勤勉刻苦，那种历朝均有的荒唐皇帝，在满清一朝倒是从未出现。即便被认为要对满清末年中国内忧外患负极大责任的慈禧太后，在我看，搁在任何其他时代，即便算不得有所作为，至少也不会得此恶名。毕竟，比起吕雉、武曌这两位操纵权柄的女主，叶赫那拉氏既不像此二人般阴毒残忍，更不曾对自家兄弟大肆封赏。
　　若不是洋鬼子飘洋过海找上门，内忧外患排山倒海一时齐来，爱新觉罗氏虽说不上会永延帝祚，但延续到今天，让我等脑后依然拖着一条鞭子，做着爱新觉罗氏的顺民奴才却也并非不可能。毕竟在这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满清皇帝们殚精竭虑挣扎振作，臣子们励精图治共度时艰，竟然也左支右撑了大半个世纪。
　　相比以往王朝，爱新觉罗氏从皇帝到宗室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当然有其来自，虽然他们可自称是友邦不忍见华夏兆亿斯民生灵涂炭，见义勇为救民于倒悬遂有天下，但毕竟征服过程残暴血腥，以外来少数民族统驭几万万汉人，一旦社会矛盾激化，则剃发易服之辱、扬州十日之仇便会被人再度翻起，江山易色只在旦夕之间。
　　如果不是这层时刻无法忘怀的危机感，爱新觉罗氏大约也会像明代一样，不但给诸亲王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亩的赏赐，更可放纵其掠夺小民田产；像获利甚丰的边关贸易，也许不会为感念晋商在入关前对满洲的襄赞之功而将垄断经营权一直赋予晋商，对皇室来说，这种垄断生意交给自家亲戚，既可减轻财政供养负担，又未见得与普通百姓过不去。
　　当然，大清的贵族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贵族有着根本区别，毕竟是处于两个历史走向截然相反的体系。在中国，权力是不断向皇帝集中的历史，到了大清，皇权空前集中，为防大权旁落，宗室的管束也到了空前程度，凡宗室成员不得随意离京，更不得从事其他职业，即便授予行政实权，亦限于极小范围。在英国，则是王权不断被贵族制衡削弱的历史，其演进的自然结果，便是宪政。这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欧陆，贵族往往会是社会压迫的象征，而在英国，贵族相对被赋予更多的正面色彩。
　　回到我们的开头的话题。
　　必须强调一点，“贵族”一词在今天中国之热，如果仅仅是基于挣脱对贫寒乍富和显摆的焦虑，中国前三十年对封资修的批判性教育，何至于如此不堪一击。其实，在贵族风范、贵族气质之后，还有一个贵族精神的硬核。而所谓的贵族精神，即荣誉、责任、勇气、自律、牺牲等价值观。而所谓的贵族品位、贵族风范，无非是一种必要时也可以变成消费主义糖衣的物化的外在。
　　你能想象一下大清的贵族会有什么贵族精神么？当王爷面见皇帝时，亦需双膝下跪，口称奴才，哪怕是在自己的叔伯面前，皇帝也是主子，只有秩序而无尊严，何来精神？当然，他们是骄傲和有尊严感的，那是对下，毕竟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在《最后的皇族》里，因帝王一乐而得王爵、因帝王一怒而失王爵者，实不鲜见。满清一朝对宗室之种种限制，极端者，甚至王爷不能自行撤换揩油的管事厨子。在满清，即便贵如亲王，也不过是用富贵换掉了自由的奴隶。中国式贵族，无非寄生虫而已。
　　所以，一点不难理解，在《最后的皇族》中，有裕丰被剥夺了豫亲王爵后，反因成了“散宗”可以参加科举，有一门两进士的故事，有礼王府的不屑子孙春元干脆连自己的姓氏和爵位一同炒掉，更名金仲仁，获自由身后，由“龙票”下海成了真正大腕的传奇。
　　翻翻中国史书，自李唐后，世袭制下的所谓贵族阶层，基本上都是精神上的软体动物，肉体上的寄生虫，到了满清一朝则尤甚，因为对比前代，他们横暴无路，败家有方，能不变成寄生虫吗？——当然，这样也好，它使得满清被推翻成为一场牺牲很小的革命。
　　在中国历史上去找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得上溯到先秦时代，自秦以降，君权独大，终至一夫刚而万夫柔。这中断的记忆，不是100年，而是2000多年。我们更熟悉的词儿，是主子和奴才，而不是贵族精神，以至于我们今天在谈公民的荣誉、尊严、责任、正义、独立意志，非得绕远道地球的那一端，不装腔作势学会下午茶，借几个洋词打底，就无法开口的地步。而在地球的那一端，贵族平民的阶层之别正趋消亡，而所谓的贵族精神，无须等级制，因为其核心支柱是文化的教养、社会的担当、自由的灵魂，它早已溶于普通国民的血液之中。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51115944329 63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51115944329 Sat, 11 Jun 2011 02:06:00 +0800 2011-06-11T02:06:46+08:00 <![CDATA[青春期终结的夏天]]>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5594514544

　　青春期终结的夏天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5594514544 2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5594514544 Sun, 5 Jun 2011 09:45:14 +0800 2011-09-23T17:24:30+08:00 <![CDATA[为何声讨茅于轼]]>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429102829252


    先转一位朋友微博
ＸＸＸ：郑州“工人”聚集在五一公园声讨茅于轼，这是文革的翻版，还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集体发作？或许先知总是寂寞的，袁崇焕也会被北京人生吃下酒。

为何声讨茅于轼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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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于轼被起诉，画像被老工人们在脸上红笔画上叉，实在是意料之中的事。
　　那些痛恨茅于轼的人，无论是曾呼风唤雨的高干子女，还是退休的平头百姓，今天都是六七十岁的社会边缘人，处于人生存在感和价值感的最低潮。
　　对这些人来说，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全在毛的时代，人生最值得回忆的无数个美好时刻，也大都在毛的时代。对他们来说，茅于轼否定的不是毛这个人，而是他们这一代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九斤老太太的现在永远不如过去，是一种普遍心理，只是在今天，它或许比任何时代都更强烈。对中国这一代老年人来说，随着企业改制、城市改造、农村空洞化等一系列巨变，他们以往全部的社交关系、价值归属、情感纽带、道德载体、文化寄托，随着他们熟悉的旧世界的完全解体，被完全粉碎肢解。
　　有什么可以对抗巨大的心理失落，有什么可以对抗孤独，有什么可以安置自己的价值，有什么可以慰籍自己的心灵？
　　在没有宗教，没有社区，没有组织的精神真空里。惟一可以拥抱的，也就是过往的回忆，一种以毛为符号的回忆。集体赞美过去，怀念过去，这是他们唯一的集体的精神纽带。
　　其实，热烈拥护毛怀念毛的人，多数并不当真愿意回到过去，有谁会真的完全忘记当年的匮乏，有谁会忘记当时的严酷。但现实或许更残酷，对他们来说，首先要解决的不是毛的是与非，而是自身的心灵。对他们来说，毛这个符号，其实是一种宗教需求。
　　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只有具备极为强大的内心，才有勇气去批判性地看待自己的一生，去怀疑自己的全部判断，否定一生曾经的全部荣耀和骄傲。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存在可作为工具的思想资源；就中国文化传统来说，中国人多的是自我调和精神，而从来缺少那种跟自己过不去的直接逼视内心的批判精神。
　　即使是在被誉为最有批判精神的德国，完成对历史的批判和反省，也不是全民集体转变的方式，而是以在代际之间形成巨大观念鸿沟的方式。就像我一位朋友，爷爷是死于东线的党卫军，奶奶曾参加奥运会，老奶奶至死都拒绝与后代谈论任何历史话题。
　　所以，评价毛是怎样的一个人，对有些人来说，是一个历史问题，但对另外一些人，那些一生成为毛的试验悲剧的人来说，它是个感情问题，信仰问题，人生价值问题。两种话语不可能对接。
　　拉长时间看，没有必要为这么多人崇毛而担心，毛作为一代人别无选择的的精神支柱，随着那一代人的逐渐凋零，他的评价问题，终将回到本该有的位置上。
　　崇毛现象，部分还可与崇儒、尊孔之类的热潮一并观察，因为中国本土的既有精神资源确实如此乏善可陈，所以，任何一种曾经存在过的精神资源，都会有一大票人去挖掘墓中古尸，重新涂脂抹粉，以为今日纷乱中国的精神圭臬。
　　乌有之乡也好，新儒家也好，都是为了精神取暖而猬集在一起的人。他们没有能力放火，就让他们守着那堆火吧。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429102829252 92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429102829252 Sun, 29 May 2011 22:28:29 +0800 2011-09-23T17:26:15+08:00 <![CDATA[我的偶像的文章：《经济学：治国术、伦理学还是科学？》]]>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428113846973

辉格 @ 2011-05-19 14:08 

 

（这是《自私的皮球》最后一篇，有点长，且可能冒犯很多人，很多很多，慎入）

      今天，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大概都会相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假如我们仔细探究一下，这一点极为可疑。

      从历史上看，早期学者研究经济学的动机和人们对它的期待，和现在人们所理解的经济学十分不同，当时它基本上被视为一门治国术；这并不奇怪，实际上启蒙运动之前的社会学科差不多都是治国术，而在古典时代，甚至连许多哲学都是治国术，因为那时候，此类知识的主要消费者就是君主。

      在词源上，“经济学”的希腊文[1]原义是家政管理，是教贵族如何经营家族财产和生意的，相当于现在的企业管理和私人理财学问；近代经济学的发端同步于民族国家的兴起，起初就是帮君主理财和研究如何增进君主财富的，所以不难理解，早期经济学为重商主义所垄断，因为那时候的君主们国家观念还很微弱，都把统治看作其家族和个人的事业，把它当作一门生意来对待，而作为生意人，自然最关心如何让自己的商品获得最大销路，而尽量阻止竞争者的商品进入自己的领地。

      后来，当民族国家逐渐成型，主权边界日益稳定，领地不再随嫁妆、馈赠或赔偿而被随意分割转让，君主们也开始意识到，君主的富有根本上依赖于国内经济的繁荣和国民的富有，首先明确阐述这一思想的是威廉·配第[2]，他引入了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的概念，并动手设计了一些统计方法。

      接下去的变化是关键的，光荣革命和启蒙运动扭转了政治伦理，以君主个人利益为政策辩护不再拿得上台面，新的伦理要求政策服务于和平、自由、公正和幸福等攸关国民福祉的目标；由此，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也由君主的经营策略转向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分析，实际上，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对此前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所做出的反应，与政治伦理的扭转相一致。

      但这样一来，就面临一个困扰经济学至今的要命问题：如何衡量繁荣、富裕或幸福？也就是价值度量问题；重商主义者答案很简单：金钱，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帮助君主经营，衡量其成效的自然就是利润，简单的办法是看看国库里的钱是多了还是少了；但对个体和企业适用的方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却无效，启蒙学者都认识到，货币只是交易媒介，其数量对个人意味着财富，对整个社会却只是个数字而已。

      配第的答案是土地和劳动，斯密则是谷物和劳动，而李嘉图最终归结为单一劳动价值论，现在我们知道，劳动价值论对解释价格和分配机制没什么用处，不过好在当时经济学的形式化和定量分析还很粗糙，这个bug并未造成严重困扰；另一个答案则是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3]，他们把价值标准定为“最大程度的快乐”，不过与李嘉图的“必要劳动”一样，边沁和穆勒都无法说明如何度量“快乐”，更不要说如何加总了。

      问题是，功利主义严重挑战了当时主导思想界的古典自由主义，它直接指向了个人主义的道德哲学基础——主观价值论，即，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只能由他自己判断，而不能由别人替他判断，并且，除非他本人愿意，个人价值不能按任何客观标准被其他东西所替换，包括其他个人的价值，而这种可替换性是可加性的前提，因而价值是不可加总的。

      假如承认价值是客观的，并且可以加总，那么，由一个中央权威来决定每个人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该生产和消费些什么，在道德上就是合理的；日后的发展证实了这一担忧，正是从边沁开始，基数效用论、积极自由、社会福利、甚至动物福利[4]等等概念被放出了潘多拉盒子，福利主义思潮日益壮大，为20世纪的政府大规模扩张提供了理论武器。

      当客观价值论的现实含义日渐浮出水面，特别是马克思把劳动价值论发扬光大为对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全面批判之后，古典主义者作出了反应，结果就是边际革命[5]；从哲学上看，边际革命最根本的贡献在于，它在保留主观价值论的前提下，为经济学找到了一种福利度量方法，从而使其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边际学者尽管沿用了边沁的“效用”概念，但抽去了功利主义者所暗示的客观性和基数含义。

      为此，边际学者只引入了一个很弱的中立假定：人不会作出与其偏好相矛盾的选择；由此得出三条基本度量方法：1）假如你用一个苹果换回一个橘子，表明这个橘子对你的价值比这个苹果高；2）假如你选择保留五个苹果和三个橘子，表明第五个苹果和第三个橘子对你的价值是一样的，且这五个苹果和这三个橘子对你的价值也是一样的[6]；3）当至少一个人的福利改善，而其他所有人的福利没有下降时，即可判定社会总福利水平提高了。

      第三条就是著名的帕累托判准[7]，它为经济学作为一种制度和政策评价工具奠定了符合主观价值论的伦理基础；然而，尽管边际学派非常漂亮的解决了方法论问题，构建了逻辑井然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因此也获得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但实际上，帕累托判准是否真的有用，是十分可疑的。

      首先，除了思想实验之外，这一判准几乎找不到用武之地，你无法用它来判别同一时刻两个社会的福利高低，而只能判别一个社会在某宗交易发生前后的福利高低，因而它甚至无法判别同一社会两个时刻的福利水平，除非你完整重建这两个时刻之间的全部事件链，确认其间没有任何人的福利曾经下降；所以，经济学家在做福利经济学分析时，实际上不得不或明或暗的替换标准，通常是用市场价和交易金额来度量效用和福利，这就把客观价值论从后门放了进来。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假如我们将帕累托判准中的“worse off”理解为实际利益减损的话，那么在任何三人以上社会，自愿交易也不能被认定为帕累托改进，因为任何交易都会因加剧买方竞争而减损其他买家利益，同时加剧卖方竞争而减损其他卖家利益；假如你原本是某镇的唯一铁匠，另一个铁匠的到来无疑会减损你的利益；这样一来，我们就更找不出任何帕累托改进了，除非在二人世界，连思想实验里都找不到。

      第二点对于古典主义者是致命的，原本帕累托判准作为评价工具虽没啥用处，却能得出一个结论：交易且只有交易可被认定为整体改进；这样，它就成了主张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预和管制的武器，可现在，它连这个作用也丧失了。

      要想挽救帕累托判准，必须将worse off理解为法定利益受损，若所损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则不纳入判准考虑；但这样一来，马上就面临另一个问题：如何判别某项权利是否应该得到法律保护？为何行会垄断权没有资格得到保护？显然，这个问题在新古典概念框架内是无法讨论的。[8]

      经济学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境，终究是因为学界始终没有澄清一个根本问题：经济学究竟是科学还是伦理学？假如它是科学，就没有理由承担价值判断的任务，也无须为制度和政策作出道德评判，充其量只需要评估其现实后果，假如它是伦理学，那么它目前所采用的方法论和分析工具是否适合承担这一任务？与伦理学的其他分支相比，它是否显示了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

      正是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或倾向）——无论经济学家们是否意识到——导致了新古典之后的经济学流派分化；大致可以识别出三个方向：一派是以萨缪尔逊[9]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他们仍将经济学视为福利计算和政策评价工具，为此干脆放弃主观价值论，承认效用可基数度量，个人效用可加总为社会总福利，于是度量难题迎刃而解，计量模型变得极其漂亮，由此为该学派赢得了政府谋士的荣华地位。

      第二个是奥地利学派，他们同样把经济学视为价值判断工具，同时坚守古典自由主义和主观价值论，但由于上述方法论上的致命障碍，他们在实证分析上几无所获，米塞斯干脆否认实证研究的必要性。

      而在政策评价上，他们的任务变得极其简单：只要对所有政府干预和管制政策say no就行了，因为在帕累托判准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正如阿罗不可能定理[10]所揭示的，在主观价值论前提下，没有任何公共选择机制能不借助强制而将个人偏好汇集为社会偏好；然而，如此简单的任务显然不能支撑一门严肃的学问。

      假如他们意识到帕累托判准的第二个缺陷，奥派原本有机会将关注焦点转向产权和权利的起源问题，在法理学领域为自己占得一席之地，但他们显然错过了这个机会，他们的确曾将焦点转向财产权，但仅仅是从一些先验命题开始做了一番逻辑演绎，无视法律的历史与现实，最终，该学派变成了一个哲学思辨和价值主张团体。

      第三个方向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该派学者希望将经济学从价值判断和政策评价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摆脱自起源以来始终笼罩它的治国术和伦理学阴影——这一阴影不仅留在经济学这个名词上，更留在“国民”、“政治”和“福利”这些修饰词上——把它发展为一门旨在理解和解释经济现象的纯粹的社会科学。

      这一努力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我在这里要谈论的是它的缺陷：芝加哥学派尽管扭转了研究方向，将目光投向了经验世界的经济现象，却很奇怪的没有抛弃主观价值论，更没有突破方法论个人主义，对于一门科学，这样的坚持毫无必要，这极大的限制了经济学利用生物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众多成果来改进其分析手段。

      在科学方法论上，价值只是用来度量、解释和预测行为方向性的一个数量指标，就像生物学的遗传价值，可以用来解释生物性状和行为模式，而不必与主体的主观价值判断有任何关系，基于遗传价值的分析和预测同样适用于细菌和植物，但没人会认为它们会做价值判断。

      所以，奇怪的倒是为何芝加哥学派居然取得了那么巨大的成就，答案或许是：他们并未认真坚持主观价值论，而同时，方法论个人主义确实是个很好的观察层次，即便不借助其他视角也能独力获得解释力很强的理论；第一点看来是成立的，张五常就是个显著的例子，他总是用“最大化”来解释行为，但在“被最大化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却含糊其辞，实在逼急了，就只好用货币收益来近似。

      实际上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会直接或间接的用基数化的货币收益来代替主观价值度量，这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但效果却出奇的好，那或许是因为，在市场发达、货币化程度很高、交易频率高到足以形成市价、交易费用又很低的条件下，货币可以满足个人的绝大部分需求，因而，无论它是否真的准确度量了主观价值，却足以解释大量行为，特别是当它解释企业行为时，效果就更好，因为企业决策正是以货币收益为中心的，而市场对企业的淘汰机制也是基于货币收益。

      尽管如此，对主观价值论的坚守仍构成巨大妨碍，它让经济学家不愿利用心理学成果来修正经济人模型，这很容易让他们想起边沁和功利主义，他们宁愿让个人这个黑箱永远封闭，更断难接受基于遗传收益的分析，相比之下，生物学家却可以轻松接受化学成果来修正其基础假设，这一差异恐怕只能用价值立场来解释。

      至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有效性，同样是妥协的结果，经济学家对家庭和企业网开两面，在分析中将它们也视为“个体”，如此一来，在那些绝大部分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仅限于这三种实体的市场社会，它自然会有不错的解释力；况且，由于上节所说的原因，这三种实体的行为模式都可以很好的用货币收益来解释；但这一有效性是有前提的：没有其他性质的实体和其它层次上的结构对经济活动带来显著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无法化约为上述三类“个体”的成本/收益问题。

      这一方法论局限，意味着我们将忽视工会、卡特尔、政党、社团、帮派、标准化机构、慈善组织、信托等等有着完全不同组织基础和行为模式的实体可能带来的影响，忽视宗教、时尚潮流、民族意识、地方传统、身份等级、企业文化等不同层次上的文化结构的可能影响，尽管对这些结构的认知原本可以大幅改进我们对个人行为和社会的理解。

      当然，我不是说经济学应该覆盖所有这些领域，但实在没有理由用方法论藩篱将经济学隔绝于已经在这些领域取得长足进展的其他学科的知识成果之外，而这只是因为它从治国术和伦理学向实证科学的转向不够彻底，这一状况，看来只能期待一次科学革命来加以改变了。

（总算喷完了，累死了，以后再也不喷了）

———————-

[1]economics一词源自希腊语词汇ο?κονομ?α，拉丁文转写为oikonomia，词根oikos相当于house，词根nomos相当于custom或law。

[2]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英国哲学与科学家，曾帮助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管理土地和财政事务。

[3]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边沁所提出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思想也叫边沁主义（Benthamism），经穆勒扩充和阐述后取得广泛影响。

[4]有意思的是，边沁是最早的动物权利主张者，这是客观价值论合乎逻辑的延续：既然价值不需要个人自己判断，那么被认为缺乏判断力的动物为何不能成为价值主体呢？

[5]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是由威廉·杰文斯（William Jevons）、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列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等学者于1860年代为经济学所开创的一套以边际和均衡分析为核心的全新方法论，此后瓦尔拉斯和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所带领的洛桑学派（Lausanne School）推动了第二轮研究，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并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综合成为新古典经济学。

[6]考虑到商品的不可分割性，这只是粗略的说法。

[7]帕累托判准（Pareto criterion）是判定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一种准则；符合该准则的变化，叫帕累托改进；假如一个社会已不存在任何帕累托改进的可能，则称此状态为帕累托最优。

[8]我对帕累托判准的更多分析，见“消费者剩余vs外部性”（No.905）和“帕累托判准vs卡尔多-希克斯判准”（No.1163）。

[9]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长期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他编写的《经济学》是迄今最畅销的经济学教材，63年来以40种语言出了19版，售出400多万本。

[10]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le theorem）是由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并证明，并在其随后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一书中详加阐述的关于公共选择的一个命题。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428113846973 3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428113846973 Sat, 28 May 2011 23:38:46 +0800 2011-09-23T17:26:17+08:00 <![CDATA[没有母语的人民]]>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428112943330 没有母语的人民
  
 
　　一直有这样的念头，我将来退休，要当一段时间作家，至于写什么，并没有想清楚，去年的一天，无意中看完一位长者自传，便给自己一个任务：至少要把这未完成的作品改写出来，让更多人看到。
　　这本名叫《换骨记》的自传，无书号无定价，其实就是印出来散给亲朋好友的自我安慰。我得到的这本，是三四年前父母亲寄来，当时似乎还有一层嘱托，看它是否有正规的出版价值。我只草草翻了几分钟，就得出结论，没有任何出版价值，然后，它就在书堆某个角落里躺着，直到我无意中翻起。
　　作者是我父母当年在新疆兵团结识的湖南同乡，粗略算来，迄今已四十年，当时环境下，两家关系胜亲戚，他比我父母年长一辈，自然我一直拿他当爷爷看。他系因前国军中校而服刑新疆，又是刽子手曾国荃后人，成分已经不能再坏，所以，我最早的印象里，他总是满脸微笑而很少说话，后来才逐渐活跃并有机会展示其极好的旧学底子。和我家同时迁回湖南后，老先生转向曾国藩研究，海内外常有论文发表。
　　我对《换骨记》的失望，首先是很想知道他们当年服刑新疆时的经历。这段历史不见于文献，你能看到的，只是王震率领的转业大军和知识青年如何先后扎根建设新疆。而我不但很早就从长辈、老师那里听到犯人建设新疆的只言片语，周围还有大批人被称为“新生人员”或“新生人员子女”，甚至还有“新生连队”这个词，不难猜测，其中有过一段滤掉的历史。然而，我按目录直接翻到《换骨记》关于新疆的部分，在这本近十万字的书中，这部分只有短短几页，很快就跳到家庭团聚、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了，而其间的时间跨度实际上长达18年！
　　尤让我失望的是，这部分之后就是最后一章《尾声：姓“国”乎？姓“共”乎？》，基本是对此后几十年极其粗线条的勾勒和生世感怀，大抵叹息他参加国军实系日本侵华在即的报国之举，而抗战胜利后他不但未参与内战，还一度心向共产党，更曾与地下党合作参加起义，奈何却顶着国民党的帽子受罪一生，家破人亡、几度辗转阎王殿前，谁曾想，风水轮流转，国民党又成我党国争取对象，连战访京竟成党国一大喜事，“看来，我是既姓‘国’又姓‘共’了。”
　　老实说，从他身上，我多少再次看到我的另一位长辈的影子。这位今天还在新疆的长辈，与他所不同者，是其在新疆就地起义就地坐牢。十多年来，这位长辈每来信，必附一份他在各类统战刊物上的诗作。读来颇像党的离退休老干部写就。唯一的区别，也许就在于这种老干体诗的前两三行——我本少年热血投笔从戎，奈何国共兄弟彼此战场弯弓月。接下来的感慨，则与党内老干部别无二致，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颠倒是非，幸得党中央英明，拨开乌云重见天日，国家蒸蒸日上，本人虽蹉跎青春，但夕阳晚景无限红……其对改革开放的欣喜欣慰，对党国英明神武的颂扬，尤在偶尔还发发牢骚的中共老干部之上。
　　也难怪，他现下的待遇确实与党的老干部别无二致。两年前我去拜访，他正住院，很是开心地告诉我住的是老干病房。老先生年过八十，无论眉宇、身板，都是一副为我党打下江山的老将军范儿，绝对看不出他从20来岁到快退休的岁月，都在监狱和煤矿井下度过。
　　说来这位长辈人生反差颇大。据说当年军校毕业回乡，一身美式军服玉树临风，引提亲者无数，但乡下庸脂俗粉显然不入他眼，他声称如若娶妻，要么日本女人要么大户人家独生女。又据说，他打麻将骨牌从来只赢不输，因为牌桌上的小姐太太们都愿把钱输给他。看他今天的派头，想来此说不虚。
　　我家亲戚中，有这种强烈身份错觉的不止这一位，甚至还有更离奇的。在我看，无论是他们，还是《换骨记》作者，按理，都受过完整旧式教育，甚至还留洋，断不该在陈述自己一生时，完全在“政协体”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套子里打转儿。相比之下，正牌儿的我党干部在《炎黄春秋》中的回忆文字，都明显要更平实更少党化色彩。
　　我未见过比这更荒谬的事情。所以，我随意翻了几页《换骨记》，就把它丢到一边。
　　然而，到某一天，真正从头看完《换骨记》，我不由为自己的轻狂和缺少对一代人的同情理解而悔恨。老先生的文字对新疆着墨不多，确实有体力精力不济缘故，毕竟他写此书时，已盲一目，且只余0.1的视力。更重要一个原因是，相比他被发配新疆前的经历，新疆确实不值得他花费太多心血，毕竟新疆余生，即使算不得天堂，至少也是脱离苦海。
　　它实在有其独特的文献价值。
　　我相信他越近开头写得越细致，确有他刻骨难忘的因素。比如“镇反”期间，他被捕却阴差阳错躲过“先按照人口的千分之一杀掉一批”。有两个细节让我难忘：一个，是他在外地被昔日的老熟人立功举报，结果他关押了十个月而错过“镇反”高潮，但那位举报他的“恩人”却因回乡赶上镇反而被枪决。另一个，是对“轧子室”的描述，该室得名于一种靠在墙边的刑具，系对半锯开挖出许多小洞的原木，被关押者双腿夹在圆洞中，稍动一下必皮开肉裂，生不如死，一少年当不得痛楚，便以拳头自碎睾丸求死。
　　我几乎没有看过“镇反”对象的详细亲历文字。毕竟，“镇反”属于杀敌人，至多错在扩大化，它得到的关注远不如造成大批“自己人”死亡的大饥荒、文革。此间的死者，只在近些年才作为一个数字被人提起。
　　老先生死罪得免，活罪难逃。1951年因“历史反革命”获刑12年，其间两度摸到阎王殿大门。一次是大饥荒时服刑甘肃安西县双塔堡水库，另一次是被押送徒步穿越沙漠的极度干渴。
　　双塔堡水库离著名的夹边沟不算太远，外间鲜知其名，但这里的惨剧就规模而言，则远超夹边沟。关于双塔堡水库，网上可查到的寥寥相关文字称，发配至此的右派，比发配到夹边沟的更不幸，因为这里的主力是“叛乱者”，环境、条件极为恶劣，连房子都没有。也许正因这里多系久经考验而幸存的反革命，与夹边沟那些突然被打入深渊的右派相比，大都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比如老先生此前就曾在宁夏西北的西大滩潮湖农场锤炼过，故双塔堡水库总体死亡率要低于夹边沟。1958年一万八千名各种人犯被押送至此，1960年水库完工，约万人埋骨异乡。作为亲历者，老先生对此间犯人如何生产、如何生活、如何被管理，如何应对恶劣环境，以及无时不在的饥饿，写得极为细腻。它该是那一万八千人留下的最翔实文献，如果不是惟一的话。
　　《换骨记》中关于饥饿的描述，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961年抵达新疆之时。他们在终点被卸下火车，沿铁道步行，突然有人凭第六感跳进一垃圾箱，果然发现有堆西瓜皮，于是大伙冲上去把西瓜皮抢得干干净净。当然，老先生没有去——就像在双塔堡水库，一位中暑的同伴昏厥呕吐，众人立即围上去吃光了呕吐物。按老先生的话说，是人的尊严让他挡住诱惑。
　　老先生与家人1950年分离，1965年，也就是老先生刑满释放3年后，才获准家人户口迁往新疆团聚。老先生系狱时，太太带着3个孩子，肚还怀着一个，15年后重逢，仅长女幸存。老太太也不容易，出身书香门第，15年间靠洗衣做保姆维持生计，40出头再见夫婿，已是身体弯成九十度，轻得只有一把骨头的半埋人。
　　书中一位与他同由湖南而辗转新疆的人物，也是当年我父母的朋友，邵阳人氏，无妻无子亦似无亲人，1980年前后去世。那时物资渐丰，逢年过节到我家造访，他很是舍得买糖果给我。据说，死后停尸太平间，晚上竟被老鼠咬去耳鼻，当时众议其身世孤苦让人怜。但看过此书方知，相比当年饿死后或被野狗或被同伴刨出吃掉的难友，他毕竟赶上了几年丰足日子，死可瞑目。
　　此前，我不知党国1959年颁布的特赦令原来并不只是对那些战犯有效，按政策，老先生已服完三分之二刑期，当获自由，但他真正被“落实政策”，是特赦令颁布28年后的1987年。而按1977年的政策，他不但可平反“错划”，还可解决县团级待遇。书的末尾，相当篇幅是他为落实政策和待遇，上访求告，四处碰壁，受尽冷眼终至绝望。说实话，这些文字读来更让人心酸。
　　苏联有个冷笑话：苏联公民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死后被平反昭雪的权利。老先生和我的一些长辈们的遭遇，无非是一种相对皆大欢喜的中国版本。我知道，我站在时间这头的看法，其实是饱汉不知饿人饥，但老先生苦苦上访，我无法不将之视作被猫玩到半死的老鼠，生机复见后却把猫当成保护者。
　　如果，老先生当年像我那位长辈一样及时落实政策，二三十年优渥的“县团级”待遇下来，是否会自觉以老干部自居，忆及当年，笔下是否还有沉痛，甚至是否还会有这样一本《换骨记》，我不敢以常情度之。
　　我大体能理解，经过此番历练的人，几乎绝难以平实纯粹的文字细叙自己的经历。毕竟这等被改造对象，并非只是身受苦役，甚至，苦役不过是让被改造者明白，自由与否，存活之念，皆在全身心向组织靠拢一途。
　　《换骨记》中提到过无法忍受苦役和精神摧残的抗争者，有人愤而写下一首《我的斗争》，私下传递：“血肉凝成的唐来渠，把我们的青春葬送。一切勇敢的人，起来，罢工！这就是斗争。”此人命运如何，不必多言。
　　可以想象，活下来的人，在超强度的意识形态灌输下，倘其内心尚存一寸抵挡与拒斥的自留地，则不是被自己的“同犯”（犯人之间既要表现出认罪悔改的积极态度，又无资格彼此称同志，故以“同犯”互称）斗争而死，便是自绝于人民。几轮汰洗，求生本能必会让幸存者在语言上被完全组织化。
　　老先生在宁夏西大滩潮湖农场时，兼过墙报任务和劳动现场的宣传任务，当时那种受重视和被视为先进的成就感，想来当极为深刻，以致半个世纪后，老先生对自己写的一些快板书依然记忆犹新。兹照录两条：
　　其一
　　李振涛，呱呱叫，抓紧装土不伸腰。
　　王贵本是飞毛腿，背起土来跑得快。
　　突击组长吴天保，掌握劳动有高招，
　　他言道，背土不但要快跑，还要背篓装得高；
　　跑得快，装得高，多装快跑讲实效。
　　其二
　　一分队，学榜样，调动人马摆战场。
　　大小组长来带头，争先快跑和多装。
　　一组本是好劳力，个个脸上透红光；
　　二组、三组不示弱，准备加油干一场。
　　你若问，干得最好是哪几个。
　　等会我，一个一个来表扬。
　　同犯们，今天我们向站领导表决心，
　　流动红旗我们十中队要不要？
　　不过，老先生的努力从不曾被组织承认过，为减刑立功，他努力劳动，努力宣传，努力做同犯思想工作，不但未获任何减刑机会，似连劳动和学习积极分子亦不曾获得。
　　他曾为之歌颂过、赞美过、幻想过的潮湖农场，在留下几十页细致描述后，不得不以几段话匆匆结尾，因为荒漠辟出农田，虽历时两年终于完工，但1955年播种，收获不及种子的十分之一，这一万亩农田终因盐碱化而废弃。
　　我终于能体谅那些向组织积极靠拢，或欣然或悲痛的文字，尽管这类文字与描述生之痛苦的文字，经常相伴出现，互相牴牾。我想，作者可能根本无法意识这种矛盾，更一生无法找到适当的语言，来缝合这种撕裂感。在我看，它文本上的失败，却真实呈现了这些人精神上的痛苦与分裂。
　　对试图寻找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人来说，此种人生注定无法摆脱痛苦与分裂。连战跨过海峡与宿敌握手，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也就是个重大新闻而已。但对老先生来说，却是最后岁月一抹肯定其人生的神光，其经历一生荣苦皆不脱到底是“共”还是“国”，全书以此结尾，一生纠结，无力思索，更无答案，最后，只能搬来一句中国式的捣浆糊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号：“看来，我是既姓‘国’又姓‘共’了。”
　　只能是捣浆糊。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框架里，他的一生大抵只能写到这个程度。他们这代人重述历史，只能取自我辩护姿态，而且“履历合法化”的辩护词无非如此：参加国军是为了抗战，内战时厌恶内战且没上战场，最后时刻还光荣参加起义，被新政权改造时，态度一直积极良好，改革开放的政策从来坚决拥护……
　　寻求人生意义和价值，终需依附于某种思想或价值体系，在老先生能找到和依靠的资源中，只有此种解释，才能赋予其命运的合理性与人生的正面价值，哪怕老先生因此无一字提及曾两次在抗战受伤——不抢风头显然是种得体的姿态，——否则何以面对自己的一生？近世中国人很现实，失败者没有同情，更没有自我价值安放的空间。
　　其实，我那位全然以老干部自居的长辈，何曾不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何曾不知道这种悖论，但为什么要在精神上跟自己过不去？宁愿选择遗忘，是最好的自我精神保护。
　　伟大如钱学森，亦不能免俗。其人生价值的最大化阐述，恰是今日座标下的伟大爱国者形象。他曾寻求移民美国的事实，“溢出”这个叙事框架，只能假装不存在。就如《换骨记》中曾谈到，内战爆发时，老先生曾想在国共之外另走第三条道路，追随李济深路线。能有这几句语焉不详，大抵是因为今天的话语体系里，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尚可在统战范畴内找到位置。
　　无论如何，老先生有古拉格群岛的经历，但绝不可能有类似《古拉格群岛》的作品。没错，中国固然有古拉格，但绝不会有《古拉格群岛》，不会有《日瓦格医生》等苏联同类作品。此事非关勇气与道德，而关乎思考和认识能力。
　　中国与苏联不但有过相同苦难，且同在苦难后集体舔舐过伤口。在苏联，为“解冻文学”，在中国，为“伤痕文学”。两者虽相似之处不胜枚举，但风格之异显著，高下之别立判。“伤痕文学”可视为官版语言的反向自然延伸，极为抒情、情感浓烈、爱憎分明、沉重忧伤，而苏联“解冻文学”常见的历史批判的力量、理性思考的沉淀、宽恕与同情的情怀、细腻温情的深沉，则几乎看不到，“伤痕文学”甚至只能勉强算“解冻文学”的幼稚抒情版。
　　这是思想资源的匮乏和语言的贫乏，甚至，你也可以直接说，“伤痕文学”时期的汉语，几乎就是一种完全不能胜任文学功能的工具。
　　经过前三十年的改造，语音基于北京方言的普通话、书写表达标准来自延安窑洞的、经不断革命化提纯的官方现代汉语，以中央对地方、国家对个人、现代对传统、标准对非标准、正确对异端的强力，独占一切现代传播工具，横扫一切公共空间，变成公共交流和表达的惟一格式。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曾如此高效地消灭一种活着的语言，推广一种人造语言：全体国民长时间被组织集中学习，每天开会听报告、谈心得、做检查、大批判……一切个人的时间、空间被尽可能挤占压缩，这种包裹着特定思维方式、历史观、道德观、世界观的语言系统逐渐深植于每个大脑。
　　它不断侵入和挤占个人领域的表达和思考，完成了对全民感知和表达能力和模式的重塑和同化。成功实现了全民语言贫乏化和空洞化。作为思想的工具，表达的工具，语言的宣教化，不但使人们难于表达与官方意识形态无关的情感、趣味、审美，甚至难于灵敏地感受它。
　　这种语言的丧失创造力，宣教本身就是个最好例子。——你甚至不难发现，《人民日报》今天的语言远不如文革时期鲜活。“会战”、“战役”、“春风”、“高潮”之类修辞，首次出现是语言创新，泛滥在今天，则是僵尸。今天宣教语言之贫乏，从上到下，甚至语言模式只有清一色的“三个代表”、“四个坚持”、“五个绝不”、“六个确保”……。
　　这种僵化语言对认识和想象力的无形钳制，首先当然是公共事件，比如我们习惯用“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这个指称，而民间曾广泛通用的“苦日子”，由于无法进入公共空间而几近消亡。而像“解放后”、“改革开放以来”之类指称，甚至从来不曾出现过民间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版本，它的约束甚至体现为，我们试图结构它时，也会自觉以阵营、以意识形态划分。
　　官话的普及，无疑会左右人的记忆和认识能力，我留意到，在我父辈对文革前的历史记忆和叙事，与官方版本有极大差异，但文革爆发后的部分，却总是与至少一个官方版本高度契合。除非有极强烈而清醒的批判意识，或者干脆就是个彻底的文盲，或者集体有强大的地方方言保护——方言强度总是与官方意识形态输入强度成反比，否则无法逃避和抗拒官话对个人的重塑和同化。
　　或许值得一说的是，《换骨记》的作者经历超强红色语言轰炸，好在还有古诗词的熏陶。先人留下的表达方式，使他可轻易挣脱想象和表达的枷锁，进入真正自由之境。妻儿万里之外，遥寄书信慰离情，用现代汉语，少不了平平仄仄颂党恩，老老实实重做人的表白，用古诗，则别有真情：
　　记取别时秋雨濛，又惊黄叶东西风。
　　年来夜夜关山月，长照相思五处同。
　　又如，同伴瘐死牢中，狱卒除下同伴脚镣时，他以占句送别，那一刻也除却了自己精神上的脚镣：
　　乱世死生焉足论，人间谁与赋同情？
　　脚镣除下君知否，此去黄泉喜步轻。
　　“伤痕文学”的最大伤痕，在于前三十年刚刚结束，尽管有需求，人们却无法用语言精细准确表达一切个人化的感触体验，甚至缺少足够灵敏和细微的感知能力。生于这个时代的不幸，甚至在你若放歌一曲时，无论是何经历，是何观念，脱口而出的，必然是红歌，区别或许只在中国红歌还是苏联红歌。
　　只有语言技能在后三十年才接受训练的人，才能因现代汉语功能的逐渐丰富和完备，有机会成为一个具备健全感知、思考、表达能力的人。顺带说一句，非北方方言区的南方人，通常面临特殊的困难，因为他们用于文字表达的语言，实际并非母语，这就是为什么南方作家很难写出鲜活生动文字的原因。
　　然而，尽管官话今天被迫一点点从个人领域退出，对我们思维、情感、判断、表达的无形惯性影响仍在。你不用与台湾或香港人深入交流，便可明显体察到这种区别——台湾香港远不如大陆有更深厚复杂的历史素材，但他们有细腻深沉远胜大陆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无论是感知还是表达，大陆甚至明显逊色于弹丸之地的香港。只有一样为大陆所擅长，那就是官民一致、无所不用其极的煽情——它是前三十年留给今日中国的一条精神阑尾。
　　这是一代中国人的宿命。《换骨记》的遗憾，自当在这个背景下同情性理解——同情性理解，正是我们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中被成功清除掉的东西之一。
　　无疑，在我看来，《换骨记》是本远未完成的作品。而且，书中不少普通人的经历和故事，都自有单独挖掘整理的价值。遗憾而痛心的是，《换骨记》的老先生已经辞世，我再无采访整理的可能，但依据这个现成底本，依然可有所为。
　　前几天，无意在一位有志于文学的同事桌上看到一本保罗·策兰的诗集，我不知此为何人，听得大致介绍和极力推崇后，非要借回一读。原因很简单，策兰面临的特殊困境，让我想起并重新审视和理解《换骨记》。
　　策兰生于战前的罗马尼亚，但故乡战后被划归乌克兰，作为一个流亡西欧永失故土的诗人，策兰更深切的不幸在于，他是父母均死于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但母语却偏是德语，此种命运的悖论，可用他的一句话概括：“妈妈，我在用敌人的语言写诗。”
　　固然，德语之于策兰，可有敌人语言的沉痛，但作为工具，无论是抚摸内心至苦至痛，还是抒发表达这种痛感，却绝无障碍或先天不足，毕竟，德语不是一种与特定观念体系牢牢锁定的工具，亦从未曾与丰厚的历史文化源头与真实的社会隔断。即使在苏联时代，俄语也不曾被整体彻底消毒改造，阉割为只有单一功能的死语言。
　　其实，《换骨记》在另一重意味上，何尝不是用敌人的语言写就的自传。我希望时间能给我足够距离，让我写出这种应当不下于策兰的痛感。它并非个别人。毕竟对整整一代中国人，甚至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使用的是自己的语言，却于自己熟悉的环境、熟悉的生活，缺少足够的感知、表达能力；于曾经的历史，行进中的时间，缺少记忆和和思考的能力，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我们是没有母语的人民。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428112943330 32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428112943330 Sat, 28 May 2011 11:29:43 +0800 2011-05-28T23:23:20+08:00 <![CDATA[狼狈为奸一百年不动摇]]>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3241338996

 

　　贵圈好乱。就像当年革命队伍进城，年轻的中等公共知识分子只要有机会，都会把女实习生发展成女友。
　　最早让我知道贵圈很乱的，是小我好多岁的某君。　　
　　某君我素来敬重：某名校中文系毕业，没有不认识的生字，我的虚心请教，从没难倒过他。据说他精于诗词，但从不在我面前炫技，很得体的一个人。
　　他一看就是那种招人喜欢的中等公共知识分子。西北人，却略微有南音。黑框眼镜后，是狡猾善良总带笑意的眼睛。他像蜜蜂一样勤奋地出现在各种公共知识分子出现的场合，但绝不抢镜头，更不会无由来进入某种带功的亢奋状态。他有原则，但绝不固执迂腐；他中等公共知识分子，但又文艺青年；他文明其精神，但又野蛮其体肤，为了减肥，他甚至坚持了半年学习骑马，马瘦了很多，他看上去也神采奕奕——据说，那个骑马俱乐部，他是唯一乘出租车前往的会员，何谓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某君是也。
　　后来，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某君感染上了恋爱病，一位女实习生及时地治愈了他。由于前述种种，我特别理解他，这是真爱。
　　再后来，我有时在单位邮件组说，某个题很有意思，值得做，于是它很快见报，当然，那是某君女友的报纸，署着他女友的名字。某君扶着黑框眼镜狡猾地笑一笑，我立刻就被感动了，看，这就是真爱，说也说不清楚。
　　某君女友，正牌儿首都户口，京城人的大气、从容、恬静，全写在眼睛里。其人勤奋工整，朴素中有真锐之气；某君多谋善思，智识过剩，正好暗中指点。
　　革命事业之外，二人更是神仙眷侣：在家看看书、听听曲、养养猫时，羡杀旁人，二人携手出门，与各路规格不等公共知识分子游乐，则是恨杀旁人，无论打牌麻将还是玩玩杀人游戏，此二人根本不消对眼神，便心有灵犀，谁能奈连体阴阳杀手何。
　　某君不耐繁巨，每隔半年一换东家，其女友则不动若磐石，某君定期黑暗的日子，自有其女友的肩头做港湾；某君灵敏体贴，无微不察，每逢其女友略感身心疲惫，便依需要化作那神父、指导员、心理医生乃至温柔的小猫咪。
　　昔人曾云，只羡鸳鸯不羡仙。其实，真正匹敌的天造眷侣，岂可用鸳鸯形容，比如秦晖、金雁，比如沈志华、李丹慧。许多年来，为从动物界中寻找灵感，以赞美那些天造地设的伟大感情，那些神仙眷侣，我一根根捻断头发，直到变成光头。
　　今天，是某君与其女友大婚的日子，这对天造地设的神仙眷侣，让我灵感突现。
　　在此，真诚祝愿贾葭先生与沈亮女士狼狈为奸一百年不动摇！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3241338996 12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3241338996 Sun, 24 Apr 2011 01:03:38 +0800 2011-04-24T01:03:38+08:00 <![CDATA[可以被原谅的残忍]]>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32195525913 　　我是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或进化论者，我相信将来的一切都比今天更进步更文明，如果有人说现在的孩子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缺少责任感，人格不健全，我会抬杠说，现在的孩子明显比我们这一代人格更健全，至少他们更有爱心，受过更好的美育培养和教育，有理由因此相信中国的未来是一个更美好而不是一个更丑陋的社会。

　　至少，我没有见过现在的小男孩看到小昆虫和麻雀之类的小动物，会兴致勃勃地围上来以各种方式弄死它。像我这样自诩为从小就有爱心，曾抱回一只眼睛被打得半瞎的小猫的人，也和同时代的玩伴一样，捉到昆虫，如果不能吃，也非得先揪掉腿、翅膀乃至脑袋将其弄死；甚至，因为打小体格羸弱，为赢得女生的敬畏，我曾豪迈地把老鼠、蝙蝠钉在课桌上解剖得七零八碎。

　　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人的男性，多数人小时候耳濡目染习得的关于勇敢和男子气的东西，仔细分辨，主要成分其实就是粗鲁和残忍，它不包含更多可被今天认为属于审美范畴的东西，如果有，那也是游牧部落社会的审美，甚至连传统农业社会都会对它不屑一顾。

　　是的，我觉得不同时代对待小动物的态度上，就可以鲜明地看到时代的进步。今天，一个虐猫视频，会引起社会公愤，即使是吃猫者也会觉得做得过分了。而在我的童年，一个小男孩见到无主的猫路过，不追打并想法弄死它，简直就有性别倒错之嫌。而成年人看到孩子们虐猫，不乐见其成至少也不会去制止。
　　无论担忧未来的人举多少例子，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明显少了强烈的破坏欲乃至杀虐欲，有了更多的审美能力，这种文明和进步就盖过了一切其他的缺点。这种进步，甚至还表现为哪怕再恶俗而粗鲁的父母，也往往会努力让自己的孩子尽可能地变成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

　　这显然是中国社会迅速物质富足的产物。物质匮乏和生存环境的恶劣，在磨砺人的意志和耐受力的同时，自然也磨钝了人们对痛苦和幸福的感知力；而物质的丰富和环境的优裕，总是会让人的心灵和神经更具灵敏和细致的感知力和辨别力。这一代的孩子，无论是与父母还是与周围世界，表达情感的口头语言和肢体语言都明显较我们这一代人丰富得多。

　　没错，我绕这么大个弯，其实是想谈那桩爱狗人士拦截下贩狗车辆的新闻。

　　如果一定要讨论其是非，不如换一个方式，比如：如果再过二十年，如果有人拦截一辆贩卖猫狗的车辆，还会有这么多聪明人从法学、经济学来论证爱狗爱猫人士的行为合理性吗？这样的事情我想应该不会发生。那时候的中国社会，几乎一定是像今天矫情的西方人一样，居然还有人吃可爱的狗狗和猫猫这样人神共愤的事情，足够上新闻联播的头条。

　　矫情是一定的，为什么猪牛羊就可以当成食物被宰杀，而猫狗就不可以？难道猫狗是比其他动物更平等的动物？这种比较自然有其坚实的力量。但是，如果我没有用错典故，这种相对论的逻辑追问，其实也是满可以一路乘胜追杀到人肉无非只是口味问题的。

　　不是吗？在当年南太平洋上的一些原始部落看来，族人死了，大家把尸体分吃掉，多么低碳的生活！外边的人居然斥之为野蛮，而这些文明人对死者郑重其事的一大套罗嗦习惯安排，难道不是一种可笑的尸体崇拜么？

　　对某种动物该吃不该吃的禁忌，当然其理由是相对而且缺乏足够自洽的。

　　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杀牛吃牛长期是禁忌，甚至它为国家法令禁止。牛之所以不被接受当成一种食物，乃是它在农业社会，其经济功能之重要，使人们易于产生将牛视为劳动同伴的感情，而不会被简单当成一某种具有普通经济功用的家畜。这种劳动同伴的关系，自然会形成一套农业社会对耕牛的伦理，即牛为人辛苦劳作一辈子，杀牛吃牛乃是忘恩负义的行为。故民间形成了一大堆关于杀牛吃牛的因果报应传说。就我所知，二三十年前，南方农村不少老一辈人是无法接受吃牛肉的，哪怕明明只是肉用的黄牛。

　　当然，宋代私自杀牛吃牛，被政府抓去至少得劳教一年以上，但《水浒传》里的英雄们却几无例外是专门吃牛肉的。这也好理解，杀人放火的英雄好汉必定处处要显示其豪气和对一切禁则的践踏和藐视，民间和官府禁忌杀牛吃牛，草莽英雄平日里对爹妈得孝悌，对大哥得两肋插刀，对女色必须拒腐蚀永不沾，再不一餐吃掉几斤牛肉，又当如何显示其草莽豪爽气概？

　　同是人类饲养的动物，在人们心目中和感情中的地位高下，基本取决于它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地位。传统农业社会，牛自然拥有最高地位，至于猫狗，其看家护院和保护财产的功能，经济意义远不能同牛马相比。

　　当然，如果一定要细究，则至少在中国的文化伦理道德当中，狗多少还是扮演了一点点道德宣教榜样，因为狗实在对人太忠心，而忠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居有极高的排序，所以，好的时候，有“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正面褒扬，坏的时候则有狗腿子、走狗之类的贬斥。相对来说，身有一技之长、离开主人照样可以靠捕鼠抓鸟糊口的猫，因为缺乏忠诚品质，故不但不易获得人的好感，甚至有时会因其独来独往神秘莫测而无辜地成了女巫帮凶。

　　在今天消费品过剩的后工业时代，倘使某种动物拥有极大的经济价值，它必然是以工业化、规模化的方式饲养，越是单纯体现为经济价值，反而越在人们心目中和感情重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比如牛。城市里还有谁家里还会养着牛呢？

　　至于猫狗，其传统的那点经济价值在今天则接近为零。但问题是，在现代社会，它们没了经济地位，但却有了感情陪护功能。你很难想象人们把猪、牛养在家里当宠物。就目前已知的动物来说，还没有哪种动物比猫狗更适合做宠物的。

　　对退休在家无所事事的老人，对紧张八小时后独对空房的剩男剩女来说，猫猫狗狗的感情陪护角色，其重要性比当年牛对农夫的重要性还高——如果农夫对牛的感情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则今天猫妈狗爸对猫狗的宠爱则完全没有一丝一毫功利色彩，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完全的非理性。

　　也不能说是全无理性，因为狗狗猫猫天然就可爱，一切可爱的动物都比不可爱的动物更平等，比如海豚，日本人吃海豚，让神经脆弱的西方人哭爹叫娘，其实，海豚和鲨鱼一样有害，它们的数量一多，水产品就会减少。但富足时代，可爱压倒一切，不含糊，没商量。这倒不是西方人对东方人的文化歧视，如果鲨鱼像海豚一样可爱，那谴责日本人的《海豚湾》就会变成谴责中国人的《鲨鱼湾》。

　　当然，可爱压倒一切这个标准并不对所有人都适用。对我这种小时候被狗追咬过的人来说，看到小区里有大型犬，难免有踢它一脚的冲动；对很多早就领略过猫狗美味的人来说，它们一直就是食物。然而，突然有一天，就有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一群人开始把猫狗当成了家庭成员，狗不叫狗了，哭着喊着改叫狗狗，猫变成了宝贝女儿。他们当然会觉得矫情。

　　是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生活经历并不一致的情形下，还保留着曾被狗追咬过、曾追打过猫狗记忆的人，与将猫狗视为家庭成员的人，是互相难以理解的两种人。我相信网上某权贵逼迫不小心碾压死其宠物狗的人向狗的尸体下跪的新闻，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极大不同的情感，至少在我看来，权贵逼迫别人为狗下跪，并不完全只是仗势欺人，那条狗确实相当于她的半个孩子。至于不拒绝吃狗的人，相信看到的只有纯粹的仗势欺人。

　　再过二十年呢，那一代孩子们将习惯了把猫狗视为家庭成员，哪怕自己家里没有猫狗，他们也会对猫狗抱有与父辈完全不同的感情，可爱的动物不能吃会变成一种默会的集体共识。他们眼里，可爱的猫狗比别的动物更平等，是不言而喻的，是不需要理由的。原本，感情这种东西就是不可也不该用理性的指标来度量。

　　那个时候，肯定还会有很多人不喜欢猫狗，就像我无论如何也很难对狗这种惟以全力讨好人为生的动物有丝毫的好感。但是，那个时候应该极少有人会用故意去吃猫狗来显示其神经很大条。尊重他人的感受，是一种不需要刻意自我提示的自然反应。

　　今天，我的熟人当中，颇有人喜欢故意在美女面前大谈自己如何吃猫狗。在一个日渐文弱、伪娘的时代，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展现自己男子气的机会啊。——我们这一代人虽然自我进化了很多，但潜意识里，依然残留着无法觉察的把残忍、粗野当成男子气和有个性的阑尾。毕竟在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青春期来临时，缺少合理宣泄利比多的多样化选择，单纯使用和炫耀肱二头肌以证明自己的成长经历，在碰到女小资女文青非理性热爱猫狗这个问题上，不自觉地炫耀语言和思维上的暴力，自是一种当然的惯性。

　　在我们远未形成相似生活方式的今天，爱猫狗的人和认为人们有权自由处置自己猫狗的人互相说服是极为困难的。在该不该强行买下将被送进屠宰场的小狗的问题上，如果一定要在是用经济学分析工具，法学工具，还是我们就是爱狗狗没商量的诸种逻辑当中选择一个，我自然会倾向于爱狗狗没商量。

　　我记得第一次接触爱猫爱狗人士伸张自己的主张时，满怀着粗暴的智力优越感看他们陈述种种不着调的理由，但有一句无厘头的话不但让我记忆犹新，也让我今天至少不会主动去吃狗肉：当你轻轻抱起它小小的身体，整个世界都变得温暖轻柔起来。

　　如果，禁忌的产生是文明的开始还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因为你甚至可以举反例说，文明和进步往往是无数禁忌被打碎的过程，那么，判断价值高下由经济度量变成了审美度量（可爱不可爱），是物质更文明时代的产物，它的更形而上总该是不言而喻的。当然，你甚至可以继续保持吃猫吃狗的爱好，在将来的人看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被原谅的残忍。]]>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32195525913 531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32195525913 Thu, 21 Apr 2011 09:55:25 +0800 2011-04-21T09:55:25+08:00 <![CDATA[中国味道]]>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3178176184



　　我总觉得，味同嚼蜡这样的词儿似乎该由我发明出来才对。没想到古人也有无聊好奇什么都爱尝一尝味道的家伙。我这么认为是有理由的，还在托儿所的年龄，我就对比品尝过蜡和肥皂的不同味道。我那会儿就注意到，蜡和肥皂，除了蜡不溶于水之外，它和肥皂的物理性质很相似，比如都有一定延展性，涂在手上的粘稠感也很相似，而且，放在火上烤，都会变软熔化。所以，我才会仔细品尝它们味道。蜡就不用说了，肥皂确实非常难吃，含在嘴里，那种特殊怪味不但有点辣而且整个口腔都微有麻酥感。
　　我相信所有人都在小时候无意中尝过各种不能吃的东西，但偏好用品尝来加深对世界的认识，甚至有意品尝各种东西的好奇心，应该是我们这代在物质匮乏时期长大的人所特有。我只记得我品尝火柴头的时候遭遇过父母的警告，据说它有毒吃不得。实际上这种警告或许是多余的，因为火柴头味道强烈，舔一舔就知道非常难吃，当我发现红色火柴头、绿色火柴头其实都和黑色火柴头一个味道后，对火柴头的味道立即丧失了好奇心。
　　因为颜色不同而让我一直未曾放弃逐个尝试的，是小石子。当然，小石子的颜色可以无限穷举，但含在嘴里，其实都只有微咸的味道。似乎在有一段时间，品尝小石子是我幼儿园伙伴们的共同爱好。小石子含在嘴里时间长了，拿出来是亮晶晶的，大家会比谁的石子更漂亮。这不奇怪，很多鸟类或哺乳动物，一旦有闲，都会对颜色和外形特别完美的东西好奇，比如乌鸦会收集各种闪光和颜色鲜艳的小东西，别看它们的衣着颜色简单朴素，可人家爱美之心和眼光却是一点不含糊。
　　有次聊天谈到肥皂的口感，有朋友问我当年品尝到是不是马头肥皂，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肯定不是。其实，我小学时代，普通肥皂都有点近乎奢侈品，有段时间大家用得更多的是一种代用肥皂，当地称之为黑肥皂。所谓黑肥皂，其实是把化工厂废水池中的油脂捞出来，加上一种碱土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放在大锅上熬煮，晒干后切成块。这种黑肥皂色如鸦片，黑褐色，有股油脂的奇香，疏松多孔，可以浮在水面上，口感比正牌儿肥皂好多了。据说如果谁喝了农药，把这种黑肥皂溶了灌进去，上吐下泻兼洗肠，很有效。
　　香皂这种好东西，真正有机会尝一下味道，应该是我读初一的时候。令我大为惊异的是，香皂很脆，口感很好，而且它本身其实是没有什么味道的，即使是硫磺香皂也说不上有什么明显怪味。反倒是现在的各种洗发、洗澡的香波之类，不小心吃到嘴里，味道非常的不好。现在想来，当年我品尝到的肥皂味道如此怪异，恐怕是油脂的质量非常不好的缘故，现在经常打广告的雕牌肥皂，估计也该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怪味了吧，至少是不难吃。可惜，我从没买过这种牌子的肥皂，我的好奇心也没强大到非要跑到商店里去特意买一块就为尝尝的程度。
　　估计有人会问，洗衣粉吃过吗？这个当然。洗衣粉一开始出现时，大人们称之为肥皂粉，我当然是要尝尝的，不过，年代久远，我早不记得当时的洗衣粉的味道了，只是知道它与肥皂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无疑。不过，后来出现的加酶洗衣粉我倒是记得它的味道。你想，洗衣粉里添加了一些蓝色、黑色小颗粒就大肆宣传，而且价格也贵上许多，自然会引起我的好奇心。说实话，加酶洗衣粉是我品尝过的各种非食材中，味道最丰富美好的一种，请注意，这里用了丰富这个形容词。许多年后，我第一次吃到那种被切成小丁的带着黑色蓝色小斑点的高品质奶酪时，突然觉得它和洗衣粉的味道很像。托两个富翁朋友之福，那次有幸享受过红酒就奶酪丁的美味后，我回到家立即用手指点了一小撮洗衣粉品尝，千真万确是一个味道。我猜，如果把这种洗衣粉混进琼脂也切成小丁，一定有人觉得它就着红酒入口，味道非常鲜美，并且在描述其滋味的丰富性时，会用上一打以上不着调的形容词。
　　当然，味道丰富不一定就像洗衣粉一样美味，比如尿素。在那个年代，尿素这种圆圆的、洁白的而且是半透明的小颗粒，不可能不让人产生好奇心，这东西几乎有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凉飕飕的怪味非常强烈。与尿素的奇特味道一同被我牢牢记住的，还有突尼斯这个奇怪的国名，因为尿素袋上写着突尼斯制造字样。现在想来，第一次知道尿素是什么味道，应该是小学一年级，因为二年级的时候，我顺手把家里让买酱油的钱买了本世界地图册。
　　化肥里边，因为磷肥、钾肥因为形状远不如尿素那样有特殊的标准形状，所以，当我父母买特意买了磷肥、钾肥回来用于自己种蘑菇时，我看到他们用锤子弄碎块状的钾肥时，才想起这两种化肥我是没品尝过的。也就那一次而已。比起尿素，它们的口感实在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谈到化肥，不免有人会问到农药。傻子都不会去品尝农药。倒不是知道它们有毒，而是我能接触到农药的时代，农药似乎只有六六粉（六六六）和敌敌畏、滴滴涕这几种，不但这东西闻了就上头，而且我打记事起，就能在一切场合经常闻到——甚至幼儿园、学校、大礼堂乃至民居之类的人居环境。不过，我老早就听说过，有些酷爱喝酒的人觉得当时烈酒的度数不够，添加几滴敌敌畏，效果极好。后来到湖南，也听说有些人口味重，嫌一般的槟榔不过瘾，非得滴上几滴农药，享受那种很上头的感觉。
　　虽然农药没尝过，但我相信我品尝过的东西比不少人要多一些，比如水泥，这种东西我读小学时才有机会见到，它的细腻、滑爽一下就博得了我的好感，因为当时是头一次见到这种质地的东西，同龄的孩子们都爱玩它。比如鞋油，我总觉得它的味道会与牙膏相差不远，谁知道它居然是苦的。又比如樟脑丸、沥青、牛毛毡这类常见的东西，未必会有人能想起来要品尝一下。
　　对于各种颜色的墨水，像汽油、柴油、煤油之类的东西，我相信不少人也品尝过它们的味道，甚至很多人会有段时间迷恋上闻汽油的味道，但像变压器油这么偏门的东西，估计有幸尝过其滋味该是万里挑一吧。但变压器油纯属误喝。那时刚工作，老同事们称不会喝酒不行，屡出洋相后，有次在鼓励下竟然超常发挥，喝下大半斤白酒，经此役后信心大涨，回到父母那里，看到酒瓶里有半瓶酒，仰脖就倒进大半口。等把满嘴像煤油、但滋味更古怪的液体吐出来之后，我才注意到瓶子另一面贴着我父母手写的标签：变压器油。
　　也许是年头太久，我实在记不得是哪种金属咬在嘴里，会有淡淡的甜味，似乎不是锡、铅这两种质地柔软的金属，至少铅不是。我小时候能接触到的铅，全部来自旧蓄电池里的铅板，小孩子们喜欢拿它来熔炼成各种玩具，有幸能品尝到的铅，自然带有一种古怪的酸味。
　　今天不少人无由来地抵触一切合成的食品或食品添加剂，理由很简单，化工的就是不好的，自然的才是最美好的。我最早脑子里冒出令人反感的“化学的”味道，来自塑料。像电器开关、卷笔刀、玻璃瓶的瓶盖之类常用的硬塑料不便品尝外，像塑料垫板、电线皮之类的软塑料，都有一股特别难闻的化学的味道，我很早就通过这种特殊气味的有无，就分辨出塑料壶、塑料袋、书籍的塑料封套——比如毛选用的那种软塑料，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原料制造出来的。
　　现在的小孩，虽然不容易接触化肥之类的东西，但若有好奇心，有机会品尝到东西比我小时候要多得多。当然，如果没有特别旺盛的好奇心，舌头的见识也不会比我少，比如洗衣粉，你吃油条的时候多半会吃到它。至于像三聚氰胺、苏丹红这样的现代食材，我当年小的时候，还不知道中国能否生产这些东西呢。在中国物资如此匮乏的年代，我凭着一颗好奇心，品尝了不少今天人们才有机会尝到东西，提前对中国味道有了初步认识。这么仔细一想，有时我会很难保持淡定，情不自禁地骄傲自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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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周刊》３９４期封面文章


如果你有一个阿拉伯人朋友，你一定会经常听他说起一个常用语：Insha'Allah。

这个阿拉伯人总挂在嘴边的常用语，往往令其他文化的人在与阿拉伯人打交道时极为困惑。

当他希望一件事情成功，他会说Insha'Allah，这时Insha'Allah的意思是“愿真主成全”。

当他答应你赴约，会说一声Insha'Allah，这里Insha'Allah的意思是，如果他能来的话，这是上苍的意思（如果不能来，也是真主或上苍的意思，反正不怪我）。

阿拉伯人对宗教的虔诚、对生活的达观和随遇而安，阿拉伯人意愿和主张的捉摸不透，都可在一句Insha'Allah中体现。

 

阿拉伯，动荡的新月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文 本刊特约撰稿人 丁大伟

 

从地图上看，由北非横跨西亚、中东，一直延伸到波斯湾的阿拉伯世界，像一块土地干裂之后的拼图，被长短不一的笔直线条裁剪成大小不等的22块。这块居于亚欧大陆和非洲大陆腹心的新月地带，总面积约为1400万平方公里，除了盛产石油，还总是与战乱动荡的新闻相连。

但谁也没有想到，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世界逐渐开始出现独立国家以来，最大的一次政治地震，会从相对最平静的北非开始。

2010年12月17日，26岁的突尼斯水果小贩瓦吉吉在挨了城管人员一个耳光后，羞愤交加，在警察局门口点燃了身上的汽油。这位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自焚的一幕被手机拍下后，很快引发了一场阿拉伯世界的连锁政治地震。

尽管突尼斯总统本·阿里迅速赶到医院看望瓦吉吉，并在电视中对全国人民公开誓言将推进改革，但他的灭火行动来的太迟，瓦吉吉身上的火迅速烧毁了他苦心经营23年的基业，并延烧到了隔壁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巴林、利比亚等国，甚至沙特阿拉伯。

全世界在阿拉伯世界突如其来的这场巨变面前屏住了呼吸，没有人知道瓦吉吉引燃的这把火最终会烧到哪里，没有人知道它引发的剧烈震荡，将会对阿拉伯世界乃至全球的政治格局造成怎样的结果，甚至连这场地震内在的动因为何，也众说纷纭。

 

【民主第四波？民生冲击波】

 

当瓦吉吉身上的大火由突尼斯燃向埃及时，不少政治学者根据亨廷顿的《民主第三波》观点总结，将之称为“民主第四波”。

但这个突如其来的“民主第四波”，尽管此前也有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输入和渗透，但整体而言，西方国家对埃及强人穆巴拉克这类坚强的盟友，更多时候着眼于国家利益，甚少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难。所以，在烈火蔓延到埃及，穆巴拉克这位西方国家的盟友的强人地位岌岌可危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看到大势已去之后，才从犹豫不决顺势改口敦促穆巴拉克顺应民意，并称颂阿拉伯人的民主诉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在埃及、突尼斯这些世俗化和开放程度最高的阿拉伯国家，国民对政府的不满，并不明显体现为对民主、自由的诉求，而是集中体现为对腐败、贫富分化、民生等问题的强烈不满。

尤其不能不说的是，最先发生政治地震的突尼斯、埃及等北非国家，其实是阿拉伯世界中制度上光谱上最世俗化而且最自由化的一端，相对而言，海湾地区一些君主专制国家在制度层面上值得诟病的成分远远大于已经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

如果以“民主第四波”论，政治大地震更应当首先出现在君主专制且政教合一的国家。但迄今为止，最稳定的，恰恰是这些国家。民生状况的巨大差异才应当是政治稳定程度的根本原因——海湾一些君主专制国家，巨大的石油资本和财富能保证其国民的民生问题不受外部的剧烈影响，与北非国家情形迥异。

瓦吉吉的自焚能唤起地下涌动的烈火，是因为它唤起了突尼斯年轻人的命运共同感。尽管本·阿里治下的突尼斯曾长期保持较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2007年突尼斯还被评为非洲最具竞争力的国家，甚至2010年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标中，突尼斯的全球第81位还要高于中国的第89位。但表面的数据后面却存在着严重的社会结构性失衡带来的民生困境，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迅速加剧了结构性失衡的民生困境。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突尼斯传统的制造业和加工业受重创，海外投资也相应萎缩，贸易逆差逐步攀升。2010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又令突尼斯经济形势雪上加霜，与欧元挂钩的突尼斯货币第纳尔对美元大幅贬值约10%，支柱产业旅游业也受重创。

相对来说，突尼斯近年来通胀水平在阿拉伯各国中还算比较低，一度只有4%左右，2010年为4.5%，但2010年初以来，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尤其是粮食价格上涨，导致突尼斯居民消费品价格突然大幅增长。根据当地市场粗略估算，面粉、蔬菜等价格上涨幅度一度高达60%。中低收入的老百姓基本温饱问题都受到巨大影响。

相较而言，突尼斯的通胀和物价上涨程度在阿拉伯国家并不算比较高，但其失业率，尤其是大学生失业率却几乎是最高的。

据突尼斯官方统计，近年来该国失业率为14%。而国际中立组织的统计则显示，该国失业率实际超过20%，青年失业率高达27.3％，今年来部分城市地区15岁-29岁的年轻人，失业率更是高达52%。世界银行近日的报告显示，突尼斯毕业18个月后没工作的年轻人占失业大军的46%。

年轻人的高失业率是阿拉伯国家的普遍现象，国际劳工组织近日公布数据称，目前已知的年轻人失业率最高的地区是中东和北非，两地的失业率均在24%上下，年轻人的失业率可能是成年失业者的3倍。

人口结构畸形是造成近期北非和中东地区年轻人高失业率的重要原因，据统计，因为极高的生育率，这些地区15至29岁的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最大比例。如突尼斯总人约1000万，而年龄在25岁以下年轻人比例高达50%以上。像导火索瓦吉吉，就是来自有7个子女的家庭，由寡妇母亲一手带大，而瓦吉吉是这个家庭的长子和顶梁柱。

与此鲜明对照的是，突尼斯对年轻人灵活就业，如小商小贩、临时雇工等方式不仅没有进行鼓励，反而采取很多限制措施。瓦吉吉的命运其实是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典型。

事实上，本刊记者2011年之前在北非和中东地区工作时，即能明显感觉到突尼斯、埃及等国社会蕴含巨大的震荡能量，因为埃及、突尼斯这些国家大批年轻人大学毕业后，流向南方的乍得、苏丹等国去打工，而在过去，从来只有这些被视为落后地区的年轻人北上打工。

 

【经济之“困”：外向型经济的表象与真相】

 

北非出现剧烈政治地震的国家，虽然直接原因是因为民生困境，但暴露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就是阿拉伯世界经济的脆弱性。金融危机以来的通胀，对各国都有程度不一的冲击，但只有阿拉伯世界这种高度对外依赖的脆弱经济，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民生问题。

　　以直接影响民生的居民消费领域为例，无论你走访哪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集贸市场，都不难发现一个基本事实：从传统手工艺制品到日常生活用品；从蛋禽肉类供应到米面食油等食品供应，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需要大量进口。

　　以食品为例，阿拉伯世界消费的大米，进口自巴基斯坦和泰国；冻鸡，需要从巴西进口；牛肉从荷兰等地进口；水果，来自南非伊朗和东亚；面粉多是本地加工，但小麦需要从澳大利亚进口。如果你要问到这些物品多大比重需要进口时，商贩会答道：“几乎全部”。

　　由于阿拉伯各国自给能力非常低，国际物价的上涨，便会对各国消费物价产生更加明显和程度更大的影响。亚历山大、开罗等旅游城市，甚至一段时间内各饭店都在菜单中取消了羊肉为原材料的名目。因为羊肉价格几乎成倍上涨。

　　它在今天的阿拉伯世界带来的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就是：原油价格飞速上涨和石油美元收入的增加，各国财政收入和社会财富大量增加的同时，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却停滞，相对贫困和居民生活成本成为油价狂飙之下的普遍性现象。

　　从数据上看，阿拉伯世界的经济体是高度对开放的外向型的经济体，据阿拉伯联盟统一委员会的相关统计，阿拉伯国家对外依存度高达82%。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只占很小比重，不超过8%。

　　它其实更能反映的一个事实是，阿拉伯世界经济体的开放性，是一种不得不为的选择。典型如利比亚，它曾长期奉行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敌对政策，为了政权的稳定性，社会对外开放程度极低，但在以石油为核心的工业领域乃至服务业，却不得不与西方资本合作。

　　当然，在正常情况下，只要有石油，只要全球经济不发生剧烈波动，一切问题都好解决。因为普遍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甚至阿拉伯人认为，石油是真主赐予的礼物。它曾给阿拉伯世界带来过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短暂春天。

　　过去的二十多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石油需求迅速攀升，原油价格连续上涨。坐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阿拉伯世界得以搭乘全球经济快车，经济快速发展。迪拜、多哈等阿拉伯国家的城市之星，发展之快之繁华，令人印象深刻；沙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更是依赖能源出口，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保障、居民生活水平改善方面取得令人羡慕的发展；苏丹、利比亚、尼日利亚、也门、阿尔及利亚等传统贫穷落后国家，也随着石油资源的发现和开发，继海湾国家之后，取得连续的经济增长和初步的社会财富增长。

　　以石油资源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提高了各国财政收入水平。也带动了石油产量相对不大的阿拉伯国家的工业、贸易、旅游业的发展。埃及、叙利亚、突尼斯等国都曾有过持续的经济增长。虽然此间巴以和谈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也爆发了多次战争和武装冲突，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活动也依然存在，但阿拉伯世界总体上，依然取得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阿拉伯世界迎来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春天”。

但短暂的春天却无法掩盖阿拉伯世界在全球化分工之下扮演尴尬角色的基本事实。

　　石油工业无疑是中东经济发展的命脉。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工业体系中，从石油勘探开发、现在石油技术服务领域到现在石油工业，阿拉伯国家却处于尴尬的边缘化地位：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具有相对独立完善的石油工业体系。

　　以石油勘探开发为例，整个中东像是一场国际石油巨头的聚会。英美日等国国际石油巨头在中东耕植多年，近年来，印度、马来西亚、中国、澳大利亚等新兴石油巨头也大量涌入，蚕食着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勘探开发作业市场。

　　当然，在各产油国主导下，各国都成立了具有国有背景的石油企业。比如沙特的阿美石油、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卡塔尔石油公司等。但是，这些企业更像是坐收石油收益或权益的“地主”，而非全球能源工业和现在石油工业的参与者。

　　在石油技术服务领域，Schlunmberger, Baker Huge, Harliboton，甚至中国的东方地球物理公司、中油测井、长城钻井、中国石油工程建设集团等石油技术与工程服务企业都取得迅猛的业务发展，而这个领域阿拉伯国家企业参与几乎为零。

　　以石油炼化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石油工业，从技术设计、到设备制造、到运营维修保障，也基本全部是由外国石油公司完成。在国际能源供应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阿拉伯世界，却在国际能源体系分工中，处于边缘化的角色。

经济学有一个名词叫“荷兰病”，系指一国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的衰落的现象，因荷兰1970年代发现北海油田而得名。但真正最严重的“荷兰病”患者，毫无疑问正是中东的伊斯兰世界。

对石油的依赖，并不只是经济上的“荷兰病”，它在阿拉伯世界造成的另外一个恶果，是政治上的，因为石油这种命脉资源天然容易被以国家之名集中掌握，在事实上，它无论是在君主制国家还是在世俗的总统共和制国家，天然会落在几个家族或寡头手中。甚至可以这么说，富含石油资源的国家，不但财富容易集中，而且会诱发集权。

 

【开放与保守：阿拉伯的另一面】

 

阿拉伯世界经济上的对外高度依存，虽然导致经济缺乏独立性和结构单一，但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经济传统和商业法则甚至法律法规的全面渗透。无论是苏丹这样相对落后贫穷、亦或者沙特宗教集权特征明显的国家，劳工保护法、税收体系、贸易规则和机制、商业氛围，都和英美法系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很多中资企业的领导人员都曾感叹：“明明是贫穷落后国家，税收和劳动保护方面却同欧美发达国家如此类似。”

与一般中国人印象中阿拉伯人形象差异更大的，可能是是阿拉伯世界生活方式和观念的高度西方化。

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少数日常生活中绝对普遍的阿拉伯特色外，阿拉伯人习惯上已明显趋向西方化。面包、牛排、热狗、奶酪、意大利粉、空心粉、咖啡茶饮习惯，都与西方主流社会一致。

如果中国人问阿拉伯厨师，西餐和阿拉伯餐饮之间有什么大的不同。他会说：“反正，西餐对我们来说，很容易，只不过羊肉和饼不常见了而已。不像你们中国人日本人做饭，天，太复杂了”。

同样的，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也逐渐被阿拉伯人所接受。大部分阿拉伯人都喜欢好莱坞电影、也喜欢甚至追寻欧美社会的生活方式，甚至欧美民众的环保、民权意识也普遍得到阿拉伯人的认同和接受。

由于西方文化的普遍渗透，阿拉伯人在行为礼仪上更接近西方人，温和礼貌，相对而言，比中国人更注意公共场合的秩序和规则。本刊记者在也门工作时，当地武装人员因不满中方企业雇佣了索马里难民而“打抱不平”，记者在与这些劫持控制了中方工作人员的武装分子交涉时，这些人虽然衣着破烂，但始终举止温文尔雅，对被他们控制的中方人员，只是禁止行动自由，在待遇上却未做任何刁难

而一般人普遍认为的“文明的冲突”或宗教冲突，在阿拉伯人看来，其实是政治或国家的冲突，而非宗教和文化的冲突。曾有被问及此问题的一个阿拉伯人说：“Will civilization clash? NO ,not clash ,be clashed!”（文明会发生冲突吗？不，不是冲突，是被冲突）。与其说是文明冲突，不如说是民族对立或者政治操纵。

　　在包括沙特在内阿拉伯世界，各国都有非伊斯兰教信徒存在。黎巴嫩，超过40%的人（包括阿拉伯人）信仰基督教或其他宗教。在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也门也都存在非伊斯兰宗教信徒，只是比例高低有所不同。在卡塔尔、阿联酋、安曼等海湾国家，外来人口已经在总人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根据阿联酋的官方统计，2010年阿联酋全国外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83%，除印度、巴基斯坦外，西方和东亚人等非穆斯林人口大量存在。犹太教人口为数不少。即便是宗教统治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阿联酋，包含非穆斯林信徒的外来人口比重也已经接近30%。

或许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记者在中东中资企业工作时，曾遭遇当地人一次奇特的抗议，他们认为公司雇佣了一批非洲来的基督徒，却未向对待穆斯林一样给他们修建做礼拜用的场所，“这显然是不尊重他们信仰。”

大部分阿拉伯精英阶层，都有西方教育背景、深受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在政治理念、社会发展目标诉求上、社会文化发展上，都极为推崇西方社会模式。即使是受过教育的普通年轻人，也普遍喜欢美国并向往移民美国——“当然，我们也喜欢我们阿拉伯歌曲，而且我还是个穆斯林。”

被英法等国殖民的历史和经济交往，使阿拉伯社会无论城乡，只要受过教育，普遍能说流利的英语，在北非，则还有法语和意大利语。不少中资公司的员工感叹，阿拉伯社会的英语普及程度，很容易让人会去反思，中国的教育体制是否有问题。

阿拉伯世界因国家制度的不同，在世俗化程度上有很大区别。一般来说，北非和中东世俗政权的社会世俗化程度极高，而海湾君主国家的世俗化程度较低。

以世人对阿拉伯世界印象最深的多妻制为例。发生政治动乱的突尼斯是第一个实行一夫一妻制的阿拉伯国家，而且鼓励少育，对不超过4个子女的家庭免征所得税。在埃及，娶2个妻子的男子只占总人数的1%，一夫多妻家庭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一，娶4个妻子的只占0.03%。摩洛哥虽然存在一夫多妻制，但受新法律的限制。多妻制较高的海湾国家，比例则为8%左右。

对女性的态度，则显示出西方化和保守文化的双重作用。有过丰富跨文化交流经验的人普遍认为，阿拉伯男子远比东亚国家男子更尊重体贴女性，不可能见到粗鲁和出格的举止。即使是穷困地区，也很难看到女性干体力活，更不能接受女性被迫上街乞讨。

　　即使是在沙特，政府也逐渐放宽女性在政府、法律机构、银行、医院的就业限制，逐渐开始出现女导演、作家、甚至官员。此前无人质疑的宗教警察制度，已逐渐开始受争议，甚至出现不少控告宗教警察的案件。

　　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以迪拜为代表）在经济强劲发展和国际化程度的大幅提高的同时，世俗化程度趋势已经显现。像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埃及等国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西方社会的高度交往，世俗化程度已经远远走在阿拉伯世界的前列。

最能体现出西方意识对阿拉伯社会影响的，也许是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Al Jezeera) 。如果看其英文频道，很难发现它与西方主流媒体具有根本性的差异。半岛电视台创办者埃米尔.哈马德，曾留学英国，熟悉并推崇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体制。埃米尔是近几十年来为数不少的阿拉伯新一代精英阶层成长、发展轨迹的缩影。

但阿拉伯人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往往会有爱恨交织的纠结。比如很多阿拉伯人会仇恨美国或者批评美国，但很多人却说：“我喜欢美国社会，我并不仇恨美国人，但我们讨厌美国在穆斯林的土地上舞弄枪炮指手画脚”；如果给一个普通的阿拉伯人看恐怖袭击的视频或者照片，多数人，是静默的沉思之后说：“主啊，不应该这样”。

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在2001年至2007年对超过35个穆斯林国家的民意测验也显示：穆斯林批评或者欢迎一个国家是基于这个国家的政策，而不是他们的文化或者宗教；他们最赞赏的是西方的技术和民主；他们对西方最反感的是西方的道德沦丧和传统价值的崩溃——这个同在美国展开的调查结论一致；多数不希望宗教领袖直接参与宪法的起草和制定，但希望宗教法能成为立法的渊源之一。

 

【我是谁？世俗化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纠结】

 

然而，经过世俗化和西方教育的阿拉伯人，未必全是西方化的阿拉伯人。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不但今天频繁活跃的恐怖分子几乎全数是受过西方式教育出来的人，甚至要追溯现代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源头，无论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还是基地组织，其精神领袖正是早年在美国留学的埃及作家赛义德·库特卜。

911事件发生后，贝克特宗教自由基金会在《华盛顿邮报》上以整版篇幅刊登了一则广告，谴责本拉登及其恐怖组织歪曲伊斯兰教。广告的大字标题是——“奥萨马·本·拉登劫持四架飞机和整个宗教”。

　　它说的是一个事实，因为伊斯兰世界之外的人，很容易把那些狂热的宗教分子误以为是受传统宗教灌输培养出来的现代文盲，把该地区极端宗教主义、恐怖主义、政治激进势力大量存在归因为阿拉伯世界的宗教文化传统。

　　但本刊记者在问及一个阿拉伯朋友如何看待挟持民航客机的911恐怖分子时说：“美国的确让我讨厌，但我也讨厌那些人（恐怖主义者），他们喝酒、狂热、暴力、杀戮平民，这不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会做的事情。”

其实，当年本·拉登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时期在巴基斯坦建立军事训练基地时，聚集在他身边的那些狂热的圣战者，几乎全数出身于上流社会，均受过高等教育，有些人甚至是西方国家的二代移民。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与传统穆斯林有极大差别。

或许值得一提的是，基地组织甚少来自宗教势力更保守的海湾国家，一度骨干成员全数来自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埃及。

驱使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成为狂热极端主义者的理念，恰恰不可能是传统乡村未受过教育的文盲，而只能是接受过现代西方教育的年轻人。用最简单的话概括就是，困扰他们并促使他们成为极端主义者的是一个终极问题：我们是谁？

而这种提问，原本就是一个西方化教育，或者说受西方本身出现的反现代化文化思潮启发的必然产物。

像赛义德·库特卜系统性地提出要为了拯救穆斯林乃至全人类，必须与西方进行终极决战的理论，恰是在美国留学考察的过程形成的。而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其他几位精神领袖如毛杜姆和霍梅尼，均对西方现代各种思潮有过系统研究，像毛杜姆和库特卜就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颇为赞赏，认为按照他们的理想改造国家，就必须经济上搞全盘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但他们同时将马克思主义者的无神论视为寇仇，认为它与堕落的资本主义一样，是文明的大敌。

几乎所有非西方民族在被迫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都难免有精英阶层的自问，现代化其实就等于完全西方化，如果彻底西方化，我们又是谁？这个终极问题，很容易使被困扰者掉转过头走向强烈的国粹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以最极端的反西方化面目出现。而阿拉伯世界做为基督教世界的邻居，长期就是西方世界相对的他者，这种现代化之后我是谁的追问和焦虑，自然来得比任何一个文明都更强烈。

如果这股困惑少数精英的思潮与大众在转型社会中的困境结合，则会出现在世俗化和现代化上的大规模倒退。最典型的例子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革命前，巴列维王朝靠丰厚的石油美元，在世俗化和现代化上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但腐败、专制、贫富分化、道德和价值失序，使得社会大多数人群产生了强烈的回到“我们的过去”的情绪。伊朗轰轰烈烈的街头民主运动和起义终于取得大胜，但建立的却是民主的政教合一的制度。

而在埃及的民主化运动中，最大的反对派组织，正是此前埃及世俗政权和西方国家最为担心和忧虑的极端主义组织穆斯林兄弟会，虽然它已在政治主张上放弃了暴力活动，但却坚决主张建立库特卜理想中的严格遵守伊斯兰律法的政教合一国家。之所以在瓦吉吉的火烧到了埃及时，西方国家一时不知道该按照自己一贯标榜宣传的价值观去支持肯定，还是应当支持穆巴拉克，其担心正是由此。

虽然，今天阿拉伯世界的普通老百姓明显缺少这种“我是谁”的文化保种自觉或危机的强烈意识，但却普遍存在担忧。对多数阿拉伯人来说，西方丰富的物质财富、发达的文化无疑具有强大诱惑力，而传统宗教的信仰与向往，仍然是宗教信仰虔诚的归属。一位阿拉伯人说：“先进的东西，我们当然喜欢，但没有人会愿意失去我们的信仰和传统”。也许正是这样的困惑，见证着阿拉伯世界缓慢的“世俗化”转身。

 

【从共和之乱到最后的君主】

 

阿拉伯世界不同时期分别为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殖民统治，不但把阿拉伯国家的地图都变成直线，而且还把这片广阔土地塑造成一个各种政治制度的微缩展览馆。

阿拉伯人自认为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信仰、有共同的历史，但在这片土地上，君主制国家，既有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沙特、阿曼），也有立宪君主制（约旦、科威特、巴林、卡塔尔、摩洛哥），君主制还分联邦制和单一制，而非君主制国家则更为玲琅满目，有共和制（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黎巴嫩、北也门、伊拉克），社会主义国家（南也门），还有说不清什么制度的利比亚（初级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和制，卡扎菲自称权利属于人民，坚持只用卡扎菲上校）。总之，没有哪个地方的制度光谱有如此丰富。

造就这种琳琅满目制度奇观的，除了殖民统治因素外，还有种种现代思潮的冲击和洗礼。

　　一战之前，阿拉伯人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为争取民族独立，以阿拉伯游击队为代表的民族独立运动，在一战时站在了英法协约国一边，当时很多阿拉伯人视之为实现一个统一独立阿拉伯国家的良机。但英法等西方强国对阿拉伯世界的进入，反而加速了阿拉伯世界的四分五裂。英法对阿拉伯世界进行占领和重新划分。

　　而俄国的十月革命也影响到阿拉伯国家的独立民族运动，甚至在伊斯兰教传统浓厚的部分阿拉伯国家有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运动思潮的影子。于是，一个阿拉伯世界形成了不同的阿拉伯国家不同的民族独立运动，它最终导致二战后，阿拉伯世界分别走上了不同的民族独立国家的道路。

　　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黎巴嫩、南部也门、伊拉克等国独立后采取了“共和制”，，这几个阿拉伯国家深受二战前后社会主义运动思潮的强烈影响。不仅出现了“ 共产党”、“阿拉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联盟”等口号和组织，甚至很多国家提出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建设。

　　如埃及领导人纳塞尔宣称埃及选择“自由、公正和富余的”“阿拉伯社会主义”道路，苏丹在70年代，“社会主义联盟”甚至成为国内唯一的合法政治组织，在阿尔及利亚，布迈丁通过政变上台后，提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权目标。……这些国家，民族独立过程之中和之后，经历了多次从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到共和制和宪政的变革，其间，也多次发生政局动荡。而这种政治动荡，至今仍然延续。

　　这股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浪潮刺激影响下的民族独立运动，一度想建成统一的大阿拉伯。这些国家一开始均因此站在西方国家的对立面上，但这种想象，在复杂的外部力量和内部矛盾中很快烟消云散，各国先后与西方和解活成为其坚定盟友。而心中还有一念大阿拉伯之梦的，只有疯子萨达姆和疯子卡扎菲。

　　而这些革命时致力于建设一个公平平等社会的共和制国家，几乎无一例外走向了革命的反面。

　　以“模范国家”埃及为例，萨达特时代大幅度开放民主、倡导言论自由、实行多党政治，但反对派大量出现、伊斯兰复兴运动盛行、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也开始出现，萨达特本人被极端宗教分子刺杀，接任的穆巴拉克在几十年的统治期间，同样屡遭谋杀，但长期高压统治，政治经济极权化，社会腐败，经济恶化、民生问题恶化，导致了他这次的下台。至于利比亚、伊拉克、苏丹、阿尔及利亚就更为动荡。

　　君主制国家同样政治动荡不安，近二十年来，约旦、巴林、摩洛哥等国在王权更迭过程中，也发生过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局面。只是近些年来，得益于丰富的石油资源、强化宗教社会功能、大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社会局势相对稳定。

而沙特，则更多的受到传统宗教和部族势力影响，建立了最独特的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国家。受益于巨额石油收益和强烈的宗教传统影响，能保持住长时间的稳定，但代价却是社会的僵化和落后。

对君主制国家来说，诸“阿拉伯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因为这些国家的制度和价值观与 “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而“阿拉伯社会主义共和国”最大的敌人，则是极端宗教主义运动。极端宗教主义与世俗化强权，是阿拉伯世界内部左右和支配的两股最大思潮。而专制王权国家沙特阿拉伯，在扮演西方国家盟国角色的同时，还是各种极端宗教主义组织最大的赞助商，输出宗教极端主义以瓦解社会主义。

　　但君主制国家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高等教育的普及、西方文化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渗入，对君主制国家的固有社会价值观念发生冲击。世俗化程度和西方化程度的提高、民主政治思潮也逐步开始蔓延。这些君主化国家或多或少的已经开始或者面临民主政治变革。

　　而下一代王权更迭过程中，能否实现平稳过渡，也将是君主制阿拉伯国家即将面临的挑战。

总体上，无论是具有传统特征的宗教王权国家，或是具有强烈社会革命色彩的阿拉伯国家，在伊斯兰宗教主义复兴的潮流下，大多走向了专制和集权的方向。利比亚、伊拉克、也门、苏丹等共和制国家这种倾向更为强烈。

　　迄今为止，阿拉伯世界唯一的民主国家，是美国驻军下的伊拉克，虽然其暴力袭击事件持续不断，但因国民的高度的受教育和世俗化程度，却在不少阿拉伯人看来是最有前途的一个。

 

【Insha'Allah，动荡的大地】

 

如果你有一个阿拉伯人朋友，你一定会经常听他说起一个常用语：Insha'Allah。

这个阿拉伯人总挂在嘴边的常用语，往往令其他文化的人在与阿拉伯人打交道时极为困惑。

当他希望一件事情成功，他会说Insha'Allah，这时Insha'Allah的意思是“愿真主成全”。

当他答应你赴约，会说一声Insha'Allah，这里Insha'Allah的意思是，如果他能来的话，这是上苍的意思（如果不能来，也是真主或上苍的意思，反正不怪我）。

阿拉伯人对宗教的虔诚、对生活的达观和随遇而安，阿拉伯人意愿和主张的捉摸不透，都可在一句Insha'Allah中体现。

历史上，阿拉伯人取得过极高的文明成就，欧洲文艺复兴时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和哲学、文学的源头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甚至远在哥白尼之前，阿拉伯天文学家比鲁尼就提出过日心说。

但今天的阿拉伯世界却是全世界拥有财富与文化科技创造力落差最大的地区。

尤其是在海湾地区一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国民坐拥巨额财富，完全不用从事任何劳动，全靠国家发放的补贴生活，除宗教外，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而且文盲率甚至超过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国家。在这些国家，仅学生每天五次礼拜需要占用的时间，就使得其不可能有与其他国家可比的正常的教育。

即使是在世俗化程度很高的阿拉伯国家，在中国人看来，阿拉伯人对宗教的虔诚，也使得其整体上特别容易随遇而安，哪怕是贫穷的阿拉伯人，也明显缺少强烈的物质追逐动力。教义上，伊斯兰教主张富人要行善，从道德和价值观上反对赚取利息和追逐财富，靠积极进取赚取财富的观念远较中国人淡漠。

在中国人看来，阿拉伯人只要能维持生计，就会一杯咖啡、一壶阿拉伯水烟，轻松打法掉一天的时间，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同样，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疯狂挣钱不知疲倦的劳动，居然不需要信仰就可以过活，也是不可思议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非君主制的阿拉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国有化浪潮，在集权制度下不但便于日后登台的权贵聚敛财富，也消磨瓦解了阿拉伯社会的效率观念和敬业精神，

　　阿拉伯人这种缺乏进取热心，在全球化时代带来的尴尬是，在阿拉伯世界，绝大部分阿拉伯人从事政府和社会机构、商贸企业、银行、旅游等社会性非技术性工作。重体力和技术性的工作，大都交给了外国人。

　　如在迪拜，无论是建筑工地、石油企业、厂矿企业中，技术、劳务核心业务工作鲜有本地阿拉伯人参与。这种情况，在埃及、阿尔及利亚、沙特、卡塔尔、利比亚等国家都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卡塔尔航空（Qatar Airways）和阿联酋航空（Emirates）是发展最为迅猛的两家世界性航空企业。其员工队伍中，仅在管理层和少量机务飞行人员中，阿拉伯人占有一定比例，处此之外，地勤、保障、技术服务、空乘本地阿拉伯人就业比率极低。

中国人的加入全球分工，使阿拉伯人的尴尬地位更加明显，在阿拉伯的集贸市场上，甚至连阿拉伯文化特色的小商品小工艺品，只要是能大规模生产的，几乎全部是来自中国的温州，只有少数非手工制作不可的器皿，阿拉伯工匠还能找到用武之地。

　　阿拉伯文化中与在全球化要求最不适应的，恐怕还是阿拉伯人今天依然普遍的缺乏时间观念、效率观念和守约观念，依然顽强地保留着游牧社会和小农社会的习惯。

　　阿拉伯人热情承诺后的一句Insha'Allah，会让异类文化的合作伙伴完全不知道这位阿拉伯朋友是否会如约，甚至是否还记得这件事。

　　阿拉伯人身上这种安于天命的观念，明显不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节奏，也使得整个阿拉伯世界在全球化时代，除了石油之外，完全无法找到自己的定位。

　　无论是从社会极度分化的贫富差距、观念对立，还是从社会制度构建，阿拉伯世界面临的困境，看上去比任何地区都更多。在不少人看来，喜欢讲Insha'Allah的阿拉伯人，乐意安于天命，一切看真主意愿的阿拉伯人，意味着他们除了在宗教信仰上虔诚、认真外，对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社会的命运缺少持续的热情和耐心。

　　而它在全世界政治、经济中占有的特殊位置，使得阿拉伯世界依然无法摆脱外部世界的影响。在外来力量的支配下、挤压下和刺激下，已经持续动荡镇痛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土地，依然蕴藏着巨大的动荡能量。谁也不知道这一波的震荡会造成何种深远的影响。

　　Insha'Allah，真主保佑阿拉伯世界。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22503044619 49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22503044619 Fri, 25 Mar 2011 12:30:44 +0800 2011-03-25T12:37:04+08:00 <![CDATA[妇女应当国有化]]>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21041450418

        有关键词限制，全文见http://www.bullock.cn/blogs/huangzhangjin/archives/150702.aspx

        关键段落节选：
       让我们想象一下“妇女国有化”以后的美好前景吧。当我国公民到了适婚年龄，则自动进入政府的规划视野，给你一个时限，比如一年，让你自主选择婚姻对象，这个阶段，遵循的是完全的市场化原则，年限一过，则进入一个调控帮助阶段，即根据国资委制定的某些标准，给你提供一组候选对象，让你自主选择，这个阶段过后，你若还是单身，对不起，由发改委和国资委强制电脑随机配对，由计生委强制婚姻。
      如此一来，诸如包二奶这种囤房现象，剩女这种小产权房——种种乱象都会一扫而光，中国男性结婚难现象将会大幅缓和。甚至，商务部也可参与进来，由发改委规划，由国资委登记造册，从越南、非洲等地引进新娘，解决我国的民生问题。
      毫无疑问，比起各种住房限购令、强制征用囤房，妇女国有化才是更利国利民大庇天下光棍俱欢颜的仁政。
      ……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21041450418 19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21041450418 Thu, 10 Mar 2011 04:14:50 +0800 2011-09-23T17:26:20+08:00 <![CDATA[妇女应当国有化]]>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21034925748

     每次父母打来电话，我都会心惊胆战，无他，第三句话一定是问对象问题有眉目否，结尾必是长长一声叹息。为人子者，让爹妈每次电话都把死都无法闭眼的话重复一次，内心苦痛可想而知。
     这可真不是我的错。
     中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据说男性比女性多出六千万人，青壮年龄段尤甚。这就跟中国房价一路飙升情形相似，乃是供需不平衡之故。
     但在中国，几千万男人注定将打光棍，绝不仅仅是因为性别比例失衡，适龄女性供给不足的问题。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在中国，官员富豪普遍流行养情人、包二奶——何止二奶，很多家伙一包就是四五六七奶。国外的情形如何，我没调查，但据几位友邦人士感叹，全世界也只有你们中国才有如此公开而普遍的包二奶行为。
     稍有常识的人们都不难想象，这些人圈占的二奶三奶四五六七奶，如果拿房产来比方，完全相当于比较靠近市中心地段的住房。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的包二百现象的泛滥，使得可供单身男性选择的女性数量更加不足。
      但是，之所以这种破事还好意思写出来，实在是因为最近的两会出现的一些提案议案，以及我国政府一些政策的动向，一下让我看到了希望。
     比方说，百姓呼声极高的住房问题，现在开始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各地纷纷开始出台各种限购令，让盼房心切、买房无望的人又燃起了一线希望。最近，政协委员常兆华认为应当打击“囤房”现象，他建议国家要像治理“囤粮”一样治理“囤房”，比如可采取强制征用空置房，在一定时期内以廉租房形式租出去。
     毫无疑问，对一个人来说，结婚问题比住房问题更重要，既然住房问题国家都愿意动用强制手段解决，为什么结婚问题国家就不管呢？
     像包二奶这种行为，比囤房问题严重多了，囤房不招惹任何一条国法，而包二奶则有严重的重婚嫌疑。既然囤房可以被强制征用，为什么二奶不可以强制征用？
     当然，国家强制干预，历来是有人反对的。比如，一直有人声称，商品房这部分，国家应当遵循市场规律，让市场自发调节。好吧，你看看中国性别比例如此严重失衡，居然还出现了“剩女现象”，而且还开始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社会问题。婚姻问题政府这些年可是从来就没干预过，剩女现象的存在，难道不是充分地说明了市场失灵问题么？
      既然我们的各级政府已经开始强力干预住房问题，毫无疑问，为了解决婚姻难这个更为基本的民生问题，政府同样应当强力干预婚姻问题：
      ——妇女国有化。
      一旦妇女国有化，则包二奶情形则相当于囤房，剩女就相当于小产权房。予以毫不留情的坚决打击。
      “妇女国有化”并非凭空之想，其实，人类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历史上就曾出现过“妇女国有化”运动。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不久，在轰轰烈烈的国有化运动感召和启发下，部分地区的劳动人民自发地实施了“妇女国有化”，因为“妇女是一个民族再生产的生产资料，不能被剥削阶级占有，应当国有化”。
      不过，当时的新生政权并未将之纳入社会规划目标，也未及时指导人民群众将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个人民自发的社会主义摸索和实践过程中，自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遗憾的经验教训。
     “妇女国有化”运动在当时的苏联无疾而终，不等于今天在中国不能实行。今天的中国，财力空前强大，虽然，中国的计委变成了发改委，经委变成了国资委，但这几年的国进民退，充分证明了我们的计委、经委虽然改了名字，但功能齐备，经验更丰富，如果再加上计生委的协助，它们完全有能力处理好妇女国有化的问题。
      让我们想象一下“妇女国有化”以后的美好前景吧。当我国公民到了适婚年龄，则自动进入政府的视野，给你一个时限，比如一年，让你自主选择婚姻对象，这个阶段，遵循的是完全的市场化原则，年限一过，则进入一个调控帮助阶段，即根据国资委制定的某些标准，给你提供一组候选对象，让你自主选择，这个阶段过后，你若还是单身，对不起，由发改委和国资委强制电脑随机配对，由计生委强制婚姻。
      如此一来，诸如包二奶这种囤房现象，剩女这种小产权房——种种乱象都会一扫而光，中国男性结婚难现象将会大幅缓和。甚至，商务部也可参与进来，由发改委规划，由国资委登记造册，从越南、非洲等地引进新娘，解决我国的民生问题。
      毫无疑问，比起各种住房限购令、强制征用囤房，妇女国有化才是更利国利民大庇天下光棍俱欢颜的仁政。
      在万众关注两会之时，本人强烈呼吁，妇女应当国有化。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21034925748 120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21034925748 Thu, 10 Mar 2011 03:49:25 +0800 2011-03-10T04:21:52+08:00 <![CDATA[图片：蒙古历史教育]]>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24115810528


摄影：段宇宏

图片：蒙古历史教育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蒙古大清洗时期遇难者尸骸

 
图片：蒙古历史教育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挖掘整理蒙古大清洗遇难者尸骸现场照片



 
图片：蒙古历史教育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苏联人在蒙古大清洗留下的埋尸坑


 
图片：蒙古历史教育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蒙古大清洗时期各级宗教遇难者统计，其中普通喇嘛一项6000余人


 
图片：蒙古历史教育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蒙古大清洗时期遇难者分省统计图局部



 
图片：蒙古历史教育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蒙古大清洗图局部


 
图片：蒙古历史教育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蒙古大清洗全图
图片：蒙古历史教育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反映蒙古集体化时期抢夺牧民财产的油画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24115810528 487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24115810528 Sat, 5 Mar 2011 00:01:21 +0800 2011-03-05T00:09:21+08:00 <![CDATA[照片上的范儿]]>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2212820669

      照片上的范儿

　　刘瑜老师在《号外》杂志里对所谓民国范儿的不屑真是超赞。
　　其实，陈丹青老师所谓的“民国范儿”，不过是看着老照片，发发新感慨，感慨当不当，还得细追究。
　　如果不是故意，看图说话时，绝不应遗漏一点：打中国出现照相机，从清末到民国，老照片中的普通中国人，基本是一副萎靡不振精神面貌类乎啮齿类动物状。如果以多寡论，民国范儿就不是赳赳民国，而是萎靡民国。
　　当然，如果考虑到拍这些照片的人，不是盛气凌人的西洋人就是身着洋装令人畏惧的高等华人，或许还应有这样一层体贴：寻常中国人在老照片中呈现出啮齿动物状，未必是其自然真实情景。
　　至于老照片中极少数的“范儿”，则更应有一番细细分辨。不知道是否有人留意过，照片刚传入中国时，满清王公贵族在照片中也是一副柔弱不振状，同治中兴年代，并非所有大员都畏洋如虎，但照片上多是一副驯良温厚状，反而是到了清末快要亡国之时，部分涉外官员突然开始有了范儿，留起上翘的八字须，目光冰冷，趾高气扬。
　　要说范儿，其实最典型的是清末北洋军阀那批人，这些人哪个不是一副德国容克贵族的范儿？即使是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这三个在国家沦落到极点时担任外交官的倒霉蛋，照片上也绝对是一副帝国主义强盗的傲慢嘴脸。
　　如果还要说得更明白一点，这个所谓的“范儿”，其实只是当时一切模仿西方的产物。
　　要说模仿西方之彻底，自然是当时的日本，毕竟同时代的中国上流社会，只有经常与西方接触的人才会突然有了那种范儿。你看明治时代日本的宣传画，画面上的日本官员军人，无一例外高大挺拔，高鼻窄脸上，不是上翘的八字须就是络腮胡，人人神情倨傲，若无汉字，你会以为画的全是欧洲人。自然，他们笔下的狼奔豕突的中国人，才有一副典型的东亚长相。
　　明治时代照片上的日本人，你看不到日本人特有的谦恭，个个是高等食肉动物的欧洲范儿。
　　日本人在照片中的欧洲范儿，一战前后达到极点，之后，打败了俄国又成为新列强的日本，自信满满一如今天的中国，国粹主义盛行，日本人又开始有了东亚人的范儿，到二战结束，才算得上彻底回归，脸上逐渐有了日本人的正常表情。
　　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西洋范儿经过一番倒U型的剧烈起伏，民国亦然。民国时代倒U型的顶点当以北伐为界，此前，军政要员无论是否留洋，你看照片，个个都范儿十足，甚至是山寨大帅土匪头子，只看戎装照，名字里不带“冯”，也会带“德”，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军政要员和留洋精英身上的欧美范儿基本一扫而空，其精、气、神颇类隔壁的昭和范儿。
　　提醒一下，这里说的都是照片。照片上和照片下并不是一回事。
　　还是从照片上民国范儿的正牌儿老师说起吧。
　　话说，当年照片中的西方人，无论男女老幼，几乎看不到任何笑容，个个神情冷峻倨傲，与今天的西方人截然相反，是西方衰落或被共产党统治丢失了范儿？
　　记得《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中有一段话印象特别深刻，作者借尼尔斯之口感慨，为什么墙壁上挂的合影，人们个个都是一副冷峻傲慢的样子，不肯有一点笑容。我想，下面这个解释应该是最有道理的：
 　　在相机还未普及进入每一个家庭的时代，摄影留念是件极为郑重的事情，在相机面前该摆什么poss，人们首先能想到的就是站在油画家面前的贵族，于是，当年油画框中的王公贵族们是什么表情，照相机前的人们就是什么表情，就像白岩松一脸痛苦的CCTV范儿会传染给各个地方小电视台一样。通过照片，威廉皇帝趾高气扬的牛角须传给了袁世凯也传给了孙中山。
　　——虽然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无论学解放军范儿、还是做闯将科，甚或是不模仿任何人，留在黑白相纸上的都是极其严肃而不自然的表情，与早些年欧洲人在相机前的贵族范儿相比，实在无高下之别，都是一种因为稀罕、郑重的“做”。
　　今天，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想在照片中看到范儿，实在是不可能了。不仅仅是相机普及的缘故，也与民国范儿的老师——西方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观念变化有关。
　　在今天的西方，范儿这个东西，惟一能看到的地方，就是仪仗队，这也是中国唯一没有学习西方的地方。西方国家（包括苏联）仪仗队在接受检阅时，无一例外都是高昂着下巴，做傲慢的贵族范儿。问题是，检阅仪仗队虽然源自西方传统，但论起仪仗队的整齐划一，银河系也找不出比中国更好的来。
　　许多年后，会不会有人怀念白岩松的CCTV范儿和PLA的仪仗队范儿呢，这个真不知道。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2212820669 87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2212820669 Wed, 2 Mar 2011 01:28:20 +0800 2011-09-23T22:11:17+08:00 <![CDATA[一个非典型宣传官员的一天]]>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10591439697

一个非典型宣传官员的一天

 

伍皓是个让人看不懂的人。

就任宣传部副部长后，他不但有“躲猫猫事件”中请网友调查团、在全国率先建立网络发言人等一系列大胆出位举动，更有亲自实名上网与网民互动，成为微博明星等违背官场逻辑的奇异举止。最奇特的是：他越是公开发表意见，你越是看不懂他——甚至，从完全相反的两种动机去理解他的言行，在逻辑上都能成立。

    在媒体的热炒中，一个中国官场的“异类”似乎诞生。

日前，他在微博里宣称将改行当记者，并且将在微博世界里消失一段时间，立即引发一阵猜测：看来，这个不按中国官场牌理出牌的家伙终于在这个位置上呆不下去了。然而一切与你的猜想不一样，伍皓既没有中断微博，也没有去当记者。很可能，他将比所有人想象的走得更远。

 

记者 邓飞

 

早上九点多，伍皓坐到了自助餐厅里。这位身材矮小、脸上刮得干干净净、无框眼镜后透着坚定自信的年轻人，自2008年12月成为云南省宣传部副部长以来，就一直是中国最受关注也是最受争议的宣传部官员。

他的“改行”只是一项临时任务：宣传树立一个新的典型。伍是一个人数高达30余人的采访团总指挥，他和他的团队已在距昆明近600公里的保山呆了20天，此刻，与他同坐一桌的是重要的搭档——保山市委宣传部长、《云南日报》负责人。

伍皓的盘子里放着两块红薯、两截玉米，他微笑着细嚼慢咽，同时语速缓慢地与陪同者交流，伍口才并不很好，他讲了一个笑话，一个姓王的人吃了八个鸡蛋，人称王八蛋，于是旁听者笑了起来。期间，他的司机悄无声息地给他端来一碗米粉，还递给他三粒小药丸。

约9点半，伍皓和他的团队从云南省保山市的一个酒店出发，前往四十余公里外的善洲林场，这个林场的名字来自他们要宣传报道的对象：杨善洲。

 

   【决定命运的三封信】

 

杨是原保山市市委书记，他在任期间就以清廉克己闻名，被称为“草帽书记”，1988年杨退休后，回到大山里组织造林6万亩。

报道杨的团队成员来自云南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和当地媒体，分为理论组、摄像组等数个小组，计划用30天时间集中采访，最后用新闻报道、历史记录片、诗歌、电影等多种方式来展现一个最新人物典型，方案自然是伍皓定下的。

在扬名全国之前，伍皓已有极为丰富的宣传树立典型经验。

这位在西藏呆了长达8年之久的前新华社记者，参与了援藏干部孔繁森和扎根西藏的气象工作人员李金水两位全国著名先进人物的宣传报道，尤其是在后者的先进事迹宣传中，伍皓曾写了一篇长达8000字的报道，并因此获得西藏自治区首届“十佳新闻工作者”称号。

事实上，伍皓本人就曾是先进典型。

1988年以四川达县状元身份考入北京大学的伍皓，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与他的不少同学一样，在这个曾为风暴漩涡中心的校园一片沉寂时，陷入了“如何报效祖国”和毕业后“怕得不到合理使用”的迷惘，1990年2月，他参与起草了致时任总书记江泽民的一封信。

3月23日，11位参与者意外受江泽民之邀做客中南海，座谈原定一个小时，但兴致极浓的江泽民一口气谈了4个小时。

听闻总书记亲口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令伍皓热血沸腾。不久，他又写了决定他命运的第二封信，收信人是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立志建设边疆的伍皓很快收到了胡锦涛的亲笔回信，西藏方面很快为他安排了西藏大学的一个任教机会。

接下来，伍皓又写了第三封信，收信人是新华社的领导人郭超人，伍皓向这位老学长表达了更愿意到新华社当记者的愿望。于是，1992年毕业的伍皓成为新华社驻西藏记者。这是北大10年来第一位毕业后直接去西藏的学生。毕业前，伍皓作为学生代表，在怀仁堂再次见到了江泽民。

三封信决定了伍皓的人生轨迹。

伍皓进藏后，其表现无愧于毕业前立下的誓言。当时新华社记者派驻西藏，采取轮换抽调制——一般为期1年半左右，长则3年左右，而且多为老记者。当时应届毕业生直接去西藏的极为罕见，而伍皓在西藏一呆8年，则是更罕见的异类。在伍皓这个年龄，它还意味着耽误了恋爱结婚的机会。

伍皓在西藏期间是新华社最勤奋、出稿最多的记者之一，业务表现也颇为出众。西藏8年期间，多次获得新华社内的好稿奖，此奖虽为内部奖项，但新华社总计约有1500个记者，每年中英文发稿量高达400万条，因此多次获得内部社级奖项殊为不易，大部分记者终其一生也难获此奖项，而伍皓还两次受到新华社社长的通令嘉奖。

在西藏期间，伍皓曾遭车祸，同行者一死一伤，因身材袖珍而被甩出窗外的伍皓，虽一度昏迷不醒，但幸得上苍眷顾，竟成为惟一完整无损的幸运儿。

 

  【并不顺遂的升迁之路】

 

在距林场还有17公路的山路上，车窗外每隔几米就可以看到一朵碗口大的白色纸花扎在路边的树干上。随行人员告之，这是附近村民感念杨善洲的自发举动。一路烟不离手的伍皓遂一脸凝重地感叹：周恩来总理去世时，人民群众在十里长安街上挂满白花，一个官员只要真心诚意为老百姓做了事，就会被老百姓会记住。

11点钟，采访团抵达此行的目的地——善洲林场总部。

这个位于山间一小块平地的林场总部小而简陋，当年杨善洲等人充当办公室的平房，现在已辟为纪念馆，墙壁上张挂着宣传杨的照片、文字资料。而杨最初搭起的那个窝棚，则是这个展览馆的一部分，窝棚里有一张木头和树枝搭起的一张床，床上铺垫着龙须草，当年杨曾在这个窝棚里吃住了7年。

在随行人员陪同下，伍皓参观了小小的展览馆后，与同行者一起在庭院里看生前接受采访的录像。画面中，杨朴素如老农民，他是个典型的旧式传统干部，在谈到其清正简朴努力工作的动力时，杨以一个淳朴农民对世界的理解说：“我不想干不好工作，被捉了去坐牢。”听到这句话，伍皓也忍不住和其他人一起哈哈笑了起来。

杨善洲是一个清教徒式的先进典型。当地资料称，杨1988年退休后，不肯搬进省城老干中心接受国家养老。他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大亮山——那里曾是一片原始森林，后遭1950年代大炼钢铁时期毁灭性的砍伐，杨也曾是砍伐者之一。他发誓用余生再造一片森林。

为实现其愿望，杨曾把地委大院里两棵龙柏盆景带回林场移栽，还一度在保山市区、施甸县城水果摊边捡拾果核。施甸县委书记得知后，叫一个副县长去劝阻老人，说县里一定会安排一笔经费来帮助购买树苗。老人拒绝，说县里太困难，能够省一点就是一点。

20年后，杨亲手栽种的松林在公路两侧已经成林，整齐挺拔，光线漏进林子，纯洁温暖。回城途中，伍皓招呼车队停下，要采访团感受下现场。伍在马路上站定，仰脸深深呼吸了一下，既像自勉又像鼓动属下地感慨道，一个人只要有强大信念，将爆发出怎样一种力量，将怎样改变世界！

也许只有伍皓才会当众发出这样的感叹。曾与伍皓同学和共事的人均认为，仿佛是为弥补他的身形不足，他生来就有一股令人生畏的强大自信。

今年40岁的伍生于四川达县的一个贫困乡村，父亲是乡镇农技站的农技员，母亲是乡村民办教师。高考被北大录取那年，伍被乡亲视为天上文曲星下凡，不日一定将成为大人物，他们愿意凑钱来帮助伍购买到北京的火车票。

但走出北京站后，伍皓才领略到令人头皮发紧的另一个世界——他孤身一人，甚至连问路都不会；更大的打击来自一个个见多识广的生于城市的同学，晚上宿舍讨论，那些不断被谈起的外国名人他闻所未闻，他插不上一句嘴。

但是，在3个月埋头图书馆如饥似渴的苦读后，伍皓不但能参与宿舍里的夜谈会，并成为主讲。接下来，伍成了学校校刊记者团的团长。

多年来，伍皓强烈且不加掩饰的职场进取之心，往往会在旁人眼里显得不合时宜而鲁莽可笑。曾与伍皓熟识的人说，伍皓最让人感叹的是，他明知自己经常是周围私下议论甚至取笑的对象，依然对自己坚信不疑，从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伍皓坚信自己是被老天眷顾的人。他承认高中时数学不好，每次只能拿到总分120中的80多分，但高考时数学试题过于简单，他竟然拿到了115分，他这才有机会鲤鱼跳龙门。

但献身西藏后，老天对他的眷顾实在不多。1998年3月，伍皓在付出异于常人的努力后，终于获得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挂职机会。与在内地发展顺畅的同学相比，伍皓不但经济上不富裕，而且仕途上的进展亦只算平平而已。

到了1999年，伍皓在西藏呆的时间已达内地援藏干部的8年极限。伍皓此时应有资格调回北京在新华社总社工作，但当年把他当成憨直、忠诚、勤奋、好学的苦孩子而怜惜赏识的老领导，在他的“超长期服役”期间已纷纷退休。

是年10月，伍皓转调入新华社云南分社，任政文采访部主任。

此后，伍皓在新华社云南分社各部门缓慢升迁，历6年之久，才获副总编辑一职（此职位原名采编室主任），行政级别副处。此前，伍还曾于2002年6月主持创办新华社云南分社的《云南内参》，但这份内参刊物后来被批评和地方过于密切，或将损害新华社国家耳目的功能，被统一裁切。

以伍皓的学历、经历、业绩，实在算不得上天眷顾。曾与他共事的同事分析说，如果无意外，伍皓或许将在50岁上下时，得以资历升迁至云南分社副社长这个级别，以副厅级官员终老，事业上难得有一番作为。

伍皓这次要树立的典型，某种程度上与他有相似之处。伍皓对物质殊少追求，早些年，老同学聚会，在大城市发展的同学衣着光鲜，腰挎大哥大，伍皓则看上去又土又穷，但伍皓丝毫不以为意，他坚信自己的选择，热情不减。

老天不负有心人。2008年7月19日中午，伍接到来自云南省政法委书记一个语气紧张的电话，称孟连发生大规模骚乱，称省委书记白恩培指令政法委和新华社一起来处理该一事件，并称是省委书记点名要伍参与报道。

之前不久，一李姓女子在贵州瓮安县溺亡，警方称是自杀，导致数千人上街，焚烧公安局大楼和其他两楼政府大楼。中央要求各地吸取瓮安事件教训。

伍带着一名记者迅速赶到孟连。在新华社云南分社期间，伍皓曾操持《云南内参》数年，不但擅长报道正面典型，更因熟知官场运作规律，亦长于娴熟采写负面报道。他很快做出结论：孟连事件刚发生时也就是一个小事，但当地党委政府把它定性为‘一小撮农村恶势力操纵的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聚集和对抗。

伍皓建议用一种公开、透明的报道办法写出民众的抱怨，他甚至引用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的话来嘲弄一些官员：“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上，不如跳河算了！”

伍的报道显然安抚了民众，较快满足了民众诉求，很快平息事端。

后来，伍概括说，一壶已经烧开的水，如果你还捂着盖子，壶底都可能会被烧穿。但如果揭开盖子，可能会烫一点手，水就变成蒸汽消散。

省委书记对平息孟连事件极为满意。3个月后，伍被宣布调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由一个副处级干部越过正处，直接变成副厅，对38岁的伍皓来说，它不仅意味着仕途上的惊人一跃，更是人生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不按牌理出牌的年轻人】

 

中午13点，在当地领导陪同下，伍皓一行到一个农家乐午餐，施甸县委书记已经提前再次等候。餐桌上，众人继续谈论杨善洲当年的清廉事迹。坐在县委书记一旁的伍皓很少发言，只是倾听主方谈当地工作，但主方介绍当地一道特色菜，强调它由生肉做成，没吃过的人最好不要吃，免得上吐下泻时，伍皓立即来了好奇心，夹了一筷子仔细品尝。

    14时许，伍带着采访团来到了杨的老家——杨退休后终于攒钱修盖了一栋小楼房。玉米铺满庭院，在冬日暖阳下金黄一片，一条黄狗懒洋洋趴着，杨的妻子和长女一直生活在这里，杨拒绝将她们变成城市居民，他认为这是可耻的以权谋私。

   伍皓在众人簇拥下，上前和坐在屋檐下等待的杨妻握手，先嘘寒问暖，然后郑重陈述杨善洲同志先进感人事迹的重要性和积极意义。待随从人员递上礼物后，进入采访议程。

    杨妻被扶进了堂屋，接受采访团的慰问和采访。这个时候，伍皓才忙里偷闲和《凤凰周刊》记者上到二楼狭小堂屋里，自己低头寻了一把小板凳，讲述他这些年来在昆明的生活。

伍皓谈到了他与杨的对比。因为杨一生都在做无可非议的好事——拒绝以权谋私、一身正气、退休后还帮助民众，他理所当然得到体制的褒奖。但伍认为他不同于杨的是，他在做一些开创性的事情，也是效忠国家，但充斥着风险。他需要保全自己，然后谋求下一步发展。

伍曾在微博里公开他的一条职场法则：“第一时间给上司发了短信，报告已回到昆明。”他总结说，要让自己的行踪始终在你上司的视线之内，不要让你的上司觉得你是一只掉线的风筝，不能够时时掌握；由衷钦佩你的上司及身边所有人，从他的言行中发现对自己的启迪等等。

然而，熟悉他的人认为，这恰好是伍皓从来就不太懂得职场法则的证明，一个简单的常识是，一个局级官员居然如此直白公开地讲述不应说出口的职场法则本身就是职场大忌。

一些熟悉伍皓行为方式的人认为，这种心计从来不加掩饰的拙朴真锐之气，正是伍皓别于常人的特征之一。他的可爱与可恨，皆来于此。

伍皓从他个人很快谈到了他在“躲猫猫”事件中的考验和经验。这桩他就任宣传部副部长才3个月就发生的事件，让他一举成名，而此事操作过程中的破冰意义和技术失当，使伍皓无论在民间还是官场从此成为争议性人物。

2009年2月，云南晋宁县看守所一牢头在惩罚新犯人李某时，致李死亡。但警方竟然称李和人玩“躲猫猫”游戏，撞墙而死，这个离奇的解释引发全国民众的愤怒。

网民不但将昆明改称“昆暗”，甚至有人到昆明试图维权。伍皓和云南省政法委、公安厅负责人沟通后，主动邀请网友成立“躲猫猫真相调查团”，以第三方的形式介入调查。

伍皓当然知道最大的阻力来自哪里，他精心准备了一套官方说辞为自己的行动护法：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执政党的十七大报告也强调最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物和社会事物，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伍皓此举得罪部门利益在所难免，事后有官员曾在夜宵摊拍桌子大骂伍是一个麻烦精、一个试图扩大宣传部门权力的野心家、一个刚挤进官场就可以对同僚下手捅刀子的阴谋家。

伍皓对此早有预见，民心是他背后的靠山，但他未曾考虑周全的问题是，真相调查团因为成立仓促，法律支持不够，且遭遇基层官员的竭力抵抗。调查团无法进入事发监室，更无法执行原定调查计划。

网友们大失所望，对宣传部门的积怨再度泛起，认为伍皓虽然不像旧式宣传官员一样对舆论使出拖、堵、删等手段，但同样糊弄民众，令民众无法接近和获得真相，也不是好东西。

伍第一次遭遇内外交困，甚至不得不公开自己的网上聊天记录，力证组建网友调查团确是他的偶发奇想，而非阴谋诡计，证明他是一个诚实追求真相的前新闻工作者。但伍的自证清白却又被批评暴露了其他网友，未经他人同意就公开聊天记录，至少是一种失礼。

尽管伍皓第一把火煮成了夹生饭，但“躲猫猫”事件最终还是以公众满意的结局收尾，而素来胆大高调的伍皓多少有所收敛。

两个小时，在伍皓的讲述中悄然流逝。作为带队的最高领导，楼上的伍皓要回到同志们中间去了。在杨家，还有一个最后的仪式需要伍皓来完成。在摄像机面前，他打开一幅表现“向杨善洲学习”的藏头诗书法，让一名男子用当地方言念诵了一遍，然后送给杨妻。

 

  【媒体眼中的改革希望】

 

告别杨家后，伍皓又和同志们乘车到十余公里外的抚忠祠。这里曾是明朝名将邓子龙当年与缅甸军队作战的指挥所。万历年间，邓活捉了缅军数头大象，交将士分而烹食之。建国后，农民们冲进祠堂，把这里改造成为村学校。杨善洲们曾在此求学。

杨的一部分骨灰葬在祠堂庭院里一棵玉兰树下，杨希望和自己的儿时偶像朝夕相伴。

在祠堂的厢房里，摆放着一名本地籍部级官员的照片和生平介绍，据称是施甸在建国以来最大的官员。伍不由感慨，云南一直未走出大官员，而周边诸省都走出至少是政治局常委的大人物。

作为一个云南省主要的宣传官员，伍皓同志现在不是当年那个随时虚心请教、一脸诚恳而热切的小朋友。在保山先进事迹采访过程中，他现在穿一件低调却面料上乘的官员夹克衫，头发一丝不乱，背着双手，在众人的簇拥下缓步前行，他的神情淡定、朝四面微笑，等不同的人伸手过来，他再握。

熬过了一年考察期顺利转正后，雄心勃勃的伍皓再度高调起来。2009年10月，昆明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草案)》；同年，伍皓在全国率先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要求一起新闻事件中的相关单位派出人员在网络上实名、及时、全面地公开信息。

这两仗，伍皓赢得干净漂亮，一下奠定了他良好的口碑。体制外和网上先前质疑他的人，无论依然对他抱有多大的保留态度，但均无法否认，伍皓推动的是历史性的进步。

伍皓对自身宣传部门的反思，始自2009年8月26日云南陆良一煤矿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当时村民打伤7名民警，砸坏11辆警。有云南媒体报道称“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农村恶势力煽动下，围攻煤矿施工人员和公安民警”。

长期新闻记者出身的伍皓，对这种腔调极为愤怒。

伍认为宣传部门应从传统职责向新职责转变。他的依据是，2008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时称，新闻宣传工作应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

伍认为现在的新闻宣传仅仅做到了前面两句，对舆论监督则是捂盖子，力求家丑不可外扬。胡的后面四句话则是党中央交给宣传部门在新时期的新职责。

伍皓不止一次强调他的网络发言人绝不等同传说中的“五毛”——他解释说，一些地方无法做到信息公开，只好花钱雇请一些人假冒民众，每发一贴获利五毛钱，他们发帖搅混水，可以胡说八道来混淆视听，而网络发言人因为要公开实名，说出的话就要经得起检验，要负责任，也就更可能保证信息真实。

在各类汇报材料里，伍总是不厌其烦讲述一个道理——无论做了一件多么恶劣的事情，最后只要诚实公开真相，诚实处理，努力满足相关民众的正当诉求，就会平息事端。相反，如果做错事，还试图掩盖真相，推卸责任，视民众如木鸡笨鹅，一定就会出大事。

从孟连事件、小学生卖淫事件、纸币开手铐后用鞋带自缢事件、陆良警民冲突到昆明拆迁户自爆煤气罐，云南丑闻不断，但均未爆发重大群体事件。伍总结称，这正是上述处理措施的功效。最后，他成功说服了高层。

伍现在得到更多权力，除分管新闻之外，又增加了管理网络舆论。

因为推动信息公开和立法保护媒体采访权，伍被视为一名不可多得、富有革新意识的新式宣传官员而获得较多褒奖，媒体更愿意鼓励他喷发更多创意，一举改变传统的宣传系统，为媒体谋取更大权益空间。

在2009年各大媒体的年终盘点榜上，伍被《新周刊》评选为“2009十大猛人”之首，《南风窗》“2009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榜”，《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候选”，《时尚先生》新中国60周年新锐榜评选伍皓为“政界新希望”，《都市快报》等媒体也将他列入评选为年度人物候选。

即便抚忠祠再度激起了伍皓内心的不灭雄心，他也不能在此久留——天色已晚，县委书记已在另外一处农家乐备好了丰盛的晚餐。

晚宴备了酒水，伍皓自然是各路地方官员敬酒的焦点，但伍皓不善饮酒，且不长于言辞，他以微笑接受大家的敬意，话不多。

熟悉伍皓的人都认为伍皓交游广阔，但伍皓本质上是一个内向甚至木讷的人，并不长于酒席这种社交场所。在采访团这一天的行程中，伍皓的话都不多。偶尔，他也会拿出手机给旁边人分享收到的新段子，不过，与其说他是个轻松随意的人，不如说他希望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餐桌前等上菜的那短短几分钟，伍皓和他的下属们打了一手源自四川的“干瞪眼”，他对此显然要远比酒席更应付自如，伍皓的出牌极为冷静而大胆，最后他一张“2”获胜。

 

 

  【孤独的意见领袖】

 

晚上7点，酒宴即结束。平时，伍皓会让大家在晚饭稍事休整后，开会认真讨论宣传报道方案的各个细节，因为接受本刊采访，伍皓在大家回到下榻的酒店后，破例没有开会讨论。

通常情形下，伍皓每天晚上会在网上熬到凌晨2、3点才睡。也许中共官员中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样的资深网虫。与大多数公务员通常喜欢上新华网、人民网不同，伍皓最喜欢上的是凯迪网和天涯，这两个以“右派大本营”著称的网站是窥探真实民情舆论的最佳去向。此外，对一个保有顽固新闻记者习惯的人来说，这里也是各种社会突发事件新闻的最重要集散地。他可以时刻知道网民现在在关心什么。

2009年11月，微博兴起，它被视为颠覆传统论坛的新型网络民意平台。以前曾实名上网参与讨论的伍皓，这次又用自己的名字开了一个微博，成为中国首位实名开微博的厅级官员。

伍皓试图将影响力渗入体制外的民间社会，看上去还很成功——他的平民出身、北大教育背景、新华社记者经历、一名高官的随意亲和，都是亮点。他还学习西方政客们秀自己的女儿，自嘲自己经常被家中悍妻辱骂殴打，很快获得数万粉丝，一呼百应。这种官员身份的网络意见领袖，也许全国找不到第二个。

在一些警惕舆论管制的人看来，伍皓这种行为出格的官员，或许才是具欺骗性的“敌人”：“之前，从表面看，他是在迎合民意，但实际上他才是真正在操弄民意的人。”

在推出一系列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化、透明化的措施后，伍开始表现出“钳制媒体”的一面。

2009年10月，云南省委宣传部征集100名“媒体义务监督员”，称借助社会力量，加大对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狠刹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不良广告等四大恶疾——民众监督媒体，确为正当之举，且中国媒体的确有诸多腐败问题，但因这些监督员均由宣传部掌控，伍被指责“借公众之手给媒体戴紧箍咒”。

11月7日，伍推动云南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省新闻学会发起的“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云南新闻界‘做负责任媒体’”承诺宣誓活动。

云南媒体每一个老总都须在会场上表态，最后带着该媒体人员，紧握右拳齐齐宣誓称将摈弃血腥、灰暗和低俗，提供理性、阳光、积极的新闻，传播主流价值观，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伍最后陈词称，做负责任的媒体，归根结底是要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他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比作枝繁叶茂的大树，而新闻工作者应是树上的啄木鸟，负责把枝干和树叶上的霉斑晾晒出来，清楚害虫。

伍特别强调，啄木鸟不是要把这棵参天大树啄得百孔千疮，甚至连根基都动摇。

“媒体啄木鸟论”遭遇互联网网友强烈抨击。在西方媒体理论中，媒体是站在国家之船上的瞭望者，或是天然监督、制约和鞭策政府的第四股势力，为什么中国的媒体只是一只啄木鸟，只能捉虫？

由此，无数人深信伍皓在尝试新的手法来实现对媒体的精细化控制。伍被骂成“超级五毛”或者“五毛党党魁”。

伍在微博上很快遭遇众多网络意见领袖的质疑。

网络意见领袖王小山是伍的一个网络仇人，两人从未见面，却一度天天公开掐架。伍说他可以容忍质疑，而且要从中学习质疑的精神与思维模式。而吵吵架更多是培养某种网感，锻造一种互联网抗打压的能力。“就像一个不懂水性的人，必须要到河里游，吃几口污水都没关系。”

如此，网友对伍皓多了一个新的惊叹——他在互联网上已经磨砺得皮糙肉厚，不畏惧和反击任何人的攻击、辱骂和嘲弄，“简直刀枪不入，水火不侵”。

2010年4月22日下午，在北京参加厅局级干部培训的伍皓受邀到人民大学演讲，主题是政府信息公开和新闻传播。伍皓未曾想到的是，刚端坐台上，还没说完开场白，突有三人上前向他头顶抛撒大把五毛纸币，他们试图通过这一行为艺术来提醒社会注意：伍皓还是一个混淆视听的“五毛”。

最近一次冲突的主角，则是另一个网络意见领袖“五岳散人”，他较早就在微博上放言，见了伍皓，一定操家伙砸他。

11月21日，“五岳散人”等一干人去昆明在一个茶楼聚会，当主办方向伍皓发出邀请后，伍皓由妻子驾车赴约。但落座说完一段开场白后，做东的网友“边民”就宣布，现在轮到伍皓的仇人五岳散人发言了。

五岳散人端起一个杯子，喝光水，扬水向伍皓砸过去。

当然，杯子不会准确击中伍皓。

2010年12月1日晚，仰坐在施甸红星花园大酒店舒适的皮沙发上，伍点着烟，很淡定说，他进去后纹丝不动，早知道散人要用器物砸他，但他就是稳如泰山。

《凤凰周刊》记者提醒他，现场目击者均作证他当时躲闪了，还很敏捷。伍面有讶色，一口烟闷在嘴里，“是吗？是不是真的？喔，那可能是我的本能反应吧。”

最后，他还是吐露他对网友们的一个期许：“就算你们不同意我的言论，也不必对我动手动脚吧？何况，大家都是文明人，都在追求民主、宽容和自由。”

或许伍皓料想不到的是，他的两次屈辱遭遇，反倒赢得一些原本反感他的人的同情：无论是向他撒钱还是砸杯子，都是一件绝对安全的英勇行为，因为伍皓没有能力危及他们的安全。

在体制内，“粗暴践踏了官场潜规则”的伍皓，同样是个孤独者，只有少数视他为改革希望的年轻官员才对他心生敬佩，不少人预测，这个不受欢迎的家伙迟早会混不下去。

此前几天，伍皓在微博里宣称将改行当记者，并将在微博消失一段时间，立即引发一阵猜测：看来，这个不按中国官场牌理出牌的家伙终于在这个位置上呆不下去了。

不过，看起来伍皓食言了。在保山采访期间，他还是忍不住抽空发了几条微博。伍皓的世界里，或许一半的成就感来自网上，他有大群粉丝，他在网上教人写新闻，甚至教人写诗、写剧本。

沉浸在网络成就感中的伍皓突然被打断，一位干部进来报告说，他们发现杨善洲老人并非完人，相反杨在退休送别会上还承认了自己的几个问题。譬如，杨承认只会种田种粮食，缺乏发展经济的意思，当年他还曾反对保山机场，称占用了农民太多粮田。这个土改队员出身的书记坚信工农干部忠诚可靠，知识分子不可靠，安排他们到了偏远乡镇。

伍耐心听完汇报后，说要容忍并如实写出杨善洲老人的缺陷，要写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样才能被民众接受，而不能像多年前，一写典型就写出一尊高大全的神。

伍的见识令该干部心悦诚服，离去。

2010年12月13日，全国网络工作现场办公会将在云南举行，它对中国网络舆情将有深远影响。

成功树立过无数先进典型并且将继续塑造无数作品的伍皓，也许一生中最成功最杰出的典型作品，正是一个非典型宣传官员：伍皓同志。

《凤凰周刊》2010年12月25日 总第3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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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中午银行储蓄大厅里没有顾客，我正坐在存取柜台的窗口内发呆，这时一个女顾客走进大厅，来到我的窗口，她递给我一张纸条说是要取钱。我接过纸条一看，上面写着：兹派 xx 同志前往贵银行提取人民币十万元。下面落款是中共中央办公厅。 
    　看着这极不规范的手写纸条，我立马肯定这是个骗局，只是觉得这个骗局也太“小儿科”了。我正在犹豫是否要报警，突然发现这位女子的脸上神情恍惚，穿着也很凌乱。我意识到她可能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所以，我打消了报警的念头，把她交给了大堂的保安。 
    　大堂保安听我介绍完情况，就对那位女子说：你这张条子要提款，得先去街对面的派出所，找所长给你盖个章。那女子听了保安的话，想都没想就奔街对面的派出所去了。看到这一幕，我是打心眼里佩服这位保安。 
    　过了午饭时间，大厅里开始忙起来，这时那女子又兴冲冲的走了进来，我和那个保安看了直感到诧异，要知道如今这派出所可是好进不好出啊。我们俩人赶紧问这位女子是怎么回事，那女子高兴的说，值班的警察告诉她，如今为了方便群众，办公手续简化了，你这条子不用派出所盖章就可以取钱。听了这女子的话，我不得不佩服这位警察大哥，谁说现在的警察素质差？你看这位警察大哥手法多纯熟，一个官腔就把这麻烦又给我们忽悠回来了，唉，不服不行。 
    　这下我和那位大堂保安都没辄了，只好把这位女子交给了大堂的主管，大堂主管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迈后就问这女子：你取钱干啥？那女子说：买好吃的，好穿的。听了她的话大堂主管说：我们这是建设银行，在这取的钱只能用来盖房子，吃的东西是粮食做的，所以，买好吃的钱得去隔壁的农行去取，买衣服的钱要到对面的工商银行去取。听了大堂主管的话，这位女子又兴冲冲的走了。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我把我们大堂主管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又过了好一会，我们都快把这事给忘了，那女子又回来了。看着她，我和大堂保安还有主管全傻眼了，这真神了！我们问这女子怎么回事，她说农行的人告诉她，只有农民才能在农行取钱，她是城市户口，不能取。后来她又去了工商银行，在那人家告诉她，这里是公行，你是母的不能取。最后人家还说，就你这"贱"人，只能去建行取钱。所以，她又回来了。 
    　额的神啊！如今这社会，可真是一个全民忽悠的社会，人人都是忽悠高手，这要想把一个麻烦忽悠出去可真难。所以说，还是真心待人的好！
    　就在我们傻眼时行长来了，行长接过纸条看了看对我们说了声"瞎胡闹"。然后转过身对那女的和蔼地说，“同志，不是我们不接待，你是中央派来的我们级别不够，要取还得到央行去！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0111631646393 39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0111631646393 Thu, 16 Dec 2010 15:16:46 +0800 2010-12-16T15:18:22+08:00 <![CDATA[大清的ＧＤＰ与甲午战争赔偿]]>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01115115754161

 

　　近代中国是如何衰落的，最官方的版本，是清朝闭关锁国，西方列强打上门来，中国在割地赔款中逐渐落后于时代。似乎作为一个佐证，这些年出现一个被大量引用的说法，即清朝曾占据世界GDP总量的1/3。这个统计自然来自西方。关于此，一个较完整的表述是：“在中国清朝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1750年，即清朝乾隆十五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2%，几乎是1/3；直到1830年，即清道光十年，也是鸦片战争发生的前十年，中国已从康熙盛世的顶峰衰落，但GDP仍占世界总量的29%。在可以预见的21世纪里，清朝的GDP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巅峰。”
　　正经的专家学者，自然不会拿这个当回事，但一些特别聪明的笨人就会拿这个不断联想，于是诞生了一篇奇文，曰《谁弄残了大英帝国》，作者卢麒元职业不详，但看其文章，显然是个宋鸿兵式的金融专家。
　　他这篇文章有两个非常强悍的总结（以下均为其原文）：
　　一、历史跟英国人开了一个玩笑。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爆发了。有一个叫大清帝国的肥大国家，竟然接受了英国人鸦片换白银的游戏。不仅如此，这个国家愿意提供堪比大英帝国年度预算的战争赔款。聪明的英国人再聪明也搞不明白，世界竟然还有如此美妙的“商业模式”。於是，英国人开始放弃在工业领域的激烈竞争。他们收取天量的白银，向全世界放高利贷，将工业帝国变成了金融帝国。很遗憾，这种“商业模式”有历史的局限性，无法复制，不可持续。
　　二、历史这一次要跟美国人开玩笑了。又一个肥大国家出现了。这个国家竟然接受纸币换资源的游戏。这一次，比鸦片战争还离谱。美国人不用去种鸦片，也不用派舰队，人家主动就将资源送来了。聪明的美国人与聪明的英国人一样，实在搞不明白世界上竟然可以有这样美妙的“商业模式”。於是，美国人只能拼命地印钱了。他们彻底放弃了在工业领域的竞争。美国人终于成为全球资本的提供者。又一个工业帝国变成了金融帝国。
　　这篇文章传播甚广，我这种无所事事的非专家闲着也是闲着，正好借他的文章澄清几个基本常识。

　　一、大清国是当年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么？
　　原本，这个问题根本不应成为问题，因为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早就说明了一切，但现在不但有一个清朝GDP占世界1/3的说法，这位卢麒元同志还提出鸦片战争赔偿堪比英国年度财政预算的说法。这就不得不稍微较真一下了。
      先说一下这位卢麒元同志说的鸦片战争的赔偿相当于英国的年度预算收入。
      鸦片战争结束后，大清对英国的赔偿折英镑为600万英镑（2100万银元）。当时英国入侵中国的总花费，为100多万英镑，赔偿额为其实际支出的4倍多，但这个赔偿还包括商欠、行欠和鸦片本身的赔偿（鸦片款赔偿为600万银元），英国索取的战争赔偿，实际上只是保证其没有做赔本买卖而已，鸦片战争真正英国人赚到的一笔，是香港的割让。
       当年英国与中国的财政实力对比如何？
      事实是，1840年，大英帝国的年度财政收入接近9000万英镑，折成中国当时库平银，约为2.4-2.7亿两，而当时大清帝国的财政收入则为4500万两白银，英国的财政收入约为大清的6倍，其年度军费预算正好与大清的年度财政收入相当。当时英国海军规模和实力可以是世界其他列强的总和，依赖的正是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国家财力。
       不难计算出，《南京条约》大清向大英分4年交纳清偿的赔偿，比英国年度军费预算的1/3略高，与其年度财政收入相比，则远不足1/10。大清的赔偿怎么可能去养活大英啊？
       大英帝国通过这种基本不赔不赚的战争，根本不可能发财。
       当时，英国本土人口约为2万千，大清人口约为4亿。
       但英国当时的GDP数字是否也和财政收入一样，是大清的6倍？当然不是。大清的GDP数字极有可能处于一个与英国相差不大的水准上。简单的说，如果一个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原始部落，每年可以猎获一千头鹿若干只野猪，采集若干吨野果子，这样的部落只要足够多，其经济总量依然是非常可观的，达到一个现代中型农场相差不远的水平，不算是难事。但是，一个完全处于自然经济的前现代国家，其社会可供政府吸取的财政资源是极为有限的，因为其生产能力极为低下，全社会创造的财富用于国民维持生存所需后，基本就所剩无己。这些部落加一块儿，虽然GDP可观，但可提供的剩余物资则远不如后者。
        对一个处于自然经济为主的前现代社会，计算其GDP总量是无意义的，因为其财富积累和可供交换的剩余物资可以忽略不计。仅就从财政角度来说，在鸦片战争时期，一个英国人的贡献能力相当于120个中国人。
        当时大英帝国的经济实力，几个数字或许可以增加一点直观印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每年的海外投资总额达到了2亿英镑的规模，其本土的煤炭产量已达到千万吨规模，其生铁年产量已达百万吨规模，钢产量达到十万吨规模，它的经济实力与我大清的差距确实不是一般的远。
    
    
      二、战争赔偿能让一个国家因此发达，让另一国家从此落后么？
       一个常见的说法是，西方国家是靠对外掠夺发达起来的，但问题是，瑞典、瑞士、挪威、芬兰、奥地利、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一大票国家根本没机会参与对外掠夺，它们一点不比那些疯狂对外扩张的国家更穷，甚至比起西班牙之类的老牌殖民国家更富有。而沙俄这个扩张最凶狠的国家，一直就是欧洲最落后的。
      被中国人认为是通过战争发财的典型，毫无疑问是日本。没错，日本在甲午战争时，真正捞到了一大票赔款，远远超过其年度财政收入。我们先不说这笔钱对日本的实际贡献有多少，先只讨论一个问题，战争赔偿能让一个国家因此发达，让另外一个国家从此落后么？或者换成一个几乎被公认的结论：甲午战争的巨额赔偿葬送了中国的现代化，造就了日本的现代化，果真如此么？
      我们不妨拿一个与中日高度相似的案例做比较。
      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1871年，普鲁士与法国爆发战争，法国战败，被迫向普鲁士支付50亿法郎的战争赔偿，这笔款子折中国的海关银约为7.2亿两，3年内清偿完毕。普法战争前，法国的年度财政收入约20亿法郎，普法战争时期，法国人的赔款与其支付能力，即赔款总额与年度财政收入之比，与我大清甲午战争时期刚好完全一致。
      如果一笔巨额赔偿导致战败国从此现代化发展进程被中断，那么法国就会在普法战争后就会变成一个二流国家甚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但法国并没有因此被德国“绞杀”，而是很快恢复元气，依然是欧洲一流列强，四十年后，依然有资本与德国狠狠打一仗。而德国在普法战争后的强大，不是来自赔款，而是来自民族统一，其人口、国土面积迅速翻倍，在总量上一举超过法国，但在人均上，战争前后没有什么变化，德国工业技术水平与法国工业技术水平始终处于旗鼓相当的水平。
      回过头来看中国和日本。其实，有没有甲午战争，我大清都会迅速拉大与日本的差距，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维新的时间短于我大清洋务运动的改革开放，但日本在工业技术上迅速超过中国，大约可视为真正的资本主义与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必然差别。中国当时洋务运动的所谓近现代企业，全部是官办企业，比我们今天的国营企业效率要低得多，因为我们今天的国企老总好歹还是内行，而当时几乎全部是不懂任何经营的官员在管企业，不但产品质量低劣，价格还比进口的更贵。
　　甲午战争，日本军费开支2亿日元，获各种赔偿3.4亿日元，除了造一家钢铁厂外，全部用于扩军，因为要应付沙俄。果然，10年后就用上了。日俄战争，日本军费开支17亿日元，很大一部分靠在英国证券市场筹集，但这次战争却是一分钱赔偿没拿到。如果按照战争赔偿致富说的逻辑，这么两场仗算下来——日俄战争几乎是甲午战争的必然延续，日本完全是做了一笔赔本买卖。中国史学家说日本拿拿笔钱干这干那，导致工业起飞云，在日本史中似乎未得相应佐证。
　　日本侵华和占领东北也差不多，我们说日本人掠夺了我们多少矿产资源，但日本留下的东西远比它能抢走要多（战争破坏除外），尤其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工厂、技术人员实在要比地下的矿产更值钱。
       至于甲午战争后，中国国门洞开，因此日本人的工业摧毁中国民族工业这种调调，只有相信完全斯大林主义经济学的人才会坚持。马关条约其中一项是双方成为贸易最惠国，中国同样可自动享受英美与日本签订的种种贸易权力，如果当时中国的体制与日本一样，即便工业技术稍微落后，也不存在被日本摧毁一说，就如今天的中日经贸，中国技术落后于日本，但并未发生日本工业彻底摧毁了中国的工业，看上去相反，是中国迅速缩小了技术差距。
      有意思的是，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们普遍认为，日本的迅速崛起，不是因为中国在战争中败于日本，而是制度差距的必然，反而是在今天，日本因为甲午战争才成了爆发户，而中国则因为甲午战争而葬送了现代化，这种观点成为主流，我们今天的智识，比大清时还不如。
      其实，甲午战争以及所获赔偿对日本的经济贡献，相当于日本实施了一次史上最凶狠的凯恩斯主义，日俄战争亦然。这种凯恩斯猛药推的效果，其实只要稍稍看一下历史数据，就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日本真正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恰恰是不再有了这种凶狠的凯恩斯主义的战后。
      相信战争掠夺可以让一个国家富裕，和相信抢钱可以发财致富一样，看上去抢钱比正经做生意来钱更快，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当今的富豪，可见过有谁是靠抢钱发达起来的？即使是窝在三不管地带的毒品大鳄，其财富也没一个能与正经做生意的相比。地下丰厚的自然资源，同样从来不会给一个国家带来想当然的财富，倒是被地下财富葬送了机会的国家可以举出一大把，这个现象标准说法叫做“荷兰病”。受《环球时报》和CCTV影响的中国受众，会坚决地认为，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伊拉克地下的石油。其实这个说法检验真伪很容易：1、美国的军费支出得从伊拉克白采多少年的石油才能捞回成本？2、为什么是中国的石油公司在那里疯狂投标中标开采石油？
      顺带说一句，其实西方早期殖民帝国在海外搞殖民地的具体做法是重商主义的，与中国今天国有垄断企业海外扩张差不太多，多是特许垄断经营而妨害自由贸易的，它给殖民帝国本身带来的财富增益是非常可疑的，拉长历史时段来看，或许可以认为完全得不偿失，就像中国垄断国企在非洲扩张，并不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福利增益一样。当然，这应该是另文专述的话题。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01115115754161 477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01115115754161 Wed, 15 Dec 2010 23:57:54 +0800 2011-09-23T20:44:17+08:00 <![CDATA[安替：每一次看到左手就想起了你]]>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0119111733896
安替：每一次看到左手就想起了你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西朝鲜通讯社】当地时间12月7日下午15点，日本著名AV女星苍井空在位于东京涩谷的Prime Agency经纪公司总部接见了来自西朝鲜的粉丝代表安替先生。
     安替先生是苍井空大中华区后援会总干事长、西朝鲜新闻界苍井空粉丝鱼翅团团长、苍井空主体研究学会理事长、苍井空驻魔都办事处总担当。自称苍井空资深鱼翅的安替先生，是西朝鲜著名记者，是西朝鲜头号网络意见领袖，此次安替先生应日本新闻学会之邀访问日本，对日本新闻界曾提出严厉批评，认为他们忽视了西朝鲜网络意见领袖的声音，使日本公众对西朝鲜产生了片面印象。此前，安替在与日本媒体的见面会上称，他之所以郑重接受日本的邀请，是为能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亲自见到苍井空。
     为见到苍井空，安替先生精心准备了一对西朝鲜的国宝神兽的绒布玩偶：草泥马。
     安替先生此番参见苍井空，代表着西朝鲜三亿苍井空粉丝，西朝鲜通讯社记者全程参与了这次盛事。以下，是见面会的实录：
     安：您是苍、苍井空小姐么？
     仓：安桑，你好！
     安：我们能用左手握手么？
     仓：$%&*$#%&@*&#？
     安：我从来不许人碰我的左手，因为我一直把我的左手当成是你。
     仓：:-）
     安：每当我处于绝望之时，唔，西朝鲜是块邪恶的土地，这个你知道的，我只要看看我的左手掌心，有这么一方世界最圣洁的地方，可以护佑着我，我的内心就涌起了无穷的力量，我就知道，我应该骄傲的潜伏下来，总之，你知道，它是神圣的。我一定要用左手握住你的手……
     仓：索～逮死奈。
     安：刚才这一次握手，是代表我个人的。
     仓：安桑，非常的感激你。
     安：嗯，我们换右手再握一次吧？
     仓：:-）
     安：虽然我是你的鱼翅，但这一次握手，是代表西朝鲜三亿粉丝的。
     仓：谢谢。请转达我对西朝鲜粉丝的问候，我很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
     安：我会的，请放心，我回到西朝鲜，把你的问候转达给各位粉丝之前，我一定不会洗手的，我说的是右手。至于左手，我永远不会洗的。
     仓：安桑，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安：5555～我好希望你能懂我的物哀与真心～
     仓：藤田君，赶紧拿纸巾来，安桑流鼻血了。
     安：没关系的。太感谢你了，还能再握一次手么？
     仓：没问题的呀!
     安：我这次握手，是代表大中华区三亿五千万您的粉丝。
     仓：%^#$&安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太感动了……
     安：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仓：好可爱哦，它叫什么呀？
     安：它是我们西朝鲜的国宝神兽，叫草泥马，它们是一对，这个洁白的是送给你的，这个黄色的，是留给我自己永远珍藏的。
     仓：哎呀，不知道说什么好，草泥马是什么意思啊？
     安：草泥马啊，是我们西朝鲜语，就是，就是，就是fuck you的意思。
     仓：呀，这么有意思的名字啊，你送的礼物我太喜欢了！我太喜欢这个名字了！fuck you？是真的给我的？
     安：是啊是啊……我操，老子不行了。
     仓：安桑，你在说什么？
     安：呃，我没说啥，我是说，你这么喜欢它，我太高兴了，我话都不会说了。
     仓：唔，安桑，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到隔壁一起做个游戏……
     安：呃，……啊！？
     仓：安桑，不用担心的，可以是无料的，我只要给公司说一声就可以的，安桑？
     安：唔……坏了
     仓：你有什么要我帮助的吗？
     安：卫、卫、卫生间在哪儿？给给给我一卷手纸，我不行了。

    以上是西朝鲜通讯社自东京发回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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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特稿第778期

【冰点特稿】：人民会用脚投票

本报记者 林天宏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12-08


百万大逃港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陈秉安

    从陈秉安家位于14楼的阳台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深圳蛇口的深港西部大桥。这座由深港两地合作兴建、于2007年投入使用的白色大桥，是连接深圳与香港的重要通道，在大多数时间里，桥上车流滚滚，一片繁忙景象。

    但在碧水白桥背后，却有着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惨痛历史——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港西部大桥所在的深圳湾，便是当年逃港者的一条主要路线。

    为了弄清这段历史，陈秉安前后用了22年时间，采访了百余名相关人物，收集了大量资料。今年10月，其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公开出版。

    在一些历史研究者看来，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这部30多万字作品的问世，有着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这段此起彼伏规模宏大的逃港风潮，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一个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垫”。

    也正因为此，每当有记者来访，陈秉安都会不断重复深圳宝安的一个农民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后来发生的所有故事，都要从一家酒店的开业庆典说起。

    1987年，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其总经理邀请深圳特区报派记者出席。这个任务落到了刚刚到报社工作的陈秉安身上。

    庆典的开头很寻常，可到了主人致辞的时候，情况却起了变化。台上的总经理，在念了一半欢迎词后，居然捧着演讲稿嚎啕大哭起来。

    台下一片寂静，人们都望着这个失态的总经理。他稍微冷静了一下，突然用脚蹬了蹬铺着崭新红地毯的地面，哽咽着说：“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他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

    “不瞒大家。”他擦去眼泪，说道，“正是为了他当年对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开在了这个地方。”

    就像台下的许多人一样，刚刚辞去湖南老家的工作，孤身来深圳“闯天下”的陈秉安，并不清楚在这片土地上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他赶紧询问一个在场的当地居民，才得知，“原来这个老板，是逃港过去的呀”。

    “逃港？什么是逃港？”他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总经理的身上，在这座看起来热火朝天的城市背后，似乎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不久之后，类似的事情又一次发生。

    陈秉安去一家港资工厂采访，邱姓厂主在接受完采访后，突然把他拉到了一个无人之处，问道：“有一段发生在我身上的历史，你敢写吗？敢的话，请你跟我来。”

    好奇的陈秉安，坐上了这个厂主的汽车。公路崎岖蜿蜒，进入深圳东部的闸门山。两人在一处河岸边下了车，河对岸便是香港。厂主指着对面的一处小树林说：“请你仔细看。”

    陈秉安顺着对方指的方向望去，在小树林的边上，有一丘小小的坟墓。

    “那是我的哥哥。”这个厂主的眼睛里，突然蒙上了一层白花花的东西。

    在随后的聊天儿中，陈秉安才知道，20多年前，邱姓厂主和哥哥一起从这个地方逃往香港，途中遭遇边防部队的追捕，哥哥背上中枪，他眼睁睁地看着哥哥倒在河里，却没有一点办法。

    后来，他在香港打拼出了一番事业，还把厂子设到了深圳。在来内地之前，他在河的那边堆了一座空坟，立了一块墓碑。

    “请你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所有人，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这对我个人，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民族，都是一笔财富。”他这么恳求陈记者。

    从那一刻起，陈秉安突然意识到一种使命感，“就如同已经被掩埋了许多年的宝藏，突然无意中露出了一丝缝隙”。

    他开始寻访这段此前少有人知的历史。工作一有空隙，他便奔波于宝安县农村的山中小径、旧村瓦舍，采访那些逃港的亲历者，听他们倾诉当年藏在心底的种种怨气，以及对香港天堂般的幻想。

    11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62岁的陈秉安坐在家中书房的椅子上。当年风华正茂的记者，如今已是两鬓花白的老人。在他身旁，有几个装得满满的编织袋，里面都是这些年来的采访笔记。

    “如果我不写下它，历史，或许将留下一页空白。”他缓缓说道，“能给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间的穷困的偷渡者和他们的亲人以一点慰藉，是我最大的心愿。”

    偷渡者下水后，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

    这是一部跨度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

    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有一份来自深圳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上述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为边防部队发现，甚至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救生工具。

    泅渡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便不敢追踪。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强行冲关的情况。

    据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记录，1962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

    这些偷渡者成群结队，每人持一根4尺多长的木棒。带头的偷渡者公开说：“谁阻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当地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广州番禺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外逃之时，甚至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为其饯行。惠阳澳头公社的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委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陈秉安曾遇到过一个逃港者中的传奇人物，这个人先后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创下了一个记录。到第13次，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

    殊死争夺的阵地、社会主义教育堡垒、反偷渡的“红旗村”，结果逃掉了一大半

    为什么要逃港？这个问题，陈秉安曾经问过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样。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

    1957年，农村集体化进一步升级。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农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收为国有。

    到了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一份资料显示，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少收了61.25亿斤粮食，这相当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

    一个逃港者告诉陈秉安，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他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铤而走险，乘船逃往香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

    陈秉安曾经采访过一个民兵队长，他逃港的原因，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

    这个民兵队长在山里发现了一个从台湾飘来的气球，气球下方的篮子里，有许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的那个年代，广东一带经常发现这样的气球。这个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实在舍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来。

    几天后，他穿着白背心参加了一场篮球赛。围观的人们发现，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湿之后，背上出现了“反攻大陆”的字样。结果，这个原本“根正苗红”的农民，被打成了“美蒋特务”，受到严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当地政府还曾想过这样一个办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宝安县决心在这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

    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但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

    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泪创造出来的

    对待逃港者，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开始，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绝。逃港者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楼天台上搭建，这也形成了一个后来香港报刊常用的名词：“天台木屋”。

    逃港者们从事较多的工作，是最为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粘纸盒、缝袜子、勾纱等。因为他们工作卖力，要求又低，正好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这样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在陈秉安搜集到的许多香港报纸里，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1962年5月，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据香港媒体的统计，平均一个逃港者，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发生联系，这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当时的300万人口中，平均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要为华山山头的情况担心。

    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

    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在陈秉安采访的数十名后来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艰难时刻。他们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受尽白眼，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而且创造了许多“财富神话”。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在这些人中，陈秉安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叫叶小明的企业家的故事。

    叶小明是1962年逃到香港的，当时他还只有11岁。5月的一个深夜，母亲背着他，随着逃港的人群，扒开铁丝网，由沙头角向香港新界方向逃去。

    但当晚深圳突降暴雨，数千名逃港者身处的山间，正是山洪下泄的必经之路，在狂流急浪之中，仅有200余人侥幸脱险，其余尽为洪水吞噬。

    叶的母亲便是遇难者中的一个。在被洪水包围的时候，这对母子发现了一棵大树，母亲先把儿子推到了树上，然后再往树上爬。由于树上的人太多，有人担心树干断掉，便在这个女人的肩上蹬了一脚，她摔进了洪流中。

    两天之后，水退了。侥幸逃生的儿子又回到这里，寻找自己的母亲。在离那棵大树一里多远的地方，他找到了母亲的遗体。她被卡在两棵小树之间，手指紧紧地抠住一截树干，树干上都被抠出了一个小洞。

    儿子含泪掩埋了母亲，然后朝香港走去。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争气，“发誓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母亲”。他从底层做起，奋斗了数十年，如今已经是大型物业公司的老总，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

    “我们不是总在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在采访中，叶小明流着眼泪，这样告诉陈秉安，“我告诉你，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

    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应该拿逃港者怎么办？这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1962年，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受上级委派，来到深圳。他想搞清楚，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当时负责接待这个记者的当地官员向陈秉安回忆，他为这个记者办理了一张过境耕作证，派一位会粤语的公安科长陪同，随着逃港的群众，前往香港九龙。

    当时，内地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官方发过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其中是这样描述的：

    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二、香港黑社会横行三、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四、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但这个记者在香港看到的，并非如此。他和逃港者聊天，对方哭着说：“我们也是党员啊，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可我们实在没办法啊！”

    他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并非像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生活，比内地高出了许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内地还吃不饱饭的时候，香港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回到深圳后，这个记者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闭门不出。他先后写了4篇内参，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希望执政者能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半年以后，原本铁板一块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据说，有国家领导人指示，对逃港者放宽不究，并且禁止边防部队向逃港者开枪。与此同时，内地开始通过香港购买粮食，饥荒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这样的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此后的十余年里，依然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逃港浪潮，各级政府对此似乎也束手无策。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

    随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很快，他们便迎来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

    据说，在他们忐忑不安地汇报了逃港情况后，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一个宝安当地的村干部也告诉陈秉安，在深圳特区建立以后，他心里依旧不太放心。在农民每天出工前，他都拿着一本花名册，让人们依次在自己的名字后面打上红勾，每天收工后，再打一个勾。

    很快，这个村干部发现，这样的检查实属多余，每天出工多少人，回来还是多少人。不仅如此，许多已经逃到香港的当地居民，在听说深圳设立经济特区、政策放宽后，又都回来了。

    1997年香港回归后，偷渡基本绝迹。近年来，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潮流。200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发布“香港居民在中国内地居住情况及意向”调查结果，数据表明，到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2001年为4.1万余人，2003年为6万余人，而2005年为9.18万人，4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另外还有8.02万人打算未来移居内地。

    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的1990年，陈秉安采访到了前来深圳参加庆典的习仲勋。当聊起那段历史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在30年后的今天，“逃港”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让陈秉安感到不安的是，这段历史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市，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很多当事人对这段历史都讳莫如深，毕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许多档案管理部门，也以各种理由，拒绝了陈秉安的查阅请求。

    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态度与此相反。不少当年的广东执政者们，以各种方式表示了对陈秉安的支持。他们不仅为他提供了大量口述，还在一些“要害部门”的领导那里“做工作”，使他得以查阅一些“机密文件”。

    2007年4月1日，对于陈秉安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广东省档案馆解密了1949年~1974年的一万两千多件档案，其中就有大量与“大逃港”有关的资料。

    2009年年底，已经担任深圳市作协副主席的陈秉安终于完成了30多万字的《大逃港》书稿。

    书问世后不久，陈秉安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深圳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位市领导打来的。他惊讶地告诉陈秉安：“原来深圳经济特区是这么来的啊！我还在那儿呆了那么多年，却一点都不知道。”

    据陈秉安透露，深圳市有关方面对这部作品也甚为重视。在特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在许多当地官员眼中，这部作品被视为对这座城市的一种“献礼”。

    曾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份在许多人看来不太友好的礼物？”

    “献礼，并非只有歌颂一种方式。有时候，真实才是最重要的。”陈秉安这样阐述道，“大逃港，无疑是历史的大悲剧，但同时，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如果不写下它，这个城市将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里。”

    如今，从陈秉安家中的阳台望去，蛇口深圳湾，这个原本荒凉偏僻的逃港之处，已是一片大工地，起重机与挖掘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这里正在兴建一处海滨公园，周边许多楼盘的价格也水涨船高。购买者中，有许多香港人。

    但历史依然会顽强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处工地里，时常会挖出一些逃港死难者的遗骨。不久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陈秉安，他们在滩涂中挖出了两具逃港者的遗体。从尸骨的大小形态上判断，应该是一对男女，他们的手腕，用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

百万大逃港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逃港死难者的坟

百万大逃港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逃港者

百万大逃港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逃港者

百万大逃港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边防铁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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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之前三名投票地区分布

http://survey.news.sina.com.cn/result/52302.html?f=1

（很显然，协调工作没做好，有些同志干的太猛了）


江西人民表示很感动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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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时候，我们有篇报道讲微博促进房屋征收立法，写的很平稳，领导老成持重，说，要加一段首长们谈暴力拆迁的文字，于是我上网查常委们全年的活动和讲话，我翻遍了全部网页，很遗憾，没有一个人曾对此表态。要知道，虽然死了那么多人，但只要有一句话，首长，其实我很想赞美你。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01151329254 7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01151329254 Sun, 5 Dec 2010 01:03:29 +0800 2010-12-05T01:03:29+08:00 <![CDATA[罗援将军的军派清口]]>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01125047743
罗援：美航母若进黄海 将激怒中国民意

《环球时报》

　　美国航母若驶入黄海参加联合军演，给中美关系造成的杀伤并不主要是硬杀伤，而是对民意的杀伤，这才是国际关系之基。

　　在中国政府未对美国派遣航空母舰到黄海参加军演表示坚决反对的立场之前，美国还可以装傻，说它和韩国的军演是针对所谓的朝鲜袭击“天安”舰事件的，但在中国政府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对于美国航母动向的立场和严重关切之后，美国仍然一意孤行，这就是对中国的公然挑衅，就是到中国的家门口拍门叫板。

　　美国不要以为自己有那么几条航空母舰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横行霸道。世界上有比航空母舰更厉害的东西，那就是民意！

　　民意不可违，民意不可欺！民意可以载舟，民意也可以覆舟，这个“舟”也包括航空母舰。有了民意，现在没有航母，将来可以制造出航母；暂时没有航母，有了民意的支持，我们也不惧怕航母，对航母我们仍然有不对称的制衡手段。失去了民意，即便你有了坚船利炮，也不可以得志于永远。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航母闯入黄海，中国老百姓谁还再会相信奥巴马总统说的“美国不执行一项遏制中国的政策”，谁还再会相信希拉里国务卿说的中美是“同舟共济”的关系？试想一下，如果美国航母“兵临城下”，中国军队怎能恢复与美军的正常交往，那岂不是结“城下之盟”吗？试想一下，一个在国际事务上经常需要中国合作的美国，在桌子底下却给中国人使绊，到时候怎能期盼中国人伸出援助之手？试想一下，一个债务国向它最大的债权国叫板，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试想一下，如果中国也向美国那样，罔顾美国的利益和安全关注，在它的家门口或者敏感地区与它的邻国或者对手搞联合军演，美国将会作何感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美国应该权衡利弊，三思而后行了。

　　也许美国有些人根本就听不进中国的民意之声，他们我行我素惯了，不让航母到黄海参加军演，他们丢不起这个份儿，放不下这个身段。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人民奉陪到底就是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提高战斗力，战时靠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平时靠在训练中学习战争。训练要有一个参照系，美国航母不请自到，自己送上门来给我们当免费“蓝军”，给了我们一个知己知彼的练兵机会。美国航母劳师奔远，费时费钱，却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练兵热情，激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力的提升。

　　美国一些抱有冷战思维的人“机关算尽”，想用炮舰政策来遏制中国的崛起，用航母来恫吓中国人民，试探中国的战略底线，但他们有小聪明，无大智慧；有武夫之勇，无军人之智。中国崛起已是大势所趋，仅靠几艘炮舰能挡得住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得罪了中国就意味着失去，至少是压缩了在这个市场的份额，美国老百姓能答应吗？失去了美国老百姓，奥巴马还怎么连选连任？

　　中国人民从来都没有被吓住过。中国当年一穷二白时，都没有向任何强权低过头，更何况今天的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事实是，美国的航母吓不倒中国人民，反而把航母的战技术特点暴露无遗，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近距离观察航母、研究航母的机会。美国的航母吓不倒中国人民，反而激怒了中国人民。这才是美国派航母到黄海最大的失招、最大的损失、最大的战略败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历史、现在和将来，都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来说绝对不是“军中戏言”。▲ (作者是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少将)

民意一：http://bbs.hangzhou.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73915&extra=%26page%3D1&page=1
民意二：http://stock.bbs.hexun.com/viewarticle.aspx?aid=35930541&bid=2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01125047743 18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01125047743 Thu, 2 Dec 2010 05:00:47 +0800 2011-09-23T20:46:08+08:00 <![CDATA[隔壁的世界]]>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01111024256

　　昨天下午正开会，突然同事跑进来说，楼下有上访者指明要见我们某位记者，说是比起宜黄事件，他们的委屈更大，五分钟内见不到人，就立即喝农药。当时我问，男的女的？答曰男的，我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说男的就无所谓，讹诈而已，女的就小心，很可能一仰脖子就真喝了。这边还在七手八脚忙着联系那位记者，那边下去稳住上访者的同事就急匆匆跑上来：他真喝了。两位同事在夺瓶子时，手上沾的都是农药。
　　我跑到院子里看究竟，上访者身缠白布，独自躺倒在院落一角，嘴边一大滩白沫，望着我似笑非笑，旁边只有三两个闲人在等救护车。我甚至没注意看上访者白布上的红色标语是什么内容，就折回办公室。
　　就在楼下发生的事情，我好像没有任何感觉，也没觉得有装出一副心情沉重长吁短叹的必要。不知道是否见多了听多了麻木了。
　　以前，我曾自认理性地认为，上访者大都是欠缺理性经济人算计的人，在碰到不利情形时，不知自己的止损点何在，最后多半是把后半生的一切都搭了进去。所以，北大那位称上访者绝大部分都是偏执型人格的专家，在遭遇全社会口水围剿时，其实我挺同情他的，他不过像任志强一样不得体地说了实话而已。
　　当时我曾想，就上访问题，或许对公众而言，最需要的，恐怕是一种理性和妥协的观念培养，一种经济人的算计意识。因为我注意到其实也有不少人，陆续获得的补偿，约略已可大致弥补其损失，但这些补偿全部被花在了上访路上，其实还是一无所得，至于由上访耽误的时间精力造成的损失，则远大于此。由此，我甚至还在想，如果中国有更浓厚的商业文化和传统，而非传统的熟人和身份社会，即便其他因素不变，上访行为本身是否会减少？
　　我记得和洪世宏先生讨论这个问题时，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谈到了农耕社会和身份社会中更注重争夺面子和死理（其实后者多少也是面子的一部分），是它本身对法律的理解，就与今天基于西方注重个人财产权和浓厚商业文化传统上的法律体系有巨大的鸿沟，谈到了中国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个说法在哲学和认识论上的悖谬，以及其导致在司法不公时的个体的行为选择，当时我希望他能就此写篇长文，可惜洪世宏先生杂事缠身，此事终于不了了之。
　　现在想来，这样的文章即使写出来，能看到的，多半是上访概率很低的人群，于那些将走上上访之路的人而言，屠龙之术都算不上。更重要的是，对那些可以随意喝下农药，完全漠视自己生命的人来说，你无法改变他们自认为命如蝼蚁，必要时大不了可以一死了之的处境。倘若一个人所处的环境本身就认为他们命如蝼蚁，他自己无论如何自强自尊，又能如何？
　　我问过好几位被国家机器轻轻碾压过的同行，要论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恐怕他们是今天中国最蓬勃而旺盛的，然一旦系狱，经过审讯者和狱卒这组齿轮之后，莫不自觉渺小如蝼蚁，多半任其宰制，老老实实心服口服。所谓“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乃是在专政机器失灵的例外情形，常态下，发如韭，头如鸡，割了就割了。
　　所以，身处办公室的世界，要去分析和评价和一墙之隔的非现实世界的逻辑和选择，犹如隔着一堵高厚的围墙与那边的人打着手势谈恋爱。在我们遭受相同的命运之前，那些正遭此命运的人，其实与我们隔了一道厚厚的墙，隔膜到了甚至连想象一下自己处于对方处境会如何选择的能力都没有。
　　只有一次，我为这种想象打了一个冷闪，几年前，到一个信访机关办事，那个小巷子几乎被面容悲戚身挂白色纺织物的人占满，我无意中停留在一位与我母亲年纪相仿者的面前，我看她胸前的牌子上是儿子惨死的图片和文字。我突然明确地警告和提醒自己，要像狗一样乖顺，而不可以像狗一样冲动，我知道，我若一旦进去，以我的性格，很可能在审讯官和狱卒这组齿轮那里，就会硬碰硬被轧得粉碎，接下来，就会是我的爹娘脖子上挂个牌子，天天站在这里，祈求路人的同情。
　　隔壁的世界陌生而遥远，远到根本无法理解，但确实又很近，近到一不留神就在墙的那边，好在，我现在还在这边。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01111024256 23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01111024256 Wed, 1 Dec 2010 01:00:24 +0800 2010-12-01T01:00:24+08:00 <![CDATA[苏联时期的电视节目（转）]]>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01029442162

          苏联时期的电视节目
文  Sqchen
原文地址：http://www.douban.com/note/103003511/

 

     苏联的电视是在苏联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由苏联国家电视广播委员会管理的人民的电视事业，它的宗旨是：为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注重社会效果，满足人民求知、 获取信息等多方面的需要， 寓教育于娱乐和服务之中。与国外交流节目的目的是加强互相了解，促进和平和友谊，正确树立苏联伟大光辉的形象……（以下略去复读机创作的30000字）
　　话说我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呢？因为最近看到一部比较有意思的纪录片，链接在此：
http://www.archive.org/details/gov.archives.arc.54306
　　这部片子拍摄于1986年，由享誉世界名震宇宙的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公共台制作（宇宙人：我没听说过）。片子的起因是，某次在做关于卫星电视技术节目的时候某技术类民工看到一部样片里一群苏联小学生在唱美国民权运动主题歌：We shall over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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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大大的分特。然后又出现了一群苏联的罗莉在光着身子练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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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台里的某些怪蜀黍开始不淡定。在和台长进行数遍罗莉艺术欣赏之后，台长拍板做一关于苏联的电视专题，名字叫《Channel 3:Moscow》。
　　虽然后来查明这些罗莉只不过是在练习芭蕾舞而已，但是美国人仍然发扬了罗莉控发源地的牛X精神，认为既然世界第一部罗莉控文学是俄国人写的（哦，不过那是顺应美国市场的作品吧，英文写的哦。），那么俄国人的电视节目一定是罗莉成堆正太成筐的（男女通吃么？）。于是享誉世界名震宇宙的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公共台（宇宙人：我还是没听说过）的技术人员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通过一年刻苦的钻研，偷到了苏联的卫星电视信号，汇编成60分钟的节目播出。
　　令台长大大失望的是，这一年之来既没有收到光着身子的罗莉，也没有收到光着身子的正太。反而只有一些及其无聊的拿着稿子说单口相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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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问答类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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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图中问的问题是：战斗机飞行员们每人上飞机都要带着这个锅，为什么？台长虚心向研究苏联专家请教答案，专家的意见是：苏联的飞机飞行时间太长了，人家带个锅煮点方便面什么的垫垫饥。

　　还有一个叛逃到东德的名叫Dean Reed的美国歌手天天唱歌，貌似苏联人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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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到了晚上，所有四个台都会在同一时间在一个很淡定的片头之后被一神秘节目占领，此节目由两人坐在屏幕前播出，基本结构是：领导讲话：各地新闻：国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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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里的我开始代表全中国人民窃笑。
　　这个节目的名字叫Время，可以翻成《时事报道》，不过你一定要叫《新闻联播》我也没意见。
　　根据维基百科，Время在1968年开播，每晚21:00播出（人家素质就是高，少儿不宜的应该9点后播出才对），时间为30分钟，主播台为苏联中央电视台一台，所有加盟共和国一台，比如基辅中央台，拉脱维亚电视一台，哈萨克斯坦电视一台等等全部进行同时转播，遇到重大事件如红场阅兵，苏共中央全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全会（两会），领导人逝世（83年一年死了仨）等延长时间。
　　这个节目的片头很有特色，而且改的很频繁（相对新闻联播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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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一下90年的《新闻联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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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解体之后这档节目被叶利钦取消，后于1994年恢复。现在还在俄罗斯国家电视一台准点播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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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是在抄袭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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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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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现在的新闻联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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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CCAV做到了二十年如一日，真正做到了《士兵JJ》里说的：好好活就是不干事，不干事就是好好活。
　　回到1986年。其实戈尔巴乔夫同志的公开化已经开始，1986年的Время已经算是一档相当亲民的采访节目。比如有领导下乡视察和农庄庄员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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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今年能完成计划么？
　　农：我们尽力，总书记同志。
　　戈：不是问你这个，工作当然要尽力啦。
　　农：这天哪，总书记同志，今晚我要和工人们讲话的内容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天气今后100年风调雨顺。
　　戈：哦，不过不管雨顺不顺收成一定要有。
　　农：是，是。
　　戈：哈萨克斯坦的粮食很重要，blablabla……

　　或者非常贴心的观众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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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尊敬的电视观众同志们，在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我们提醒您在晚间保持安静，请将您的电视机、收音机和录音机的声音调小，以免打扰到已经休息的人，另外请注意节水节电节省天然气。

　　以及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怎样保持情绪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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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您好，我是《Время》的，您今天工作情况如何？
　　路人甲：还不错。
　　主持人：西方媒体说基辅在切尔诺贝利之后出现了恐慌？
　　路人甲：没有的事。这个问题真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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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您好，我是《Время》的，节日之后工作情况如何？
　　路人乙：我这两天在协助疏散切尔诺贝利的居民，运输工作组织的很好，我觉得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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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人丙：我们把完成建筑任务当成是切尔诺贝利清理工作的一部分。我们理解在现场工作者的情况。我们和全体苏联人民以及工人们一起保质保量完成工作。我们已经建起了16栋临时房屋给切尔诺贝利工人，剩下的将在8月末建成。

　　还有莫斯科警察抓乱穿马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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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你住哪儿？
　　大妈甲：黑海。
　　警察：啥？黑海？你到底住哪儿？
　　大妈甲：俺们是来旅游的。
　　警察：工作单位？
　　大妈甲：国营农场。
　　警察：为啥乱穿马路？
　　大妈甲：俺们不知道从哪儿穿马路。
　　警察：咋会不知道呢？
　　大妈甲：就是不知道呗（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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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你的工作单位。
　　大叔乙：不告诉你。
　　警察：为啥不告诉我？
　　大叔乙：老子不想说。
　　警察：啥叫不想说？我们可以查出来。
　　大叔乙：要查随便。
　　警察：（指着证件）我会去查这个，让你厂子里把这个记下来然后跟你谈话。你是哪个厂的？
　　大叔乙：二厂（撑不住了）。
　　警察：你上什么班？
　　大叔乙：中班。
　　警察：我们会把罚款单寄到你厂里，然后把你的名字记下来。
　　大叔乙继续装酷中


　　还有数量不多的商品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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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当时，即使是在市场经济的中国也少见的每周质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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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持：安东?巴甫洛维奇，你刚刚造好了第149间公寓，住户们正在搬进来。你感觉干得怎样？
　　安东?巴甫洛维奇：我觉得挺满意。
　　女主持：你认为你的工作质量如何。
　　安东?巴甫洛维奇：我们的工作质量要由住户们评价。
　　女主持：那好我们听一下住户们的意见。这些意见非常普遍。
　　住户：这碗橱门一开就掉，里面连架子板都没有，难道让我们去偷个架子板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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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再看这墙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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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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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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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持：安东?巴甫洛维奇，你现在有什么要说的吗？
　　安东?巴甫洛维奇：没有。

　　总之苏联的电视还是不错的，虽然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的罗莉和正太，但是也有不少可以比较吐槽的地方。如果大家看了享誉世界名震宇宙的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公共台的节目（宇宙人：……）还不满意的话，请直接打开电视机，拨到中央一套，等钟声敲过晚上七点，敬请继续欣赏……

]]>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01029442162 10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01029442162 Mon, 29 Nov 2010 16:42:16 +0800 2011-09-23T20:02:00+08:00 <![CDATA[蒙古新纳粹领袖访谈]]>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01026440257

          专访“达亚尔蒙古”组织核心成员

   “作为蒙古很负责任的男人，我们应该出面”

蒙古新纳粹领袖访谈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蒙古一家新纳粹主题餐厅
蒙古新纳粹领袖访谈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蒙古新纳粹领袖访谈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蒙古新纳粹领袖访谈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蒙古达亚尔组织一个下属分支机构成员
蒙古新纳粹领袖访谈 - 魔鬼教官 -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黄章晋
 蒙古达亚尔组织领袖巴亚姆巴图尔噶

文 记者 周宇  段宇宏

 

 10月5日中午1点10分，距《凤凰周刊》记者离开蒙古还剩最后几个小时，有“蒙古新纳粹”之称的“达亚尔蒙古”终于现身，两位核心成员抵达乌兰巴托ANSAN酒店。

 约定的时间是中午1点30分，《凤凰周刊》记者在蒙古两周采访中，他们是惟一不迟到的人。

 对中国人来说，“达亚尔蒙古”这个显赫而又神秘的组织，除了遭其殴打和警告，几乎没有任何交道接触的机会。为探寻该组织面目，《凤凰周刊》用各种渠道反复联系沟通，得到的答复均是“不愿见任何中国人”。

 接连挫败，让本刊记者私下抱怨，“连两个中国普通人都不敢见，他们有种么？”此话激起当地一位临时充任翻译的女学生的义愤，她不断电话、短信，希望他们能为蒙古男人争回脸面，依然无果。

 不过就在记者订好机票，准备动身时，转机意外出现。据称“达亚尔蒙古”的核心成员中，两位比较温和的愿意接受采访，但中间人对他们的姓名、身份一无所知。为避免麻烦，本刊记者特意找来一位男性翻译，但那位蒙古女学生，执意要在现场亲睹他们的“风采”，尽管她有可能因与中国记者在一起而遭剃头的危险。

面容冷峻、身材高大魁梧的两位“达亚尔蒙古”出现酒店时，空气为之凝固。二人均三十出头，身高均超过180CM，浑身装扮一丝不苟，像准备登上露天大舞台的摇滚歌星，又带有强烈军人气场：一位身着黑夹克，额扎黑丝巾，蓄披肩长发，另一位身着浅色夹克，梳大背头；除胸前硕大而银光闪闪的“卐”字项链外，两人厚底皮鞋上均缝有一个巨大而清晰的皮质“卐”标志。

 两位“达亚尔蒙古”对微笑着迎在门口的记者和翻译只略微点了下头，便径直步入客房，端坐沙发上。还未开口，二人环视了一下四周，迅速发现问题：酒店双人床的床头柜上，像蒙古所有酒店一样备有安全套。黑衣人手臂一伸，命令男翻译立即把这个“东西”从他们眼前拿开。

 翻译被要求把所有问题当面先念一遍，他们要商量后才决定是否接受采访，至于他们个人的身份，以及他们的组织，一概拒绝回答，他们仅是代表组织与中国记者交谈。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采访过程中，长发黑衣人始终一脸严肃，没有任何笑意，浅色大背头，只在与同伴商量时，才有过两次豪迈爽朗的笑声。

 对中国记者，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眼神交流，一切拍照要求统统回答“不行”。对一旁围观的那位蒙古女学生，则始终视若无物。采访结束，两人走出客房后，只与男翻译握手道别，并对他慰勉几句，随即大步走出酒店，登上轿车转瞬离去。

 

 

凤凰周刊：请简单介绍达亚尔创办和发展的历程。

达亚尔：达亚尔成立于13年前，是根据蒙古国法律成立的合法NGO。董事会当时5名成员，5个人下面有9个助理。从那之后达亚尔从未间断，一直延续。

直至今日，14个人一直没有变化。不同的是现在有了专门的对外交流部门。与外界的交往更开阔了一些。至于会员和支持者的具体数字，是从不对外公开的机密。

 

凤凰周刊：达亚尔与蒙古其他类似组织的交流情况如何？

达亚尔：蒙古有类似目的的组织的成员，很多都是从达亚尔出去。所以一直都有关系和交流。我们做事的时候互相商量，就像一个国家的不同部门一样。达亚尔其中的是领先者。我们之间观点没有分歧，目的相同，只是在不同领域做事。

 

凤凰周刊：13年前什么样的想法令你们创办了这样的组织？

达亚尔：13年前是出于什么目的、为何建立了组织以及到现在发生的事情，都不属于我们该说的范围。所以我们不能回答。

 

凤凰周刊：现在达亚尔的目标是什么？

达亚尔：现在目的很明确，不管哪国人来蒙古，一旦发生不合法行为、不入乡随俗，达亚尔会去当面解决问题。

 

凤凰周刊：以什么样的方式出面？如何解决？

达亚尔：达亚尔出面的次数很多，每次情况都不一样，会看清楚再处理。首先是用法律手段，或是出具书面通知等。如果这样的方式得不得尊重，我们会采取其他手段解决问题。但我们不会使用暴力，会使用合法的手段。

 

凤凰周刊：外国人在蒙古主要有哪些不合法行为？

达亚尔：首先，外国人来到蒙古，蒙古人会当成客人对待。但外国人是客人不是主人，因此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不可以做。比如有些中国人在蒙古开饭店，对蒙古人不友好，他们没有资格强迫蒙古人吃、不吃就叫你滚。据了解，餐饮业、建筑业只要老板是中国人，几乎都不遵守法律。作为客人，他们应该尊重蒙古的习俗、警察和法律。比如来蒙古打工，肯定要先签订劳动合同并遵守。如果合同与蒙古的法律冲突，就应该按照法律执行。但很多中国老板、打工者不予遵守。

 

凤凰周刊：达亚尔董事会成员的文化程度，知识结构，社会身份如何？有没有学习法律的人？

达亚尔：14人中，有3人是公开的，可以对外交流。其他人是不公开的。有些成员是学法律的，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才会存在。

  

凤凰周刊：14个人中，观点有没有分歧，比如对待中国人的态度有没有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区别，以及对待暴力的态度有没有分歧？

达亚尔：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们的观点没有任何冲突。其次，我们的观点是，不管哪国人，来蒙古都要遵守法律，否则就出面。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很多人以为，达亚尔针对中国人，其实不是。原因可能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太多，文化水平不高。

 

凤凰周刊：是否意味着达亚尔并不反对合法的外国投资？

达亚尔：如果遵守蒙古法律和习俗，我们很欢迎外国投资。蒙古不是封闭的，有自己的文化、宪法、语言。为什么有时有暴力事件发生？就因为他们不遵守法律。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文化程度太低。甚至有人认为一些世上少有的文化程度低的人来到了蒙古。他们对其他人不尊重，特别是对女人。作为蒙古很负责任的男人，我们应该出面。

 

凤凰周刊：怎么看待蒙古存在的社会问题比如官员腐败、一些人懒惰不愿工作等，有没有想过改变？

达亚尔：13年以来，我们从未对蒙古政府做过任何事情。如果我们不认同政府所做的事，也不会做现在这些事情。

 

凤凰周刊：达亚尔选择了纳粹标志作为自己的标志，有没有想过这个标志会影响达亚尔甚至蒙古的形象？

达亚尔：（两人先后郑重而缓慢地将胸前厚约1CM的银色“卐”徽章托在掌中，在回答过程中，凝视着徽章，表情逐渐散发出奇异的光辉，犹如信徒举起圣杯般沉醉虔诚）如果把标志的意思全面介绍，时间不够。我们认为希特勒当年使用这一标志的方式以及所做的事情是不应该的，走向了坏的方向。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一标志来自蒙古祖先的创造，甚至有人认为是成吉思汗用过。这一标志本来的意思非常好，是蒙古天象标志，很难形容。

 我们的思想与希特勒无关，根据天文学家的说法，北斗七星，从第四颗星旋转90度，类似这一标志，我们认为这一标志与天象有关。这一标志从不同角度看，含义不同。顺时针旋转，表达力量；逆时针方向，表达和平。

 

凤凰周刊：有没有统计过处理过的各个国家来蒙古人员情况的数据？其中多少事件需要使用暴力来处理？

达亚尔：根据印象，很多犯罪的人，90-95%是中国人。第二是韩国人，其他国家很少。具体处理方式，没有看到相关数字。

 

凤凰周刊：有没有具体的外国人不守法的例子？

达亚尔：2000年至今发生过3起相似案件。都是中国人在大学附近施工，大学女学生回家路上，被工人们拖到工地上轮奸，杀死后混进了正在施工的混凝土之中。另一案例是，在中国人开的砖厂，一个女大学生被奸杀后焚烧在炉子里。也有一些案例，找不到嫌疑人。有时候即使找到了，嫌疑人跑进了中国大使馆不出来，作为避难所。所以本来在蒙古土地上出现的案子，现在变成了国际事件。

 

凤凰周刊：上述事件中达亚尔有没有出面？

达亚尔：初步调查中，我们出面。但最后的处理由法律机关决定，我们不参与。

 

凤凰周刊：还有其他例子吗？

达亚尔：比如开饭店，按照法律对招牌的书写有所要求：不管合资、外资，应该用蒙语。非要用外语，不能超过招牌的1/4，并且只能使用英文和拉丁文。但中国人不遵守。6年前几乎所有中国饭店用中文招牌。我们提醒过他们有这样的法律规定，但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几乎没有人听从我们的提醒。达亚尔只能配合警察一起去拿掉他们的招牌，这是合法的。现在很多人会接受我们的要求。

 

凤凰周刊：你们有没有去过中国？有没有见过印象还不错的中国人？

达亚尔：蒙古有很多好的景点。按照传统，如果没有走遍蒙古，是不出国的。因此我们没去过中国。我们两人，其中一个从未见过不错的中国人，另一个见过一两个好的中国人。现在看来，大部分蒙古人对中国人印象不会好。

 

凤凰周刊：有没有试图影响政府，比如写报告给政府？政府有没有找达亚尔商谈过？

达亚尔（两人经过一番商量）：这一问题不予回答。但我们曾有提议要求规范外国人的行为。以法律为例，蒙古有法律规范建筑行业工人比例，要求本国工人和外国工人比例是9:1，但一直没有实现（外国人没有做到）。我们一直在为此而努力奋斗。

 

凤凰周刊：很多外国企业来蒙古投资后发现，蒙古工人太少，且技术达不到要求，于是和蒙古政府商量多招一些外国工人。这个问题达亚尔有没有考虑过，如何解决？

达亚尔：我们认为外企来蒙古提供给蒙古人的就业机会不多，蒙古人通常只能做最差的工作。一些外国人以技术人员的名义来打工，但谈不上有什么技术。

 拿中国企业来说，好像没有中国企业培养蒙古的人才，提高他们的技术、文化水平，没有人做可持续发展的事情。比如在蒙古开矿，也不会按照蒙古的法律去恢复环境。乌兰巴托周围有不少砖厂，根据蒙古法律，砖厂、钢铁厂不应该建在城市附近。政府专门安排过远离城市的地方，但中国人不愿意去，非要在城市边上。我们在前2、3年找过几家非法的钢铁厂，和警察一起去关闭。

 

凤凰周刊：在你们看来，现在中国人违法现象是有所减少还是增加？

达亚尔：最近5年中国人违反法律越来越厉害，对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在增加。以前我们写封信去提醒，有人不接受、不回答，但有人也会接受。现在有人会和警察打起来。警察向他们提出要求，几十个人会打警察。

 最近发生冲突的蒙古技术监督局大楼工地。工人们第一天打的是旁边工地的保安，第二天保安去找警察，工人们打了两个警察。第三天被打的警察找了上一级，开车来了几个警察，工人们不仅打了警察，还砸了警车。

 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和我们类似的一个组织的4、5个人去那里观察。工人又打了他们。就因为这件事，导致很多普通蒙古人对中国产生很不好的印象，一些年轻人在街上见到中国人就打。

 被打的两位警察现在韩国治疗，组织成员也在医院治疗，其中一位可能会失去工作能力。

 

凤凰周刊：互联网上流传的蒙古女人因为和外国男子发生关系而被剃掉头发的视频，和你们有关吗？

达亚尔：我们并不反对蒙古女性和外国人正常交往，但是反对妓女和外国人发生混乱的关系。剃掉头发的这件事和我们有关，但我们不可能说出剃头者的名字。我们也不会因为第一次发现这个女人和外国人发生关系就会剃掉她的头发，而是连续发生多次了才会剃。

 

凤凰周刊：你们的装扮非常有特色，我们想给你们拍照，是否可以？

达亚尔：不可以。

 

凤凰周刊：我们不拍你们，只拍你们的徽章，这样是否可以？

达亚尔：不可以。网上有，你们自己找。

 

凤凰周刊：你们有专职人员吗？达亚尔的资金来自哪里？

达亚尔：我们小部分人是做专职的工作，大部分人做自己的工作和生意。达亚尔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支持达亚尔的蒙古人的资助。

 

凤凰周刊：有没有其他想要表达的问题？

达亚尔：我们认为，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应该做自己的工作，有责任和义务向来蒙古打工、投资、开饭店的人介绍蒙古最简单的法律，明确告诉他们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但这样的工作他们没有做好，导致蒙古人反感中国人。

 

 

 以上对达亚尔的专访不代表本刊支持该组织的观点。其中列举的中国人杀人的极端事例亦并非事实（见前篇报道《工地冲突背后的蒙古民族主义》），并且已被驻蒙古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蒙古华侨多次驳斥，认为传闻本身违反常识。

更多相关报道，详见《凤凰周刊》第3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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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01026440257 27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01026440257 Fri, 26 Nov 2010 16:58:26 +0800 2011-09-23T20:58:39+08:00 <![CDATA[蒙古：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身]]> http://tbmhx.blog.163.com/blog/static/26291282010102462128625

 

谈到蒙古，多数中国人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因为辛亥革命时，蒙古才从中国分离出去，它是近代中国那段积弱落后遭人宰割历史的产物和象征。另一方面，蒙古又是一个陌生的邻居，它曾长期紧跟苏联，与中国为敌，是苏联百万重兵威胁中国的集结地之一。

苏东巨变后，蒙古令人惊叹地成为政治转型最快且最稳健的国家之一。转型20年来，蒙古的转型之路走得怎样？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因为这场历史性的改革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有着怎样的现状？

在与中国隔绝往来几十年后，蒙古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开始迅速频繁密切起来。但在两国渐行渐近之后，蒙古社会却传出民间反华排华的不和谐声音。这些声音来自何方？蒙古对中国的重要性究竟如何？

如上种种，是我们这个专题想要告诉读者的。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身

提要：虽然1980年代末，蒙古紧跟苏联开始其政治转型，并因缘际会成为前苏东阵营中政治转型最平稳顺利的国家；但蒙古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在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经济基础，从来不曾有真正的充分发育，甚至缺少独立管理自己国家的能力和经验，相比之下，蒙古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来得远算不上成功。

 

文 记者  段宇宏  周宇



　　“我准备写一本书，把蒙古这几十年的历史梳理一遍。”

　　也许没有人比包尔德·巴特尔更适合这项工作，这位前蒙古人民革命党（也称蒙古共产党）的第二书记，今天是国家宪法法院现任“九大长老”之一，同时兼任国立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作为一个具有声望的政治家和历史学者，蒙古各高校的蒙古史教材多出自于他之手。

　　1990年，“蒙古共产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发起了一场“把现代民主模式与我国特点相结合”的政治体制转型。一夜之间，蒙古实行多党制，并于同年举行了首次民主选举，首任民选总统诞生。

　　蒙古的政治转型在前苏东阵营中被视为典范。转型至今的20年间，蒙古经历了四次总统大选、五次国会大选，有过政党轮替，但原执政党人民革命党却能在大多数选举中稳胜，保持执政地位，却也算前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一道奇景。

　　谈及蒙古的制度转型，巴特尔不忘对《凤凰周刊》记者强调：“蒙古能和平转型，人民革命党是核心领导力量和最大推动者，并不似今天很多人所说那样，功劳全归于民主党。”在对蒙古自由民主制度深感自豪的同时，巴特尔也对当下的社会弊病痛心疾首。


　　【第16个加盟共和国】


　　在国歌中，曾特意强调邻国执政党的伟大并歌颂其两任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这样奇特的国家，世界上也许只有蒙古一个，而国歌中“对世界上所有正义之国，我国都愿加强联系合作”被戏称：这个“所有正义之国”是且仅仅是苏联。

　　而苏联的国歌则为《牢不可破的联盟》。蒙古变革前，蒙古就一直被视为苏联的“不加盟共和国”或“第‘十六’加盟共和国”（苏联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戈尔巴乔夫就说过，苏联和蒙古“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我国政府各部门压根儿把蒙古人民共和国一向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有些政治家，包括蒙方，郑重提出过蒙古并入苏联问题。”

　　蒙古作为“牢不可破的联盟”中的一个非正式成员，来得甚至比苏联的某些加盟共和国历史更久。

　　1911年12月29日，外蒙在沙俄策划支持下宣布独立，但沙俄还来不及吞下这个到嘴的果子，“一战”爆发，接着又是“十月革命”。待内战结束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才腾出手来打理沙俄遗产。

　　1921年，苏联红军在蒙古扶持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虽然不被国际承认，但苏联对它的改造也绝不含糊，它不但政治经济模式完全照搬苏联，甚至连政治斗争模式和步调都如出一辙：1926-1928年，斯大林在苏联清洗民族主义分子，蒙古也清洗民族主义分子；1929年斯大林推行集体化并导致大规模叛乱，蒙古也集体化也大规模叛乱，苏联大饥荒，蒙古也大饥荒，斯大林清党，蒙古清党，斯大林大清洗，蒙古大清洗——在消灭本国人口方面，蒙古人民革命党取得的成就，按人口比例并不逊色苏联。

　　到了二战结束时，蒙古是否正式加盟苏维埃大家庭已不重要，因为它早已完成了“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意识形态上完全效忠苏联，政治上完全仿效苏联”的全面改造。

　　蒙古的全面“苏联化”，首先体现在党的苏联化：人民革命党的重要干部都必须在苏联学习培训（三分之二的省委书记毕业于苏联中央党校），谁得到莫斯科青睐，谁就能在党内脱颖而出。谁有苏联背景或苏联妻子，谁就有了快速上升的重要资本。泽登巴尔能成为蒙古第二代领导核心，多少因为他的岳父是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将军，而蒙古的中层干部中，娶苏联人为妻者高达20%。

　　其次，在苏联同志的无微不至的帮助下，蒙古社会完成了彻底的文化和社会改造：语言上大量吸收俄文词汇，文字上斯拉夫文代替了蒙古文，服饰上苏式服装替代了蒙古长袍，饮食上俄式西餐在城市推广，历史上成吉思汗被抹掉，宗教上上层喇嘛被集体枪决、中下层僧侣被强制还俗……一句话，除了人们的长相和语言，蒙古与苏联已无区别。

　　当然，蒙古政治上的高度依附，苏联并非全无代价。虽然蒙古自1920年代后向苏联源源不断提供了肉、皮毛、矿产等大量物资，尤其是二战时蒙古向苏联捐输了远超实力的金钱和物资，为战争贡献不菲（其中黄金300公斤、美元10万、马匹50万），但1948年，苏联从二战中缓过劲来，便开始大力回馈这位贴心的小兄弟。1968年蒙古被拉入“经互会”这个温暖大家庭后，得到的经济实惠就更多，它一半的国家收入直接来自援助。

　　本质上，“经互会”这个高度封闭的计划体制，对各主要参与国来说是一种双输选择：东欧各工业国不满自己被安排的分工，同时抱怨苏联用质量低劣的工业设备盘剥自己，而苏联则抱怨自己的工业品和原料低于国际价格是亏本买卖。尽管1960年代，有蒙古领导人质疑加入“经互会”是否合算，但事实表明，对蒙古、朝鲜、古巴等少数国家来说，“经互会”的确是一个奶妈。

　　从1960年代起，蒙古由单一的畜牧业国逐渐变成拥有矿业、动力、燃料等工业体系的现代工业国，工业产值由由1940年的12.77%上升到1980年的42.5%。城市人口比重从1956年的21%上升到1989年的55.7%。

　　但上述成绩并非蒙古的骄傲资本。蒙古的牲畜存栏数量，从清末到民主化转型前夜，整整一个世纪都在一个很小的区间内浮动，集体化期间还曾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大牲畜。蒙古的工业体系，非由自身传统畜牧业积累而来，只不过是作为温顺的不加盟共和国，获得苏联特殊关爱的结果。当然这个照顾也有中国的一份，在中苏交恶前，中国即向蒙古提供了4.6亿卢布的援助。

　　苏联对蒙古的援助主要为优惠贷款和直接援助，此外，由于自家兄弟贸易往来不必钱货两讫，蒙古逐渐欠下经互会各国的巨额债务，仅苏联解体时，蒙古对苏联就有117亿转账卢布的债务。欠“大哥”的钱甚至是不必还的，2003年底俄罗斯宣布免除其中的98%。

　　进入1980年代，苏联和其他“经互会”国家对蒙古的主要援助形式是“交钥匙工程”：你几乎不用做任何努力，一切由兄弟国家包办。它使蒙古加剧了依赖，完全不曾学会这些现代工业项目的基本管理和运行，其灾难性后果要在若干年后才会显现。

　　考虑到1990年蒙古人口仅有215万，上述天文数字般的贷款和援助，足够帮蒙古在草原戈壁上堆出一个工业化来。

　　虽然蒙古的商店里除了蜡烛和盐外，别无他物，但比起苏东阵营的其他国家，人们不必为肉蛋奶等食品去浪费时间排队或挖空心思走后门。于是，像千百年前的祖先一样，蒙古人不缺肉吃不缺奶喝。

　　蒙古不像东欧国家有过物资丰富的记忆，不像他们知道隔壁资本主义的橱窗里琳琅满目。自清代并入中国版图起，蒙古人几乎就中断了商品经济的历史——相比之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只中断了30年的商品记忆，而在苏联，被中断的历史记忆长则70年，在东欧则为45年。当这些国家先后打开市场经济的大门时，这一历史记忆的长短和有无，成为一笔对其市场经济转型成败具决定意义的文化财富。

　　转型前的蒙古，就物质而言，不消说是人人平等而基本满足的——除了大约三四千个特权家庭有极高收入，可以通过内部特供商店弄到各种普通蒙古人根本没见过、也不曾知道的消费品。他们惟一的不满，是自由的匮乏和对专政的恐惧。即使是1962年的“政治小阳春时期”，蒙古中央宣传部长铁木尔奥其尔在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时主张举办纪念活动，也惹得苏联大发雷霆，蒙古人民革命党党中央第一书记泽登巴尔立即谴责：“成吉思汗是一位恐怖主义份子，不是民族英雄。”这位宣传部长被解除一切职务。


　　【老大哥送来的政治转型】


　　反讽的是，向民主化转型的政治变革，同样是苏联向蒙古主动输入的。

　　1984年8月，68岁的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这位任期经过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个时代的政坛常青树，在苏联授意下，因为“年龄过高”被解除总书记和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职位。时年58岁的巴特蒙赫担任总书记。继任的领导集团，大多是拥有苏联博士、副博士(苏式学位制度，无硕士，副博士相当于硕士)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无疑为其后的顺利转型扫清了障碍。

　　1985年3月，54岁、精力充沛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在国内掀起改革风潮。从来脚步紧跟“正义之国”的蒙古，也迅速拐进了政治转型的快车道。

　　包尔德·巴特尔是人民革命党内最早思想解放的一批年轻人。1979年， 31岁的巴特尔在苏联社科院攻读副博士时，还是思想“非常单纯”的青年，他的导师悄悄塞给他一些书籍和文章，这些来自苏联异议人士或西方左翼民主社会主义读物，对巴特尔造成巨大震撼。

　　而曾为著名作家的蒙古通讯社社长巴桑苏仁当年原本认为“整天写工人、医生、牧民如何把生涯献给社会，是记者职责所在；上级随意删改稿件、不经主管审批新闻不得刊发，也没有什么不对；新闻自由就是保护人民利益，或是保护党的政策、原则”，但在去了苏东和日本等不同阵营国家后，突然意识到本国原来是有马克思所说的新闻审查制度的。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官方媒体突然出现了批评政府的声音。巴特尔等人立即心领神会：“看来我是正确的，戈尔巴乔夫和我想的一样。”巴特尔成为当时在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和蒙古总工会机关报《劳动报》积极撰文抨击官僚主义、呼吁民主的主力。

　　尽管巴特尔的出格言论引来蒙古“国安”的同志找他喝茶谈话，但善意提醒后的默契共识却不言而喻：“天还没亮，说话注意点。”巴桑苏仁认为，媒体和知识界对当时的变革起了奠基和催化作用。

    曾有作家因小说中记载苏联军车压死人扬长而去，结果因“侮辱俄罗斯人”被开除公职；有作家因书中提到成吉思汗，出版被停止……这些民族意识与文化上的压抑、政治不独立带来的个体不自由，使得变革思想很容易征服蒙古精英阶层。

    1985年，苏蒙两国政府打算在有“瑞士风光”之称的库苏古尔湖附近开发矿藏，两国新闻界认为它会污染库苏古尔湖，同时会导致蒙古断水，贝加尔湖也将不保（贝湖水大部分自库湖灌入），发起共同的揭露与抗议活动，结果赢得两国民众支持，最后两国政府居然妥协，放弃开发协议。

　　参与此事的巴桑苏仁认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令他永生难忘的“大胜利”。他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带着自己的助手翻译《人权宣言》和《美国新闻记者守则》，广为传播。他们的确很快羸来另一次胜利。1986年，驻各媒体的审查机构撤销，“他们搬走了，我们搬进了他们宽敞的办公室！”

　　1988年，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放弃对各“卫星国”的内政干涉，要求各执政党拿出决心改革，获取本国人民真正的支持，而不是依靠苏联的武力庇护。

　　第二年，苏联启动从蒙古撤军。


　　【自己决定命运的时刻】


　　苏联老大哥决定彻底撒手不管，蒙古人的命运第一次由自己掌握。

　　1989年12月10日，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出现了非官方组织的群众游行，这是半个多世纪里的第一次。青年人喊着口号、散发传单要求民主改革。受此影响，全国各地陆续爆发规模不等的游行。

　　尽管总书记巴特蒙赫等人显示出与前代领导人明显不同的宽容与开明，但这样的局面，没有任何人经历过。

　　历史舞台呼唤新的英雄。于是，28岁的卓力格应声出场。

　　卓力格，时为蒙古国立大学科学共产主义课程的青年讲师，外祖父是俄罗斯地理学家，死于乔巴山时代的大清洗。1988年卓力格建立名为“新一代”的持不同政见地下青年团体，传播改革和民主思想。

　　柏林墙倒塌一个月后的1989年12月，卓力格领导成立蒙古建国后的第一个反对派组织——蒙古民主联盟（今蒙古第二大党民主党的前身），宣称该组织有成员4万，支持者10万人。

　　在12月17日的集会上，卓力格明确提出联盟章程和纲领，要求“全面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允许各组织存在”，要求“同苏联、中国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时要求推行自由市场经济。

　　1990年1月12日，卓力格们无视游行集会的禁令，在苏赫巴托广场发起抗争活动，要求实行多党制，建立独立的经济和“向人民讲出蒙古人民革命党沾染着鲜血的历史”。参与者由数百积极分子迅速发展成7000余众。

　　2月18日，民主联盟举行首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蒙古民主党，其指导纲领是“马克思主义”。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巴图蒙赫向大会发去贺信，并为他们提供会场，允许对大会进行实况转播。反对党似未领情，仍然做了对蒙古人民革命党提出激烈批评和指控的报告。

　　因全国局势持续动荡，人民革命党高层决定派兵清理广场，恢复秩序。战士们在执行任务时，与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发生拉扯打斗，人群一时剑拔弩张，卓力格当机立断，立即站到几个同志的肩膀上，拿起喇叭声嘶力竭呼吁激动的民众冷静，坚决不可使用暴力。

　　时间在这一刻凝固，全场情绪迅速平静。一场大规模流血冲突被阻止，悲剧未在蒙古重演。

　　这个被抓拍下来的历史瞬间，从此成为蒙古和平民主革命的象征。这几分钟影响了蒙古今后的进程。卓力格一跃成为蒙古家喻户晓的政治领袖。

　　今天，乌兰巴托中央邮局门口的街中心，立着一尊卓力格的铜像，他被誉为“蒙古民主之父”。

    人民革命党在大时代面前并非无所作为。1986年5月的第19次代表大会后，改革早已是全党共识。但全国持续的抗议，让人民革命党倍感压力，内部分化也日益严重。公安部长吉姆萨森吉夫、国防部长莫罗扎姆茨纷纷表态，反对武力弹压，要警察和军队中立。

　　1990年3月，苏和巴托广场上的游行已发展为绝食，抗议者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辞职。党被迫紧急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经协商，巴图蒙赫因“反应迟钝、拖延改革”，率领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集体辞职，元老贡布扎布?奥其尔巴特接替总书记一职。

　　党的新领导班子宣布，今后的任务是“坚决深化改革”，将蒙古从苏式社会主义制度转入多党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响应人民清算历史的强烈呼声，下台后一直侨居苏联的泽登巴尔被开除党籍，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亦被剥夺。

　　1990年5月，蒙古修订宪法，删除“一党专政”条文，正式开放党禁。6月，人民革命党依法重新登记注册。令人意外的是，人民革命党在应对危机的特别大会结束后，居然吸纳了近7000新党员，此后党员数量不降反增。

　　1990年7月，蒙古国首次由多党参加的大呼拉尔选举揭晓：执政的人民革命党以85%的席次获得压倒性胜利（422名代表席获357名）。

　　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人民革命党的领导层皆为民望极高的学者、作家，对选战极为有利。而各新兴党派候选人大多初生牛犊，组织能力、基层布局、人脉威望皆有待提升，老百姓支持他们争民主，但对他们执政能力则持观望态度。此外，反对党缺乏同质政党的整合，力量分散，选战不利自是必然。

　　9月，由大呼拉尔选出人民革命党籍的总统彭萨勒玛?奥其尔巴特。

　　人民革命党和它的国家一起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历史的危机时刻。


　　【伟大的妥协】


　　在苏联庇护下独享了近70年权力的人民革命党，在1990年7月的大呼拉尔选举中获胜后，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为缓和各种政治力量的矛盾冲突，放弃了单独组阁的机会，吸纳了各党派联合力量组成第一届民选政府。

　　事实上，人民革命党权力传承到1980年代时，中高领导层几乎全为高知阶层，往往又是蒙古知名的各力量学者，与党内外年轻政治领袖之间有师生之谊，彼此戒备心低，信任感强，对改革进程有着极其微妙的正面影响。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笼罩在蒙古人头顶上那片北方的阴云完全解除，改革进程突飞猛进。

    两个月后，在奥其尔巴特领导下，制订出蒙古第四部宪法。这部宪法明确宣布保障人权和自由，抛弃之前宪法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为强调“民主主义政治”；此后总统由直选产生，呼拉尔席次缩至76席；同年更改国旗国徽国号，修改国歌歌词，一切皆为体现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色彩，正式告别“苏蒙共产主义时代”。

　　那段时间，任人民革命党中央部书记的巴特尔跟党内外反对派领袖们夜以继日沟通，“经常我们开完会，天都快亮了”。当时党的总书记已由哲学家达世?江东继任，以他为首的核心层每天都在思索党和国家的前途。

    “国家走到一个生死关头，一着不慎都可引起分裂动荡。”巴特尔回忆道。

　　1992年新宪法公布后的国会大选中，人民革命党再度得胜，获76席中的71席。

　　但这次人民革命党席位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占93.4%），并非民意的准确体现，因为26个复数选区全额连记法选制下，不易形成两党制，造成反对党过于分散，故人民革命党以56.9%的选票却赢得了93.4％的席位。

　　有趣的是，1993年蒙古首次总统直选，人民革命党提名图德夫作为候选人，卸任总统奥其尔巴特与需要一个有名望的候选人的社会民主党一拍即合：奥其尔巴特退出人民革命党，投奔社民党。结果，奥其尔巴特战胜图德夫，高票当选总统。

　　议会选举让人民革命党胜，总统选举让民主党胜，“我们蒙古百姓似乎很懂得制衡的道理”，巴特尔笑着说。这样的情况，此后屡见不鲜。

　　异常顺利的政治转型，甚至造就了某种宽容的政治和解氛围：声名狼藉的前总书记泽登巴尔很快又被恢复党籍，而在广场危机时因表现不佳而辞职的前总书记巴图蒙赫，一度被留党察看，也很快被恢复名誉。

　　为使蒙古尽快形成稳定的政党生态，在时任总统奥其尔巴特和反对党的催生下，1996年，蒙古通过选举法修正案，将26个复数选区改为72个单一选区，大幅压缩了小党的生存空间，迫使反对党整合。结果在当年的选举中，由蒙古民族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绿党等结盟组成的民主联盟战胜了人民革命党，实现了蒙古的第一次政党轮替。


　　【蒙古大夫的休克疗法】


　　比起政治转型，经济问题才是真正考验蒙古社会的最大难题。

　　作为一个经济体，蒙古不过是苏联这个大型组装厂的一个小车间，对外贸易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100%，世界罕见，而对苏贸易则占80%。

　　苏联1980年代末因自顾不暇开始减少对蒙各项援助，接着一夜之间解体，完全依赖苏联血管才能完成经济循环的蒙古，遭此重创，经济从1990年开始剧烈下行，到1993年方到谷底。

　　对外贸易，1993年比1989年下降了60%；对苏贸易，1991年比1989年下降了70%。遭遇打击最沉重的，无疑是其工业，自1990年，每年递减额20.77%，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其次是仰赖苏联物质供应体系的种植业，因机械、燃料、化肥等基本生产资料供给的中断，1995年，谷物的产量不足1989年的1/3。

　　而当年的“交钥匙工程”在苏联专家们走后，变成了“断奶工程”。早期进入蒙古的中国建设者们发现，蒙古人甚至分不清建筑物内各种管道的用途。乌兰巴托的男人们似乎还不适应如何去工作。中国施工队在建设，一大群蒙古人围观。

　　蒙古经济转型为人诟病最多的，还是暴风骤雨般的私有化方式。

　　1991年1月15日，蒙古国政府决定将60%的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定价，由于这个国家经济几乎瘫痪，并且，蒙古不像苏联人只是忘记市场经济好多年，而是压根就不曾有过，价格信号并未如期刺激生产，蒙古遂很快成为世界通货膨胀率最高的10个国家之一。

　　蒙古需要私有化，但几乎没有人懂经济，尤其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于是Naidansurengiin Zholzharga这个关键先生及时出现了。

　　Zholzhargal是担当这一历史重任的不二人选：他父亲是蒙古前商务部长，母亲是前财政部长，哥哥是中央银行行长。Zholzhargal本人曾在匈牙利留学，但这段经历让他对计划经济彻底失望并对市场经济产生了兴趣。

　　1989年，供职于蒙古中央银行的Zholzhargal因为一个联合国项目的资助，得以在美国待了半年，并在那里有机会学习西方经济。

　　在Zholzhargal看来，蒙古国这个经济体毫无疑问是病了，病得很重，需要一个根本性的治疗方案。于是，Zholzhargal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与几个哈佛大学毕业生朋友，在一间屋子里闭门造车地制定了蒙古私有化方案。

　　此时，这位年轻的“蒙古大夫”只有27岁。

　　Zholzhargal的方案最初形式被认为是采用了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采用的“投资权力证书”。这种证书将国有资产按1万图（蒙古的货币单位）面值分为1股，平均地向蒙古每个公民发放。投资权力证书的最初动机是将国有资产快速、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蒙古公民。

　　1991年5月31日，蒙古国小呼拉尔通过《财产私有化法》，除铁路、航空、有点、矿山工业等国民经济核心部门外，对当时国有固定资产的44%通过向公民发放“投资产权证书”的途径私有化。

　　私有化的第一阶段，是服务业和其他小企业的私有化，每人领到一张粉色的券，上面印着有成吉思汗发头像，可以竞购牲口、小商店和其他小企业；第二阶段，是确立私有制在国家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人们领到一张蓝色券，可以购买工业企业的股票。

　　Zholzhargal坚持认为，缓慢变革会产生腐败，只有快速推进的“休克疗法”才能将国有资产快速、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蒙古公民，从而实现私有化。但Zholzhargal没想到，“快”同样可以导致腐败，而且能快使得普通民众更无还手之力。

　　在蒙古，善于经营管理、富有责任感的企业家群体不存在，强大的市场、法律约束机制和廉正高校的政府同样不存在。由于没有成熟的资本市场、证券股票市场、健全的法律体系，权力证书持有者实际无法约束和监督企业，企业经济阶层很容易使自己成为企业唯一的主人。

　　更糟的是，大部分民间百姓对游戏规则一无所知，甚至对他们解释都无从解释，不但牧民们丢弃股票的现象非常普遍，就连北方某省一位金矿领导及现在蒙古BTV总经理这样的人物，也因为不知道股票该干什么用而把手上的证书弄丢了。

　　丢弃股票的另一原因是，由于没有成熟的证券市场进行流通，股票一开始几乎一文不值。直到1994、1995年间，股票才逐渐涨价，在一个破旧的自由市场门口开始有人站着收购。

　　畜牧业私有化同样因没有成熟合理公平的方案，导致原农牧业合作社的管理阶层及其亲属利用权势，将大量集体财产和牲畜占为己有，公平平均分配的设计方案最终流产。

　　根据1996年的推算，53.75%的牧户拥有的牲畜不足100头只，少数牧户则达到1万头只。

　　不过，蒙古灾难性的经济困境未酿成全面崩溃和社会动乱的惨剧，除了政治转型稳定外，另一原因是其传统畜牧业的支撑。尽管畜牧业私有化过程中，分配并不公平，但牧民的积极性依然被极大调动，1997年比1989年，牲畜总头数增长了近乎1/3，是蒙古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未取得的奇迹，这个数字依然在飙升。

　　更幸运的是，仅有的两个邻居中，北方的邻居撒手不管时，南方的邻居及时找上门来，与蒙古正好形成一种互补：蒙古遍地丢弃无用的废铜烂铁，以及苏军撤退时留下的各种废旧物资，中国商人当作宝贝收购回来；与此同时，中国商人们源源不断输送到蒙古的各种时尚花哨的假冒伪劣商品，正为蒙古人所急需。

　　此外，不能不提的是，苏联老大哥无力庇护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美、德、世行、亚洲开发银行等近40个国家和组织对蒙古紧急援助，在1990-1995的阶段，国际社会对蒙古实际援助累积达9.2亿美元。


　　【贫穷但幸福着】


　　经历过社会转型初期剧烈的经济震荡后，蒙古经济自1993年就开始恢复性的缓慢增长，有段时间搭上矿产品价格上涨的便车，经济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中国。尽管2008年的经济危机重挫蒙古，但其人均GDP早已从1989年时的人均600美元上升到今天的1600美元，与中国已相差不远。

　　今天，蒙古精英普遍认为，蒙古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贪腐低效和全社会的依赖症。

　　尽管蒙古今天的基尼系数还远低于中国，但蒙古国的贫富分化以一种特殊的直观情形让人触目惊心：2000年后，乌兰巴托市睡在下水道、涵洞里无家可归的蒙古人越来越多，在乌兰巴托寒冷的冬季，贴近下水道里的供暖管道能让他们渡过严寒。

　　下水道越聚越多的人群成为一个著名景观，甚至成就了一些国际摄影师的江湖地位：英国摄影师James W. Hill的作品《爱与和平（Ouynaa And Tsetsegee）》获得尼康2002-2003年度国际摄影比赛一等奖，而美国独立摄影师Paula Bronstein的镜头中，下水道居民中出现了18个月大的婴儿。

　　下水道居民的后备大军似乎还在不断增加：失去工作也不愿找工作的酒鬼、游牧到首都附近干脆扎个帐篷住下不走的牧民、被亲人抛弃的流浪儿。1990年代中期的转型中，蒙古地区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经济的不对等逐渐扩大，这导致大规模的农村向城市移民现象，以及失业和贫困。

　　据蒙古政府公布的数字，全国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而根据世行的标准，蒙古则有70%的人仍在贫困线下。不过，在此线下生活的不少蒙古人不但没有一点自怨自艾，甚至幸福、自信溢于言表：“有酒喝有肉吃我怎么算是穷人？”

　　贫穷的原因有多种，但在蒙古，懒惰恐怕是重要因素。

　　懒惰不只是蒙古人留给外国投资者最深刻的印象，在其国内，从前总统奥其尔巴特到议员、学者，几乎所有被《凤凰周刊》采访到的蒙古精英知识分子都提到：蒙古人应该更加勤劳。

　　与懒惰并行的是习惯性酗酒。到目前为止，许多蒙古人依然是有酒有肉，就可以快乐地生活，即使是住在简单的蒙古包里，甚至下水道中。

　　在社会主义时期，蒙古买酒需要凭票，很难如愿。一些酒鬼只好去商场买香水喝，或是闻汽油味来满足酒瘾。转制之后，蒙古人再也不愁买不到酒，酒鬼顿时多了起来。

　　多年前，蒙古国会就通过《同酗酒行为作斗争法》，规定每月第一天严禁卖酒，但歪歪斜斜的醉汉在乌兰巴托随处可见。今年前9个月，这个人口只有270万的国家，刑事案件发生14511起，醉酒犯罪案件同比上升了1.9%。

　　酗酒极大损害了蒙古男人的身体、精神、家庭、人生，甚至是国家经济。这也成为部分蒙古人贫穷的重要原因。

　　一个蒙古人说，有人捡两天垃圾挣来的钱，宁愿买酒喝掉，也不愿意给孩子买面包。流浪汉凑钱买酒喝的情况亦是乌兰巴托的常景。而美国摄影师Paula Bronstein2000年在拍摄下水道里的蒙古人时，拍到了11岁的醉鬼：他醉醺醺地爬回洞口，然后在镜头前酣然如梦。

　　酗酒造成的家庭问题，甚至迫使不少国际慈善机构不得不代为照顾被蒙古男人抛弃的女人和孩子。据乌兰巴托官方2009年统计，该市37%的儿童因家境贫困辍学，每日有1500名儿童流浪街头。

　　蒙古科学院政治研究所主任额尔德尼谈及蒙古社会的懒惰和依赖症时，对今天蒙古两大政党为讨好选民，动辄承诺给每个公民发钱、给公务员加薪的办法极为痛恨。2008年大选，民主党承诺要给每人发100万图（约合人民币5000元），人民革命党则喊价150万图（果然在大选中胜出）。

　　今天，依然有牧民从遥远的牧区骑着马来到乌兰巴托，为的就是要求全部兑现人民革命党竞选时150万图的红包承诺。

　　“除了导致通货膨胀和人民懒惰，（这种承诺）什么作用都没有，”额尔德尼摊着手说。

　　蒙古知识分子们大都对成功转型的民主制度自豪溢于言表，但谈及贪腐低效率，则倍感痛心。

　　蒙古政治转型成功后虽运转经年，但离一个成熟的民主体制尚有相当距离。

　　“民主之父”卓力格在实施新宪后两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998年成为建设部部长。他对政府很多市场化改革措施提出质疑，认为某些方案不公平并将不少人推进贫困线。

　　1998年4月，蒙古因为复兴银行的私有化问题发生府院之争，最后各党达成妥协，商定让卓力格出任总理。没想到，他在10月2日晚被两名凶手入室杀害，凶手逃走前在冰箱里“偷”了一瓶醋一瓶酱。前途无可限量的卓力格意外死去，迷案至今悬而未破。

　　外界揣测，卓力格可能是因为上台会妨碍某些利益集团，才遭此惨祸。他离世后，加深了政治危机，无数人到广场为他做烛光守夜，直到乌兰巴托市长纳兰察茨热勒台被指定为总理才化解。

　　2008年6月，首都再次迎来一场震动：反对者因为不满人民革命党在大选中胜利、指责选举舞弊而游行，但大批流浪汉、酒鬼的加入，使政治游行最终演变为一场骚乱，人民革命党的中央部大楼被人纵火焚毁。

　　胜选的人民革命党再次使出“妥协大法”，获得单独组阁权的人民革命党最终把反对派也拉进来，组成了“联合政府”。

　　这届联合政府似乎解决了以前各派只为反对而反对、导致蒙古各级政府不断扯皮、决策效率低下的问题，但在变成最稳定、最高效的一届政府的同时，又因在联合中实现利益共享，出现了反对党消失、多党合伙腐败的问题。

　　被当地人认为是合伙腐败最直观的戏剧性场面，是蒙古的公路上，左肽车（方向盘在左）和右肽车（方向盘在右）同时乱跑。这一景象被认为是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车被不同的利益集团各自维护、彼此放行的结果。

　　有新闻自由，监督力度够大，为什么用处却不大？尽管新闻媒体不断揭露各种腐败，但平时公共参与度很低的老百姓似乎对此漠不关心。蒙古科学院政治研究所主任额尔德尼对此痛心疾首，但他坚信，随着时间推移，除法制建设之外，加强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公民意识教育，可以逐一改善这些问题。

　　不过，对那些深为本民族陷于依赖症为忧的蒙古精英来说，即将到来的矿业繁荣未必将全是好消息：“荷兰病”（自然资源丰富反而拖累经济发展的一种现象）风险和“挥霍的民粹主义”回归，并非远在天边的一片阴霾。一个尚在谈判中的矿产开发项目还未敲定，预定将会产生的红利已提前派发给选民，这在蒙古并不是新鲜事。


详见《凤凰周刊》第3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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